非洲的国际小学有哪些学校 新西兰初中留学可选哪些学校?怎么进行选择才最为合...

非洲绝大多数国家是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独立起来的，比新中国成立晚十多年，但他们独立后不久就实现了义务教育。注意，国际上说的“义务教育”一定是免费的，就像“义务劳动”和“义务献血”，不收任何费用。而中国直到2008年才实现义务教育全免费，落后非洲几十年。我们不说北部非洲那些比较富裕的国家，就拿南部非洲这些比较贫穷的国家来说，如肯尼亚等国家为所有中小学生提供免费营养午餐、免费住宿，我在非洲看到这些，真感到惭愧。我们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教育投入比例上远远不及非洲，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
埃塞俄比亚是世界上最穷的10个国家之一，但这个国家不但小学和中学早就实现了免费教育，分文不收，教科书都由政府免费提供，连他们的大学也基本上是免费的。我在埃塞俄比亚工作时聘用了一个大学毕业生做秘书，他叫Ashenafi Legesse Aga，毕业于Gondar大学，专业是工商管理，通过他我了解到埃塞俄比亚的大学收费情况。在埃塞俄比亚读大学，不需要学生掏一分钱，教材由政府免费提供，其他费用则由政府垫资，包括饭费120比尔/月(1比尔约合0.8人民币元)，住宿费60 比尔/月，学费50 比尔/月，这些费用共230 比尔/月。一年有10个月的在校时间，一年的费用就是2300 比尔，四年共计9200比尔。这9200比尔只是国家给记着账，等学生毕业找到稳定的工作并连续工作1年半后，国家才开始从工资里逐月扣除这笔费用，10年扣完，平均每月扣77比尔。如果毕业后一直找不到工作，国家则不向学生索回这笔钱。
喀麦隆从小学到大学教育一路免费，大学只收每年5万中非法郎的注册费，约合人民币750元，大致是喀麦隆政府规定的最低月工资。大学校园里的学生宿舍优先提供给女生，宿舍均为单间，两人共用一个卫生间，一年住宿费1万中非法郎，约合人民币150元，这也和住宿免费差不多。在喀麦隆，有的私立学校也免费，国内读者可能难以置信，私立学校是老板自己开办的，免费怎么赚钱，那不是赔了吗?
在国外，很多富人办教育，这和慈善性质是一样的，他们不收学费，用自己做生意赚的钱支付学校的一切费用。外国把教育当事业办，不会从学生身上赚钱。中国把教育当产业办，办教育和开公司一样，想法设法从学生身上抠钱。外国人有钱办教育，中国人办教育就有钱。这就是中国与外国教育理念的根本区别。
国人对非洲的普遍印象可能就是战乱、饥荒、贫穷，那是一种误导。非洲有穷人也有富人，但总体上讲，非洲百姓的生活绝非报道的那样惨。非洲有32个国家劳动者的最低收入超过中国。外国政要访问中国，中国政府安排看上海、深圳等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展示我们的强大与富有。非洲政府接待外国官员，找最穷的地方参观。为什么?为了要援助，如果看到的都是好地方，外国就没有理由援助非洲了。
北京24所流动人口自办校遭拆，1.4万名农民工的孩子读书问题还没完全解决。中国内陆农村地区还有很多孩子读书难，校舍破烂不堪，在我们的教育远不及非洲的情况下，拿出20亿到非洲搞“希望工程”，这确实不可理喻。爱应从身边做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斗室不扫，何以扫天下!

去非洲当志愿者
据悉，从1998年2月至今，已有30多个中国人参加了DAPP（一个向
发展中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国际组织）的活动，到遥远、神秘的
非洲去当志愿者。他们中有教授、大学生、机关干部、外企员工、私
企老板……从非洲归来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已决定终身投入到这项
“关爱人类”的事业中。
“无论你的受教育程度如何，你的年龄、性格、观点怎样，只要
你准备为之努力奋斗，你都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志愿者。”

去年底，我在北京采访中国国际教育展览会时，得到了一份宣传
品，封面上有幅非洲黑孩子的照片，内容是：“6个月在欧洲的国际合
作发展学院接受培训”，“成为非洲的志愿者”，“用一生中的426天
丰富自己，帮助他人”。

这事儿岂不太新鲜了？在当今中国人崇尚“留学镀金”的年代，
人们奔的是美国、日本、加拿大等经济发达的国家，希望得到的是洋
文凭和“绿卡”。有谁会愿意去非洲，而且是去当一名志愿者？

我在东郊的一座公寓内找到了DAPP驻中国的办事处，采访了负责
人劳特（Lotte）小姐。

劳特小姐是丹麦人，金黄色的卷发，灰蓝色的大眼睛，说起话来
表情很生动。她竟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

我请劳特介绍一下DAPP，她说：“丹麦的DAPP组织创建于1977年，
它是应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越来越强烈的需求而设立的，主
要是筹集资金、物品帮助非洲人民解决饥荒、贫困等急需。该组织目
前已在赞比亚、安哥拉、津巴布韦、莫桑比克、纳米比亚等8个非洲国
家开展多种援助项目，已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化的援助运动。”

“当志愿者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无论你的受教育程度如何，你的年龄、性格、观点怎样，只要
你准备为之努力奋斗，你都可以成为HUMANA People to People（互满
爱人与人）的志愿者。”

“怎样才能成为去非洲的志愿者？”

“你可以在欧洲的丹麦或英国参加任何一所国际合作发展学院6个
月的培训，做好赴非洲的准备。在此期间，你要掌握语言（英语或葡
萄牙语），了解非洲，然后在‘从无到有’、‘好榜样’、‘人力资
源管理’3个援助项目中选择一个适合你的工作。‘从无到有’是通过
收集、销售欧洲的二手服装筹集资金，用于在非洲建儿童村、学校、
植树造林等。此项目需要那些热爱冒险事业，具备市场分析和运营能
力，又能够获取较高利润的人来担任。‘好榜样’的工作包括儿童村、
乡村学校、艾滋病援助、农业、环境保护等，要求志愿者除了具备专
业知识外，还要有教育和开拓精神。‘人力资源管理’主要负责对项
目参加人员的管理，如对DAPP的非洲雇员进行培训或到儿童村、学校
组织、激励领导和老师发展教育项目，教授现代教学方法等。项目选
好后，就开始必修科目以及教学理论、人文知识、管理和经济学等课
程的学习，还要学会如何解决问题，处理意外事故，更融洽、更诚恳
地同他人相处。”

劳特告诉我，志愿者在欧洲的培训结束后，将随同组织的一位项
目经理去非洲参加6个月的援助工作。完成后返回欧洲，利用两个月的
时间对自己的经历进行评估，可通过演讲、展览、街头宣传等方式，
向人们介绍非洲及那里人民的境遇，并把经验传授给学院的下一个团
队，帮助他们为非洲之行做准备。

劳特是1978年加入DAPP的，去过3次非洲。讲起在非洲的经历，她
那灰蓝色的大眼睛熠熠闪亮：“1994年我到了莫桑比克，第二年他们
的战争才结束，人民生活在贫困中。许多孩子因战争失去了父母，他
们没上过学，穿得很破，大部分没有鞋。我在贫困地区的一所学校教
老师和贫困的孩子，要在3年内使这些15至19岁的文盲孩子达到5年级
的水平。我教所有的班，半天教他们葡萄牙语、数学、历史、地理、
化学，半天教他们说、写、农业和建筑等有用的东西。”

“你怎么想起到中国招募志愿者？”

“从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中国。在丹麦有一种说法，如果想去中
国，就在地下挖一个大大的洞，挖通了就到了中国。年轻时我就对中
国感兴趣，我来过3次中国，在原华东工业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和厦门
大学学过两年汉语。我发现这些年中国的变化非常大，1990年第一次
来中国旅游，去上海参观过浦东农村，1995年到上海上学时再看浦东，
哇，变化太大啦！我看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年轻人生活状况比较
好，我想他们中肯定也会有愿意帮助非洲的志愿者。因为我年轻时看
过中国人去非洲援建坦赞铁路，所以我相信中国人会参加援助非洲的
活动。”

“目前有多少中国人去非洲当志愿者？”

“有30多个，年龄从19岁到50岁，他们来自北京、上海、广州、
天津、兰州、南京、深圳、西安、宁夏和新疆。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用
行动向世人证明了，为提高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工作是值得的。从
非洲回来的温铁民和李海豹就是这样的人。”

从劳特那儿知道温铁民和李海豹目前都在北京，于是我立刻与他
们联系。

“温铁民不应该只属于中国，他应该属于全世界。他的国际性的
人道主义援助精神非常高尚，不光表现在非洲，也表现在欧洲，表现
在对每个人的帮助上。”

“我是中国人里第二个去非洲当志愿者的，称得上老前辈了。”
温铁民笑着说，眼睛里充满了睿智与幽默。

45岁的温铁民是北京的68届初中毕业生，用他的话说：“14岁就
参加革命了。”他先到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的兵团，穿着军装干
农活、放马、挖煤；6年后困退回京在海淀运输公司修汽车、摩托车；
22岁上清华大学机械系学内燃机专业，26岁又上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
学工业经济管理；毕业后到北京海淀区计经委搞企业管理；又调到国
家建设部计划财务司工作了近10年；然后到英国APV公司当中方总经理；
1996年到全球前500强的瑞士ABB的北京公司任质量控制部和工程部经
理。

“有这么辉煌的经历，说明你很出色。”我深知温铁民的光辉历
程来之不易。

“那是，要不怎么叫人才呢？工农商学兵我都干过。”温铁民毫
不掩饰他的得意。

“在外企当白领，是很令人羡慕的，你为什么要去非洲当志愿者
呢？”

“是啊，以我这样的经历、学历，在国内待着挺好，地位很高，
收入很多，人模狗样的。”温铁民诙谐地说，“但这毕竟只是为一家
公司的一个老板打工。而我一直希望出去走走，并为发展中国家的人
民做点儿贡献，既丰富自己又帮助穷人，这是我的人生目标。1998年
初在劳特小姐帮助下，我加入了DAPP，成为一名国际志愿工作者，终
于如愿以偿了。”

温铁民告诉我，他是1998年2月到欧洲的，先在丹麦的学校里接受
培训，为去非洲做准备。

“学校有来自各国的志愿者，这里没有国界、民族、肤色、信仰
以及任何差别和歧视，人人平等，那感觉真是棒极了！在学校的大部
分时间用于学习国际教育的援助项目，每人一台电脑，里面储存着两
万多页与课程相关的英文读物和测验内容，每人根据自己选的将来到
非洲的项目来学。由于我有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和专业知识，就选择
了‘从无到有’项目。学习中最大的压力就是语言关，我在国内英语
水平算中等，但在国外不行。本来我受过那么好的教育，有那么丰富
的经验，自信许多欧洲人还不如我棒呢，可说不出来，整个一个傻冒
儿，那叫一个痛苦！所以我学得特玩命，经常开夜车查字典，很快就
过了语言关。

“学校的资金部分来自学生的学费，部分来自学生的募集，我们
经常和老师一起背着睡袋到丹麦或欧洲其他国家，宣传援助非洲的意
义，上街卖报、杂志、鲜花或分拣旧衣服、油漆集装箱……这是一项
很艰难的工作，因为不论天气好坏，心情好坏，不管人家对你态度如
何，你都要坚持住。做国际志愿者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就是：遇到困
难一定要坚持住并要想办法解决它，而不能退却或放弃。

“我从非洲回到欧洲后，学校给我开了隆重的欢送会，老师和同
学们面对面手拉手站成两排，把我从中间抛过去，他们自发地联名给
我写了封推荐信，这在学校是从来没有的。他们不愿让我回国，在推
荐信上写道：‘温不应该只属于中国，他应该属于全世界，他的国际
性的人道主义援助精神非常高尚，不光表现在非洲，也表现在欧洲，
表现在对每一个人的帮助上。’校长嘱咐我：‘温，你到哪都要带着
这信，非常有用，说明你在我们学校的表现。’”

“为什么你能得到这种荣誉？”

“因为我很棒呀！”温铁民自我感觉极好，他说：“我在学校时
总争取多做工作，比如钻到花园里修剪树木、拔草挺热的，有的人干
几小时累了，就去抽烟或睡觉，可我能毫无怨言地从早干到晚。很多
人特受感动，说‘温，你休息一会儿，不能老干呀！’有的值日生到
做饭时间不去，我就去；有人做完饭不洗碗、不扫地，我来干。连老
师都看不下去了，到宿舍叫值日生：‘为什么今天该你值日你不去，
让温去做，你不觉得很惭愧吗？’其实对我来说帮助别人是一种享受，
因为你可以在感化他们的同时，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尊重和理解。”

“只有当你走出非洲时，才会觉得收获远远超过你当初的想象，
才能体会到自己有多么高尚，因为你曾用双手帮助过那些贫困的人。”

半年的培训结束后，温铁民从英国坐了10个小时的飞机，横跨欧
洲和非洲大陆，到达非洲南部的赞比亚。说起当时的情景，他显得很
激动：“当我的双脚一踏上那向往已久充满神秘色彩的红土地时，那
种心情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眼泪刷的一下就流出来了。”

赞比亚的贫穷超乎温铁民的想象。他说：“这个发展中的农业国
家，没有自己的工业，以种植玉米为主，当地人每天吃一种叫‘西马’
的饭，很像中国的玉米面糊糊。这种饭也不是每天都能吃上，许多人
一天只吃一顿晚餐。他们喜欢夏天，那时可以吃芒果充饥。一般人出
门都不穿鞋，只有周末去教堂才穿。两条腿是他们的交通工具，有辆
自行车就算是有钱人了。全国只有两所大学，学生自然是富家子女。
由于不控制人口且贫穷，导致大部分人没有工作。我曾到一个酋长家
作客，令我震惊的是他有10个妻子，76个孩子，妻子们不用自己的名
字，每人都有编号，找谁只要叫号就行。

“他们称欧、美、亚洲人为‘木松古’，认为都是有钱人，非常
尊敬。我的邻居有3个女儿，由于上不起学只能在家干活。我问她们愿
不愿意跟我到中国上学？她们异口同声地说‘愿意。’并天真地问爸
爸：‘我们能嫁给这位先生和他一起去中国吗？’她们的爸爸大笑：
‘太好了，太好了，跟这么好的有钱人走，你们肯定有吃有穿的，我
脸上也有光彩呢！’”

“当地人对中国人非常崇拜，无论大人小孩谁见了我都会问‘中
国功夫’，许多年轻人甚至跪着不停地叫我‘师傅’，恳求我教他们
练功，有时我不得不躲进厕所。”

温铁民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DAPP的旧衣商店从事管理工作，他们
把从欧洲募集来的二手服装分类后，再运到当地的19家旧衣商店，收
入全部用于援助当地的各种项目上。刚到商店时，他发现店里的员工
素质极低：“他们上班聊天、打闹、抽烟、吃东西或躲在一旁休息，
根本无视顾客的存在，一个男保安竟当着我的面，歪戴着帽子在一位
年轻女顾客背后大跳摇摆舞。员工中普遍存在贪污行为，有人把好衣
服藏在柜台下，下班时带走，有人用优惠价买衣服，有的经理甚至免
费拿衣服，导致大量资金流失。

“我决定对商店进行改革，我建议他们先从管理抓起，先建立健
全规章制度，实行全面质量管理，即每个员工要明确自己的职责范围
和质量标准，并建立了经营目标责任制，把商店经营指标层层分解到
每个员工，并制成图表挂在墙上，使每个员工都清楚自己每天的工作
完成情况。还制定出相应的奖罚条例，每月评选最佳员工，一旦发现
员工的贪污行为，要加倍赔偿并开除。店员不许私留商品，要买只能
按和顾客同样的价格。使每个员工都有压力和危机感。同时培训员工
的服务素质，强化他们‘顾客就是上帝’的微笑服务意识。

“开始培训时并不顺利，有的员工任凭你怎么说，他也不会对顾
客笑一笑。我急了，拉起一个经理在商店开门时站在门口，问候第一
批顾客，边帮他们存包边介绍商品。所有黑人‘上帝’的第一反应是
惊讶得不知所措，有的人低着头匆匆走过，大多数人则双手合十表示
谢意。经过改革，商店的面貌大变，营业额上升。接着，我们又把这
个经验推广到全国各家DAPP的商店，并得到经理和员工的一致好评。
为了对我的工作予以表扬，他们奖励我一双旧皮鞋。

“我们还经常组织各种大规模的宣传义卖活动，为艾滋病患者、
儿童募捐，那场面声势浩大，警察开道，军乐团演奏，我们散发传单
并高举巨幅标语向人们宣传DAPP援助非洲的意义。赞比亚的电视台经
常在新闻联播节目中报道我们的活动，DAPP在该国几乎家喻户晓，因
为我们的援助项目不仅解决了一部分当地人的就业问题，同时还带动
了相关经济的发展。为此，我还受到赞比亚总统的接见。”

非洲之行使温铁民感慨万千：“只有当你走出非洲时，才会觉得
收获远远超过你当初的想象，才能体会到自己有多么高尚，因为你曾
用双手帮助过那些贫困的人。”

完成非洲的援助项目后，温铁民正式加入了DAPP的教师团。教师
团是DAPP的最高领导机构，不是随便能加入的，要经过严格的筛选和
考察，目前该组织在全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五六百个成员，中国
人就他一个是终身制的教师。温铁民说：“这工作是世界性的，很有
意义，很充实也很高尚，这是我多年来追求的人生目标。”他目前在
丹麦的一所国际学校任教。

和温铁民闲聊，知道他曾离过婚。“没在欧洲找个金发碧眼的？”
我开玩笑。

“我也确实想招聘一个老伴。在丹麦上街卖杂志时遇到一个叫乌
苏拉的丹麦姑娘，她对中国人和援助工作都很感兴趣。我们一直书信
往来，并产生了‘革命的爱情’。”温铁民笑得很开心，“她爱我，
我也爱她，回国前她到机场送我，吻别时她深情地望着我说：‘温，
我爱你，我等着你，很难想象我的生活中没有你。’”

怪不得温铁民急着要赶回丹麦，原来在那遥远的“童话王国”里，
有一根爱的红线在牵着他。

当一双双小黑手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指，我意识到，一个个小小的
生命依托着我，信任着我时，我的心灵被深深地震撼着。”

23岁的李海豹是北京林业大学外语系大四的学生。一见面他就兴
冲冲地告诉我，昨晚刚给大一的新生讲了他非洲之行的经历。

李海豹是在大三第一学期听说到非洲当志愿者这件事的。他说：
“听了劳特小姐的介绍，看了志愿者在非洲工作的录像，我觉得就跟
梦游似的，特别有吸引力。我是学外语的，对我来说这是个很好的机
会，利用一年时间到欧洲、非洲，不但能学到很多东西，还能帮助别
人，这经历对我一生都很重要。”

1998年4月，李海豹向林大提出休学一年的申请，飞到了丹麦。在
他眼里，丹麦的风光特别美，简直像走进安徒生童话的王国。

“我所在的学校有来自英国、德国、葡萄牙、瑞士、巴西、日本、
纳米比亚等20个国家即将赴非的志愿者，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刚去时，
同屋的英国人说话我一句也听不懂，同学们聊天我插不上嘴，开会讨
论我也说不上两句，我觉得特别孤独寂寞，一有时间就灰溜溜地钻进
电视房看电视，别人管我叫‘TVboy’。不过，看电视使我的英语水平
提高很快。3个月后我已经不存在语言障碍了，一个从奥地利来的同学
聊天时竟对我说：‘请你说慢点儿。’”

为了集资援助非洲也为了锻炼志愿者的意志，学校要求他们上丹
麦街头卖报纸或卖花，这段经历令李海豹终生难忘：“这对我一生的
影响都特别大。开始我很爱面子，第一次上街卖报，拉不下脸来，总
盼着下雨就可以不卖了。不过后来我卖得特别好，一天能卖1000多克
朗。校长管我叫Chinese Pioneer（中国先锋），因为我起点特别低，
但进步特别快。丹麦有550万人口，我至少跟20万以上的丹麦人交谈过，
从几秒钟到几十分钟。”

“你跟丹麦人谈什么？”

“先问他们‘你愿不愿意帮助非洲孩子，你愿不愿意买我们的报？’
然后介绍我们的报和援助非洲的项目。我还告诉他们，我现在把我的
生命拿出一年帮助非洲的孩子，你是不是愿意掏一点儿钱给孩子们一
些帮助呢？”

“他们怎么表示？”

“买我报的什么人都有，甚至有个乞丐还给我20克朗买了一份报，
我特受感动，他们肯定认为我这样做是对的。”

1998年冬天，李海豹从冰天雪地的北欧飞到赤日炎炎的非洲纳米
比亚首都温德和克。

DIPP的办事处设在过去殖民时代被称为“有色人种”住宅区，到
处可见铁皮屋顶的低矮平房和铁丝网围墙。走在街上，总有些脏兮兮
的黑孩子向他打招呼：“CHINESE！（中国人）”他友好地微笑回答。
可谁知这些黑孩子立刻伸出小手喊道：“Give me one dollar！（给
我一块钱）”在一群孩子的包围下，他只好仓皇而逃。办事处的人叮
嘱他，天黑以后决不要外出，这个地区是很危险的。

两天后，又坐了10个钟头的长途汽车，他来到距首都800公里的北
部贫困地区。这里离最近的城镇20公里，是DAPP援助纳国的中心营地，
有职业学校、小学、幼儿园和树苗培训基地。李海豹去非洲前，选的
项目是儿童援助，应该去当小学老师。可一去才知道，他原来的项目
已被别的志愿者干了，他现在的工作是去幼儿园当男“阿姨”。

一个中国小伙子去非洲的幼儿园当“阿姨”？我忍不住笑起来。
李海豹也笑了，他说：“当时我一下子就懵了。我从来没想过教幼儿
园的孩子，他们不懂英语，怎么和他们交流呢？好在有个叫玛丽亚的
黑人女教师做我的工作搭档、翻译兼向导。我和她用英语交谈，她再
把我的话翻译成当地的奥士宛伯语告诉孩子们。我们中心营地的幼儿
园有两个班，40个孩子，大多来自镇上的居民家。

“我第一天的工作便是从这个幼儿园开始的，早8：00，孩子们开
始上课，他们排成两列纵队，然后依次到队列前面大声自报家门，如：
“我叫维多利亚，我是一个女孩，今年5岁了，来自奥布兰图，我在厨
房中帮助妈妈，我只想对大家说声‘嗨”！”在孩子们热情洋溢的演
讲中，第一节课结束了。

“我教孩子们26个英文字母和动物、蔬菜等简单的英语单词，并
教他们唱英文字母歌和我小时候玩的游戏，什么‘丢手帕’、‘红灯
绿灯’、‘一碗不捞鱼’……和他们在一起玩儿时，我彷佛回到了童
年时代，只不过小伙伴换成了黑孩子。孩子们刚开始见我挺生的，他
们总是远远地好奇地打量我，每当我试图走近时，他们便‘哗’地一
声跑开了。上了几次课后，跟他们玩熟了，每次一见我，老远就围过
来，‘哇’地扑上来抱住我，争着抢着用小手抓住我的手指，抓住了
就不撒手，别人要抓还打呢。孩子们老跟在我屁股后头，我连厕所都
不能上。和他们在一起有一种特别纯真的感觉，当一双双小黑手紧紧
地抓住我的手指，一个个小小的生命依托着我，信任着我，我的心灵
被深深地震撼着。

“我每天冥思苦想变着法儿地教他们，还写信让国内的同学出谋
划策。我住的地方有电视，我经常组织两个班的孩子轮流来看动画片，
他们虽然听不懂英语，但哈哈地笑得很开心，我想他们一定看懂了。”

“我常常梦见黑孩子大大的、亮亮的眼睛，如果有机会，我还会
再到非洲去帮助他们。”

李海豹在中心幼儿园的工作是暂时的，他主要的工作范围是方圆
30平方公里区域内的30个村级幼儿园。他负责视察这些幼儿园的工作
情况，提出建议，培训老师同时也教孩子们英语和游戏。

李海豹说：“纳国拥有广阔的土地，但只有160万人口，因而村子
的概念也与我国不同，通常一两户人家一个村子，村子之间相距几公
里至几十公里远。因此，我在那儿就跟巡警似的，得巡回讲课，有时
要骑一两个小时才能到一个幼儿园。每天早上7点半，我和玛丽亚就骑
自行车出发了，水壶和帽子是我的两件‘法宝’。到了非洲，才深切
地体会到什么是‘大太阳’，早上出发时，太阳刚露面还比较凉爽，
正午时，万里无云，40多度的高温使空气都变成热流，骑不上几公里
就得赶快找个树阴下来喘一会儿气，否则肯定会中暑。有的幼儿园在
几十公里以外，没法骑车去，我和玛丽亚就先到公路边拦车，把我们
捎一段路再步行走进灌木深处的幼儿园。有时要顶着太阳走一两个小
时，一天下来，脚上火辣辣的，起水泡是家常便饭。在‘日光浴’的
恩赐下，我的皮肤被晒得黝黑锃亮，刚回国时，曾被人误认为是外国
留学生。

“村里的幼儿园和中心幼儿园的条件比起来差远了，有房子的只
有六七所，是DAPP援建的水泥房子。‘草棚幼儿园’占大多数，就是
围一圈木棍，在上面搭树叶，像中国农村看瓜的窝棚，里面没有桌椅，
孩子们坐在石头上，用树枝当笔，沙地当纸。有的幼儿园是露天的，
在一片树阴下，树杈上挂块木板，孩子们坐在盘根错节的树根上听课，
一下雨就得回家。还有的幼儿园白天供孩子们上课，晚上就成了山羊
圈。大多数幼儿园只有10来个孩子。幼儿教育在纳国还是非常落后的，
幼儿园老师的水平很低，一般是些受过小学教育的村里的女青年，有
的甚至连26个英文字母都说不准。孩子们每天只来半天，因为老师家
还有许多农活等着她去干，非洲的妇女在生产和生活中的负担十分沉
重。孩子们来幼儿园都带着饭盒，吃饭时都要把自己的食物分给老师，
这样一来，老师的午饭便解决了。当然，我也受到同样的礼遇，但我
拒绝了孩子们的“上贡”。这些孩子很可怜，吃饱已不容易，糖果对
他们来说简直是奢侈品。

“一天晚上，我到一个只有两户人家的村里作客，在粗大的树桩
围成的栅栏里，是茅草顶的圆形小茅屋。这里没有电，主人为欢迎我，
特意点燃了一根蜡烛。这个家庭有好几个上学的孩子，由于晚上没有
灯，他们除了围在篝火旁或看星星外，无事可做。那时我便下决心为
他们买一盏油灯。当我送他们这件小礼物时，千叮咛万嘱咐让孩子们
晚上能看点儿书。过了一段日子，我再去那家时，发现他们并没有用
那灯，他们说舍不得点灯看书，太浪费。

“当我的志愿者生活即将结束要回国时，中心幼儿园的孩子们为
我开了个欢送Party，孩子们在山羊皮鼓的有力节奏下，跳起了热情奔
放的非洲舞蹈，唱起了我教的英文字母歌，那稚嫩的声音，雪白的牙
齿，甜甜的小酒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一个村子的幼儿园老师
送了我一套弓箭，玛丽亚送了我一只铜手镯，我会永远珍藏着，这是
人世间最宝贵的友谊。”

再过几个月李海豹就要毕业了，问他毕业后有何打算？他说：
“先工作一两年，家里供养我已经到头儿了，我想自己养活自己，经
济独立后再出国继续读书。我想把全世界都看一遍，我觉得做国际人
挺好的。出国一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人，不应该只为自己活着，解
决了温饱问题后，应该去帮助别人。”

李海豹十分动情地告诉我，他这辈子都忘不了非洲，“晚上做梦
时，我常常会梦见纳米比亚幼儿园的黑孩子们大大的、亮亮的眼睛，
他们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指问：‘你什么时候再来？’如果有机会，我
还会再到非洲去帮助他们。”

Avenues是一所私立十二年制学校，2012年在纽约建校，在位于纽约第十大道、25街的10层大楼的主校区里，分布着它的四个组成部分：托儿所、低年级部、初中部、高中部，每个部分都有两层楼的公共空间，里面有舒适的沙发椅，充满明亮的自然光线，俯瞰着纽约的高线公园（The High Line）。每个班不超过18名学生，教室外有虚拟的高清“板报”，学生可以在其中展示作品。

创建之基：家长参与学校的建设

和纽约其他私立学校不同的是，有着几十年体制智慧的Avenues的创建之基是：让学生家长参与这个新团体的创建，成为学校的伙伴。

2015年9月，Avenues开学招收了740名学生，年级设置为从学前班到9年级（目前已涵盖K12阶段）。并且，在这些学生的身后是740对父母，他们中许多人下定决心，用自己的高收入和对创新课程的想象，设计出完美的21世纪学校。他们中有企业家和科技界百万富翁、有明星经纪人和时装设计师、有像凯蒂赫尔姆斯(Katie Holmes)这样的明星、也有对冲基金经理和拒绝住在23街以北的艺术家们。而且他们希望别人听到自己的意见。

Avenues随后设置了一个家长委员会，但该协会没有规章制度。因此，人们争论起谁能去参加会议，谁能够投票。建立章程是必须的，对Avenues而言，这意味着收集其他30所私立学校的规章制度，以进行借鉴甚至创造新的章程。“一切都还未成型，”大道学府家长委员会（Avenues ParentsAssociation，简称APA）的标准和价值观委员会负责人杰奎韩莫丁格(Jacquie Hemmerdinger)说，“因此它授权给700位家长。”

教育理念：培养谦逊的世界公民

Abby Brody是低年级部的主任。她离开另一所私立学校后曾想开办自己的特许学校培养21世纪公民。加入Avenues令她非常兴奋，因为这是一所勇于改变的学校。

“多数的私立学校都害怕改变。他们不希望在家长面前示弱。”而Avenues鼓励家长和老师共同协作。“我们的教师都愿意冒险。尽管我们的学生来自富裕的家庭，来到这里他们接受的是我们谦卑文化的熏陶。家长很清楚这一点。老师建造的是一种大局观，孩子们知道自己何时需要当领袖，而何时需要当个追随者。他们意识到世界比纽约城大多了。”

现在从哈佛到纽约的教育者们时常会提到Avenues希望培养有魄力的世界公民，并培养谦卑感――这对于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来说并不容易。因此学校在招生时刻意选择学生不仅能够应对学校严谨的学术环境、双语的课程体系，也能够认同学校的理念。惠特尔说：“我们希望学生可以接受每个人。我们希望可以塑造尊敬的文化氛围，以及安全，不光是生活中的安全，也是意识层面的安全感。”

Avenues在意的并不是培养常青藤联盟学校的学生，他们更在意的是培养世界公民。“如果你希望孩子可以带着纵览全球的世界观长大，具备国际经历和语言技能，那么我们是非常棒的选择。如果你觉得那不重要，有很多学校可能更适合你。”惠特尔说。

培养世界公民是Avenues的灵魂所在。就算全球的其他分校还没有开出来，学校已经开展了各种海外学习的项目。

教育方式：沉浸式教育

学校的办学宗旨是，不为传统羁绊，成为“思维新学府”。它聘请了有丰富经验的老师，引进顾问为涵盖从快速响应的课堂培训到楼梯间的设计等所有方面问题提供咨询。学校从托儿所开始提供汉语普通话或西班牙语的沉浸式教育，上课时，每位幼儿园学生都配有iPad。将来，学生们将可以选择到圣保罗、北京或大道计划在全球开设的20个其他任何一所校园里读几个学期。

Avenues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沉浸式语言课程。学生需要用西班牙语或中文学习从数学到音乐的所有课程，直到他们10岁可以流利使用该门语言，才开始传统的语言课程。

惠特尔说，沉浸式课程目前开展的很好，但也经历过一些调整。原先孩子们半天在沉浸式学习教室，半天在英语教室，然而老师觉得把学生对调很费事，于是改成了一天用英语学习，第二天用沉浸式课程的语言学习。家长们觉得这样效果不错，并且学习外语可以帮助孩子更有创造性的思考。

Van Buren先生说：“这是新学校的好处，不用依赖于过去的做法，可以不断尝试新东西。过去的学生用的是圆桌授课法；而Avenues用的是贯通古今的精华，所有的出发点都是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什么是当今最有质量的教育？”

Berney先生也很认同，他对学校的教师和管理者善于倾听、及时调整印象颇深。他的孩子在中文学习方面突飞猛进，当他们带着孩子到皇后区的法拉盛唐人街，孩子不仅可以读出路标，还可以跟华人用中文交流。这促使Berney夫妇向学校建议在暑假也要帮助学生继续练习外语。如今Avenues已经开展了暑期语言课程，老师和学生通过Skype可以用中文或西班牙语对话。

经营原则

深层次的领导

太多学校依靠单一领导。Avenues拥有一个广泛的领导团队，包括：一个学校负责人，三个部门负责人（幼儿部，低年级和高年级），一名行政/运营官员和一名教学主任。尽管学校负责人对学校质量最终负责，但责任却分散在一个强大的核心团队中。

最好的教职工

教师是Avenues的核心。是什么吸引他们到Avenues？首先，优秀的教师想要在优秀的学校教书。他们寻找令人兴奋和周到的教育设计。他们知道一个好的教育计划的特点，并赞赏Avenues的精心准备。其次，教师关心持续的专业发展，在这方面Avenues特别先进。第三，教师们被强大的学校领导所吸引，他们想向那些领导他们的人学习。第四，许多人被吸引到一所可以在职业生涯中晋升的学校（主任，部门负责人甚至学校负责人）。凭借其对世界各地校园的计划，Avenues在这一领域具有独特的竞争力。

高度发展的教育方案

对于建设一所优秀的学校，Avenues有一个高度发达、连贯、不断变化的“教育方案”。这种方案的产生是一个高度协作的过程，而Avenues始终热衷于设计新的方案。

综合学习经验

Avenues期望学生既能在传统的学校环境中与老师和学生相处，又能利用新技术的力量和灵活性。学生们享受丰富的教学技巧。部分时间在传统的教室环境中;其他部分是由小班学生参与基于项目的工作;常借助于技术，把一些时间花在追求高度个性化的学习上。这需要对技术基础设施做出认真的承诺，这是Avenues计划的一部分。

城市为校园

纽约市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 从百老汇到现代艺术博物馆，华尔街到联合国，哥伦比亚到纽约大学。有数百家媒体机构;在每一个可以想象的行业公司;港口和机场;国家，联邦和地方政府实体。所有这些都是课堂将发生。此外，随着Avenues在世界各地的其他地方开设校园，学生将有机会让其他伟大的城市成为课堂的一部分。不是一定在学校上课。

课程设计

“学校设计”远不止课程，而是涉及到学校生活的许多方面：教育目标;课程选择;教师发展;评估系统;学校的文化;学校日历;时间表;和数百个其他决定，每一个都相互影响。

作为一所新学校，Avenues有着独特的设计课程的机会，以及学校其他组成部分从零开始的设计。然而，任何课程设计都基于一系列完善的因素，包括国家和地方标准以及学校的使命。

Avenues的课程设计过程从考虑这些因素开始，然后使用Grant Wiggins，一个国家认可的教育家，他的方法称为“understanding by design (UbD)”。这种方法首先关注所期望的结果，然后倒推，绘制出产生这些结果的步骤。UbD帮助教师认清学习目标，设计评估，揭示学生的理解能力并制定有效的学习活动。由Wiggins先生与Jay McTighe合作开发，UbD的主要想法是，教育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学生理解的发展和深化，让学生能够将他们在一个领域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理解其他领域。通过定义他们想要达到的学生目标，教师们会逆向工作来发展他们的课程来达到这些目标。

由此产生的课程设计是评估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将使教师和管理人员来评估学生如何进步和他们的发展方向。课程可以调整，以满足学生的需要，通过许多迭代改进和加强，每一次迭代添加更多细节。

那么，课程设计不是一次性的过程。在每年学期开始和结束的时候，学校不断重新审视课程，微调和完善它。

未来的方向

学校的目标是最终建成“独一无二、活力四射的教育地球村――在亚洲、欧洲、非洲、北美和南美洲的主要城市拥有超过20个校区。在未来十年左右，Avenues计划在世界领先城市建设校园，如圣保罗、阿布扎比、北京、上海、深圳、多哈、迪拜、香港、伦敦、墨西哥城、迈阿密、旧金山、硅谷、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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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地中小学恢复正常教学，号称史上最长假期的“假期”宣告结束，“神兽”们陆续“归笼”，回到阔别数月的校园。

家长们在长出一口气的同时，还要继续为孩子的学业殚精竭虑。

据一份有关教育的全球发展报告统计，中国父母对子女的重视程度在全球名列第三。

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家长们如“八仙过海”般各显神通，力图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孩子送到最好的学校。

于是，“神兽”们被“关”进了不同的“笼子”，有的叫公立学校，有的叫私立学校，有的叫平民学校，还有的叫“贵族学校”……

本期，显微故事将把焦点放到大家关心的国际学校，通过数位学生家长、中籍教师与外籍教师的讲述， 让你知道国际学校贵在哪里？贵得是否值得？

以下是他们的真实故事：

文 | 林鹿、无境

编辑 | 李思思

田先生 45岁 深圳某国际学校学生家长

儿子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把他送到深圳首屈一指的“纯”国际学校。

所谓“纯”国际学校是只有外籍学生才能就读的，学校的工作人员、校长、教师都是外国人，只有一两个教中文的中国籍老师。

选择让孩子来这所学校就读的家长，也一般是来华工作的外国公职人员、企业高管等。

之所以选择这所学校，在于他的教学质量、软硬件设施都是国际一流水准。更重要的是，国际学校一般是小班走读教学，每个班级16~25名学生，师生比例和公立学校差异悬殊。

公立学校的每个班级一般是五十人左右，就算老师再有耐心，也不可能照顾到所有学生。

相比之下，国际学校的小班教学优势就凸显出来了。

当然，国际学校的花费也贵得多，我去的这每年光学费就22万。此外，每年还有各种课外培训、生活费、以及寒暑假的海外游学等费用，一年花费接近30万。

我本身是某企业的CEO，费用可以承受，但我需要先帮助孩子成为一个“外国人”。

我在中介的帮助下，花一万多元买了一个非洲国家的“绿卡”，这样孩子就有了入学资格，成为学校里为数不多的几名中国学生之一。

因为我老婆做对外贸易、我本身也懂英文，所以孩子从小就接触英文。刚进入国际学校时，我孩子对全英文授课没有太大的压力，和外籍老师、同学沟通也没有障碍。

去年，我儿子以优异的托福和SAT成绩，被美国东部的一所顶级私立初中录取，学费加住宿一年七万美金。

但无论是在国内、国外，接受过小班教育、国际学校课程培养的儿子都相对中国孩子更独立。今年三月，美国疫情爆发，13岁的他自己订了机票，从卡塔尔转香港回到深圳。

在家期间，他除了上网课，每天还会给自己留出时间健身，毅力之强出乎我的意料。连他的外国同学都说：“很少看到中国孩子这么自律的！”

虽然我有点后悔这么早把儿子送到国外的，毕竟我和他妈妈都是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下成长起来的，从小学到大学，接受的都是传统公立教育，希望他也像我们一样去经历下高考。

无奈，自打上过国际学校后，这孩子就更有主意了，连出国读书是他自己的选择，做父母的就只有支持吧。

张女士 32岁 北京某公立学校国际部中籍教师

国内的国际学校通常分为三种：一种是纯国际学校，只招收外籍学生；一种是以招收中国学生为主的民办国际学校；还有一种是公立学校的国际部，中外学生都收。

所有类型的国际学校教授的都是欧美课程。

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的中国家庭主要有这么几类：

一类是家里经济条件特别好，住豪宅开名车完全“不差钱”，就是希望孩子上“贵族学校”，接受不一样的教育；

一类是没有本地户口，没有办法在当地参加高考，只好读不限户籍的国际学校，这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尤其多；

还有一类是学生平时成绩一般或是中考没考上理想高中，若是在国内参加高考，可能考不上好大学，所以选择去国外留学。

过去大家谈到的出国读书，大多是最后一类。但这几年，前两类的学生群体越来越多，我所在的学校也属于前两类。

我们是公立学校下属的国际部，主要教授AP课程。AP课程是在高中阶段开设的美国大学预修课，考试成绩可以抵大学学分，对申请欧美大学很有帮助。

但我们学校以中籍教师居多，外教很少，上课也是中文讲解，但使用英文试卷。

国际部刚成立的时候，师资主要是从高考部的教员中抽调出来的，老师们都是国内一流大学毕业，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

现在国际部的规模越来越大，名气也越来越大，对老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英语老师要求是国内顶级大学高翻的硕士，或是国外大学的TESOL研究生，科任老师也必须是名校硕士或博士。

我们的待遇与公立学校同等资历的老师相同。

虽然收入没有私立国际学校的老师多，但因为可以解决编制和户口问题，对老师们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教师的稳定性相对较高，流失的很少。

冯女士 38岁 上海某国际学校学生家长

原本，我没打算让孩子读什么“贵族学校”，但他没考上重点高中，我又不想让他在普通高中里将就，就把他送到了上海的一所国际学校。

这所学校是上海某高校的国际部，上课地点在大学校园里，教学风格也和大学类似，实行分层走读制。

在这里，高中的孩子可以自主选择课程，上不同的课去不同的教室，身边的同学也会不停地换，不像普通高中所有学生都固定在一个教室里。

不过，这个学校会根据学生成绩的好坏分重点班，成绩不同，收的学费也不同。

成绩最好的学生在A班，学费一年17万，稍差一点的学生在B班，学费一年14万。A班和B班的师资差不多，但A班每周比B班多上两小时的课。

C班的学生分数是最低的，收费也最低，师资跟AB班比要差一些。

我儿子在A班。他想去英国，选择了英国学制的A-LEVEL课程。同班还有20多名学生，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国人。

大多数学生选择住校，但我儿子从小患有慢性遗传病，饮食结构比较特殊，一日三餐有专门食谱，没法吃学校食堂。所以，我们在学校附近租了一套公寓，年租金小二十万。

我在老家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孩子爸爸也在老家做生意，没法陪读，我们又专门请人在上海照顾儿子的起居。

“十里洋场”寸土寸金，花费很大。算起来，儿子在上海一年的学费、生活费和房租等各种开销加起来，至少也得五十万。

但我儿子依然心存愧疚，做为母亲，我没有照顾好他。我和孩子爸爸忙着工作和家里的生意，初中三年没有陪他写过一次作业。

他很聪明，就是在学习上有时需要有人在身后推一把，可惜我在他成长的重要阶段，忽视了对他的陪伴。

他没考上重点高中，主要是差在 体育 上。因为身体的原因， 体育 只考了二十分。要是我以前能多陪陪他，哪怕是多陪他做几次体能训练，也会比现在的成绩要好。

送儿子上“国际学校”，算是我对缺席他初中教育的一种补偿。

我不奢望他理解父母的苦心，只希望他能快乐地长大。

Andy 35岁 女 北京某国际教师培训机构外籍教师

我是英国人，来中国8年，曾作为外教在山西、浙江等工作，前两年刚来北京。

我所在的公司专门做国际教师培训，来培训的主要来中国任教的外国人。

国际学校对教师的任职条件是有严格要求的，除了需要有相关专业的硕士学历，还要有不少于120小时的TEFL学习、拿到CELTA证书，上岗之前还要接受相关的培训。

培训的内容包括一些基础理论知识，比如教育理论、教学技巧等。此外，所有新教师还要学习两个月的CPT课程，即Continu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持续专业性发展），讲授个性教学、课堂管控、提问技巧等。

现在很多幼儿园也开设了国际版，一些外教也要面对年龄较小的孩子。我们也会他们培训儿童心理学、行为学等知识，告诉他们如何与小朋友相处。

虽然这些教师大多会拿到“上岗证”，但他们中绝大部分没有教学经验，年龄层次也不太一样，对我们来说，培训是有一定难度的。

因此，在他正式成为国际教师前，我们内部还有三周观察期，对他的教学能力进行考察，判断他们是否能适应未来的工作。

我做国际教师培训工作快十年了，培训过的老师少说也有几百名了，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哪个国家都有。

也有少数中国老师参加培训，对他们的培训内容主要是如何与外籍家长沟通，应对文化冲突。

中教和外教有哪些不同，我想主要有这几方面：

第一，外籍教师在发音、语法、对语言的理解等方面有先天优势，教授英语课程更地道；

第二，外教更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自主能力，中国老师更懂得照顾学生、家长；

很多中国学生，尤其是小学生，刚接触外教时是有一点恐惧的，时间长了才好了，这是我的个人经验。

有人说外教的工资会比本地老师的工资高一点，这个我不太清楚。

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高薪，他们肯定不来。

Michael 男 36岁 北京某国际学校外籍教师

来北京五年，我还是没有完全和教师同事们融入，大家喜欢聚会、聊天，但我更喜欢独处。

我在美国读完硕士，考了国际教师资格证。五年前，我通过中介来到中国，在国际学校教数学和美国 历史 ，用英文讲课。

很惭愧，来中国好几年了，我依然没有学会中文。学校里有很多中国同事，但我们之间交流都用英语，基本都是工作方面的沟通。

我们学校是私立学校，待遇还不错，外教月薪2.5万至3万元。学校会提供教师公寓，每年还会报销一次中国到美国的往返机票。

教师宿舍顶层有个很大的露台，那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有时晚饭后，我会带几罐啤酒爬上房顶，坐在那里一边喝酒一边漫无目的地张望，仿佛望着望着，就可以看到美国的家乡了。

想家是一定的，但是一年只能回去一次。假期，我会约上跟我一起来中国的那两位老乡出去 旅游 ，中国很大，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值得一去。

周末我还在五道口兼职教授成人英语，周六周日各半天。

“老外”喜欢和“老外”扎堆，像三里屯、五道口，都是老外的“集散地”。但我比较宅，是典型的“宅男”，但我有个朋友是刻意拒绝与人来往。

他也是美国人，在上海的一所国际学校当老师。平时有朋友叫他出去吃饭喝酒泡吧，他大多拒绝，原因是他喝酒之后经常打架。

他不聚会不喝酒是因为不想酒后闹事导致失业。在美国找工作并不容易，他很珍惜在中国的工作机会。

在“老外”圈里，来中国当外教是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有些人也想去国际学校教书，但是因为学历不够，或是没有考到资格证，只能另谋它路。

宋鑫 教龄13年 首都师范硕士

我2007年研究生毕业，成为了一个国际学校的中国教师。

相对于层层过关的公立学校招聘，国际学校的办学思路从一开始就显得“特别”：试讲的打分者不只是德高望重的前辈、主任，学生的评价也是打分标准之一，占比非常高。

换句话说，教师身上的“主导者”光环弱了很多，而是作为一个“辅助角色”参与到孩子们的学习成长中。

但公立教育则默认了一个大前提：学生没有自主自制自治能力。老师是一个天然权威的“指挥官”，指哪儿学哪儿。

大部分“默认”校规都是不准做这、不能做那，把十几岁的孩子圈在一个框框里，预设他们是“必须被管教”的对立身份。

我们学校就相对比较开明、平等。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也比较松散，因为对学生和老师的考核体系就都不一样，不完全看成绩的高低。

国内教育终极核心很明确：高考。

高考作为选拔型、竞争型考试，为了拉开学生之间的区分度，会故意在考题上设置一些小的“陷阱”。比如大纲上没有特别要求的隐藏考点，就得靠学生自己动脑筋琢磨。

国际学校的考核没那么多弯弯绕绕，也不会“挖坑”。

以我所教的物理为例，通常考题在第一个大题的第一小问就会引导你往一个固定思路方向想，从浅到深逐渐展开，考察是不是掌握了这个知识点。

这样学生在学的时候，心是比较安定的，不至于时刻琢磨老师会出什么偏题，怎么“为难”我。

去英美国家读四年大学不便宜，学费生活费加起来一两百万很正常。但实际上，仅是“预备出国”所需的花费也不少。

我们学校算便宜的，一年10万多，好一些的学校得20万起步。所以能够有资本选择这条路的家庭，起码是小康家庭以上。

我们目前大部分生源是外地来京创业的家庭。父母能赚钱，但没户口，也不想让孩子回老家参加高考，就只能来上国际学校，将来走出国留学这条“烧金路”。

很多京籍家庭也开始选择国际学校，这批孩子大概占比20%左右。

我们也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国际学校的学费那么贵，是不是老师也赚很多啊？其实我们和公立学校老师的差距并没那么大。

此外，我们这里的外籍教师流动性特别大。通常，年轻外教的合同是一年制，很可能合同期满就回国了。

外教的教学能力比不太上中教，在出成绩方面还是差一些的。此外，国内的学校普遍缺少理科类外教，尤其是英美国家的人才特别少。

我们每个科目都会配备一个外教，但他可能需要同时教2-3个年级的课程。80%的课程还是必须靠有国外留学背景、英文强的中教，学历起码是硕士毕业。

不过，私立的教师都很动荡。我能在这里10年，也是因为有公立学校编制，并在这里安家。而我认识的很多中国年轻教师，他们都根据薪资和个人发展跳槽，也挺频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