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学校的妈妈礼物有哪些 请问有哪些组织提供去非洲当志愿者?

如果我们的孩子出现了厌学的情况，我们应该尽量让孩子能够改变一下态度，并且鼓励孩子投入到学习中去，那么，如何孩子厌学应该怎么办？不喜欢学习的孩子可通过以下4点来引导：
1家长要求低一点，孩子才容易达成。容易收获赞许，关注和需要等正面的体验，这利于改变孩子厌学的情绪。
2如果孩子是因为学习吃力而产生厌学情绪，那么要多一些学习方法的指导，学得轻松有进步，孩子就渐渐远离了厌学。
3学习成绩只是衡量是否学到知识的一个形式，家长不要过分的看重学习成绩。
4学习过程是最重要的，学习过程的体验是很丰富的。还记得在我孩子在读初一的阶段，他开始厌学，他的理解力经常不好，听课总是提不起神，各科学习成绩也非常差。直到通过百度找到可以让脑袋变聪明的（尼古拉特斯拉训练），学完后，孩子的情况才开始改善。我孩子的注意力和理解力都改好了，上课不在走神，各科成绩进步得很快。我的经历应该能给你带来启发，相信你也可以，祝你好运。

去非洲当志愿者
据悉，从1998年2月至今，已有30多个中国人参加了DAPP（一个向
发展中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国际组织）的活动，到遥远、神秘的
非洲去当志愿者。他们中有教授、大学生、机关干部、外企员工、私
企老板……从非洲归来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已决定终身投入到这项
“关爱人类”的事业中。
“无论你的受教育程度如何，你的年龄、性格、观点怎样，只要
你准备为之努力奋斗，你都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志愿者。”

去年底，我在北京采访中国国际教育展览会时，得到了一份宣传
品，封面上有幅非洲黑孩子的照片，内容是：“6个月在欧洲的国际合
作发展学院接受培训”，“成为非洲的志愿者”，“用一生中的426天
丰富自己，帮助他人”。

这事儿岂不太新鲜了？在当今中国人崇尚“留学镀金”的年代，
人们奔的是美国、日本、加拿大等经济发达的国家，希望得到的是洋
文凭和“绿卡”。有谁会愿意去非洲，而且是去当一名志愿者？

我在东郊的一座公寓内找到了DAPP驻中国的办事处，采访了负责
人劳特（Lotte）小姐。

劳特小姐是丹麦人，金黄色的卷发，灰蓝色的大眼睛，说起话来
表情很生动。她竟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

我请劳特介绍一下DAPP，她说：“丹麦的DAPP组织创建于1977年，
它是应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越来越强烈的需求而设立的，主
要是筹集资金、物品帮助非洲人民解决饥荒、贫困等急需。该组织目
前已在赞比亚、安哥拉、津巴布韦、莫桑比克、纳米比亚等8个非洲国
家开展多种援助项目，已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化的援助运动。”

“当志愿者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无论你的受教育程度如何，你的年龄、性格、观点怎样，只要
你准备为之努力奋斗，你都可以成为HUMANA People to People（互满
爱人与人）的志愿者。”

“怎样才能成为去非洲的志愿者？”

“你可以在欧洲的丹麦或英国参加任何一所国际合作发展学院6个
月的培训，做好赴非洲的准备。在此期间，你要掌握语言（英语或葡
萄牙语），了解非洲，然后在‘从无到有’、‘好榜样’、‘人力资
源管理’3个援助项目中选择一个适合你的工作。‘从无到有’是通过
收集、销售欧洲的二手服装筹集资金，用于在非洲建儿童村、学校、
植树造林等。此项目需要那些热爱冒险事业，具备市场分析和运营能
力，又能够获取较高利润的人来担任。‘好榜样’的工作包括儿童村、
乡村学校、艾滋病援助、农业、环境保护等，要求志愿者除了具备专
业知识外，还要有教育和开拓精神。‘人力资源管理’主要负责对项
目参加人员的管理，如对DAPP的非洲雇员进行培训或到儿童村、学校
组织、激励领导和老师发展教育项目，教授现代教学方法等。项目选
好后，就开始必修科目以及教学理论、人文知识、管理和经济学等课
程的学习，还要学会如何解决问题，处理意外事故，更融洽、更诚恳
地同他人相处。”

劳特告诉我，志愿者在欧洲的培训结束后，将随同组织的一位项
目经理去非洲参加6个月的援助工作。完成后返回欧洲，利用两个月的
时间对自己的经历进行评估，可通过演讲、展览、街头宣传等方式，
向人们介绍非洲及那里人民的境遇，并把经验传授给学院的下一个团
队，帮助他们为非洲之行做准备。

劳特是1978年加入DAPP的，去过3次非洲。讲起在非洲的经历，她
那灰蓝色的大眼睛熠熠闪亮：“1994年我到了莫桑比克，第二年他们
的战争才结束，人民生活在贫困中。许多孩子因战争失去了父母，他
们没上过学，穿得很破，大部分没有鞋。我在贫困地区的一所学校教
老师和贫困的孩子，要在3年内使这些15至19岁的文盲孩子达到5年级
的水平。我教所有的班，半天教他们葡萄牙语、数学、历史、地理、
化学，半天教他们说、写、农业和建筑等有用的东西。”

“你怎么想起到中国招募志愿者？”

“从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中国。在丹麦有一种说法，如果想去中
国，就在地下挖一个大大的洞，挖通了就到了中国。年轻时我就对中
国感兴趣，我来过3次中国，在原华东工业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和厦门
大学学过两年汉语。我发现这些年中国的变化非常大，1990年第一次
来中国旅游，去上海参观过浦东农村，1995年到上海上学时再看浦东，
哇，变化太大啦！我看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年轻人生活状况比较
好，我想他们中肯定也会有愿意帮助非洲的志愿者。因为我年轻时看
过中国人去非洲援建坦赞铁路，所以我相信中国人会参加援助非洲的
活动。”

“目前有多少中国人去非洲当志愿者？”

“有30多个，年龄从19岁到50岁，他们来自北京、上海、广州、
天津、兰州、南京、深圳、西安、宁夏和新疆。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用
行动向世人证明了，为提高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工作是值得的。从
非洲回来的温铁民和李海豹就是这样的人。”

从劳特那儿知道温铁民和李海豹目前都在北京，于是我立刻与他
们联系。

“温铁民不应该只属于中国，他应该属于全世界。他的国际性的
人道主义援助精神非常高尚，不光表现在非洲，也表现在欧洲，表现
在对每个人的帮助上。”

“我是中国人里第二个去非洲当志愿者的，称得上老前辈了。”
温铁民笑着说，眼睛里充满了睿智与幽默。

45岁的温铁民是北京的68届初中毕业生，用他的话说：“14岁就
参加革命了。”他先到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的兵团，穿着军装干
农活、放马、挖煤；6年后困退回京在海淀运输公司修汽车、摩托车；
22岁上清华大学机械系学内燃机专业，26岁又上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
学工业经济管理；毕业后到北京海淀区计经委搞企业管理；又调到国
家建设部计划财务司工作了近10年；然后到英国APV公司当中方总经理；
1996年到全球前500强的瑞士ABB的北京公司任质量控制部和工程部经
理。

“有这么辉煌的经历，说明你很出色。”我深知温铁民的光辉历
程来之不易。

“那是，要不怎么叫人才呢？工农商学兵我都干过。”温铁民毫
不掩饰他的得意。

“在外企当白领，是很令人羡慕的，你为什么要去非洲当志愿者
呢？”

“是啊，以我这样的经历、学历，在国内待着挺好，地位很高，
收入很多，人模狗样的。”温铁民诙谐地说，“但这毕竟只是为一家
公司的一个老板打工。而我一直希望出去走走，并为发展中国家的人
民做点儿贡献，既丰富自己又帮助穷人，这是我的人生目标。1998年
初在劳特小姐帮助下，我加入了DAPP，成为一名国际志愿工作者，终
于如愿以偿了。”

温铁民告诉我，他是1998年2月到欧洲的，先在丹麦的学校里接受
培训，为去非洲做准备。

“学校有来自各国的志愿者，这里没有国界、民族、肤色、信仰
以及任何差别和歧视，人人平等，那感觉真是棒极了！在学校的大部
分时间用于学习国际教育的援助项目，每人一台电脑，里面储存着两
万多页与课程相关的英文读物和测验内容，每人根据自己选的将来到
非洲的项目来学。由于我有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和专业知识，就选择
了‘从无到有’项目。学习中最大的压力就是语言关，我在国内英语
水平算中等，但在国外不行。本来我受过那么好的教育，有那么丰富
的经验，自信许多欧洲人还不如我棒呢，可说不出来，整个一个傻冒
儿，那叫一个痛苦！所以我学得特玩命，经常开夜车查字典，很快就
过了语言关。

“学校的资金部分来自学生的学费，部分来自学生的募集，我们
经常和老师一起背着睡袋到丹麦或欧洲其他国家，宣传援助非洲的意
义，上街卖报、杂志、鲜花或分拣旧衣服、油漆集装箱……这是一项
很艰难的工作，因为不论天气好坏，心情好坏，不管人家对你态度如
何，你都要坚持住。做国际志愿者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就是：遇到困
难一定要坚持住并要想办法解决它，而不能退却或放弃。

“我从非洲回到欧洲后，学校给我开了隆重的欢送会，老师和同
学们面对面手拉手站成两排，把我从中间抛过去，他们自发地联名给
我写了封推荐信，这在学校是从来没有的。他们不愿让我回国，在推
荐信上写道：‘温不应该只属于中国，他应该属于全世界，他的国际
性的人道主义援助精神非常高尚，不光表现在非洲，也表现在欧洲，
表现在对每一个人的帮助上。’校长嘱咐我：‘温，你到哪都要带着
这信，非常有用，说明你在我们学校的表现。’”

“为什么你能得到这种荣誉？”

“因为我很棒呀！”温铁民自我感觉极好，他说：“我在学校时
总争取多做工作，比如钻到花园里修剪树木、拔草挺热的，有的人干
几小时累了，就去抽烟或睡觉，可我能毫无怨言地从早干到晚。很多
人特受感动，说‘温，你休息一会儿，不能老干呀！’有的值日生到
做饭时间不去，我就去；有人做完饭不洗碗、不扫地，我来干。连老
师都看不下去了，到宿舍叫值日生：‘为什么今天该你值日你不去，
让温去做，你不觉得很惭愧吗？’其实对我来说帮助别人是一种享受，
因为你可以在感化他们的同时，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尊重和理解。”

“只有当你走出非洲时，才会觉得收获远远超过你当初的想象，
才能体会到自己有多么高尚，因为你曾用双手帮助过那些贫困的人。”

半年的培训结束后，温铁民从英国坐了10个小时的飞机，横跨欧
洲和非洲大陆，到达非洲南部的赞比亚。说起当时的情景，他显得很
激动：“当我的双脚一踏上那向往已久充满神秘色彩的红土地时，那
种心情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眼泪刷的一下就流出来了。”

赞比亚的贫穷超乎温铁民的想象。他说：“这个发展中的农业国
家，没有自己的工业，以种植玉米为主，当地人每天吃一种叫‘西马’
的饭，很像中国的玉米面糊糊。这种饭也不是每天都能吃上，许多人
一天只吃一顿晚餐。他们喜欢夏天，那时可以吃芒果充饥。一般人出
门都不穿鞋，只有周末去教堂才穿。两条腿是他们的交通工具，有辆
自行车就算是有钱人了。全国只有两所大学，学生自然是富家子女。
由于不控制人口且贫穷，导致大部分人没有工作。我曾到一个酋长家
作客，令我震惊的是他有10个妻子，76个孩子，妻子们不用自己的名
字，每人都有编号，找谁只要叫号就行。

“他们称欧、美、亚洲人为‘木松古’，认为都是有钱人，非常
尊敬。我的邻居有3个女儿，由于上不起学只能在家干活。我问她们愿
不愿意跟我到中国上学？她们异口同声地说‘愿意。’并天真地问爸
爸：‘我们能嫁给这位先生和他一起去中国吗？’她们的爸爸大笑：
‘太好了，太好了，跟这么好的有钱人走，你们肯定有吃有穿的，我
脸上也有光彩呢！’”

“当地人对中国人非常崇拜，无论大人小孩谁见了我都会问‘中
国功夫’，许多年轻人甚至跪着不停地叫我‘师傅’，恳求我教他们
练功，有时我不得不躲进厕所。”

温铁民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DAPP的旧衣商店从事管理工作，他们
把从欧洲募集来的二手服装分类后，再运到当地的19家旧衣商店，收
入全部用于援助当地的各种项目上。刚到商店时，他发现店里的员工
素质极低：“他们上班聊天、打闹、抽烟、吃东西或躲在一旁休息，
根本无视顾客的存在，一个男保安竟当着我的面，歪戴着帽子在一位
年轻女顾客背后大跳摇摆舞。员工中普遍存在贪污行为，有人把好衣
服藏在柜台下，下班时带走，有人用优惠价买衣服，有的经理甚至免
费拿衣服，导致大量资金流失。

“我决定对商店进行改革，我建议他们先从管理抓起，先建立健
全规章制度，实行全面质量管理，即每个员工要明确自己的职责范围
和质量标准，并建立了经营目标责任制，把商店经营指标层层分解到
每个员工，并制成图表挂在墙上，使每个员工都清楚自己每天的工作
完成情况。还制定出相应的奖罚条例，每月评选最佳员工，一旦发现
员工的贪污行为，要加倍赔偿并开除。店员不许私留商品，要买只能
按和顾客同样的价格。使每个员工都有压力和危机感。同时培训员工
的服务素质，强化他们‘顾客就是上帝’的微笑服务意识。

“开始培训时并不顺利，有的员工任凭你怎么说，他也不会对顾
客笑一笑。我急了，拉起一个经理在商店开门时站在门口，问候第一
批顾客，边帮他们存包边介绍商品。所有黑人‘上帝’的第一反应是
惊讶得不知所措，有的人低着头匆匆走过，大多数人则双手合十表示
谢意。经过改革，商店的面貌大变，营业额上升。接着，我们又把这
个经验推广到全国各家DAPP的商店，并得到经理和员工的一致好评。
为了对我的工作予以表扬，他们奖励我一双旧皮鞋。

“我们还经常组织各种大规模的宣传义卖活动，为艾滋病患者、
儿童募捐，那场面声势浩大，警察开道，军乐团演奏，我们散发传单
并高举巨幅标语向人们宣传DAPP援助非洲的意义。赞比亚的电视台经
常在新闻联播节目中报道我们的活动，DAPP在该国几乎家喻户晓，因
为我们的援助项目不仅解决了一部分当地人的就业问题，同时还带动
了相关经济的发展。为此，我还受到赞比亚总统的接见。”

非洲之行使温铁民感慨万千：“只有当你走出非洲时，才会觉得
收获远远超过你当初的想象，才能体会到自己有多么高尚，因为你曾
用双手帮助过那些贫困的人。”

完成非洲的援助项目后，温铁民正式加入了DAPP的教师团。教师
团是DAPP的最高领导机构，不是随便能加入的，要经过严格的筛选和
考察，目前该组织在全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五六百个成员，中国
人就他一个是终身制的教师。温铁民说：“这工作是世界性的，很有
意义，很充实也很高尚，这是我多年来追求的人生目标。”他目前在
丹麦的一所国际学校任教。

和温铁民闲聊，知道他曾离过婚。“没在欧洲找个金发碧眼的？”
我开玩笑。

“我也确实想招聘一个老伴。在丹麦上街卖杂志时遇到一个叫乌
苏拉的丹麦姑娘，她对中国人和援助工作都很感兴趣。我们一直书信
往来，并产生了‘革命的爱情’。”温铁民笑得很开心，“她爱我，
我也爱她，回国前她到机场送我，吻别时她深情地望着我说：‘温，
我爱你，我等着你，很难想象我的生活中没有你。’”

怪不得温铁民急着要赶回丹麦，原来在那遥远的“童话王国”里，
有一根爱的红线在牵着他。

当一双双小黑手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指，我意识到，一个个小小的
生命依托着我，信任着我时，我的心灵被深深地震撼着。”

23岁的李海豹是北京林业大学外语系大四的学生。一见面他就兴
冲冲地告诉我，昨晚刚给大一的新生讲了他非洲之行的经历。

李海豹是在大三第一学期听说到非洲当志愿者这件事的。他说：
“听了劳特小姐的介绍，看了志愿者在非洲工作的录像，我觉得就跟
梦游似的，特别有吸引力。我是学外语的，对我来说这是个很好的机
会，利用一年时间到欧洲、非洲，不但能学到很多东西，还能帮助别
人，这经历对我一生都很重要。”

1998年4月，李海豹向林大提出休学一年的申请，飞到了丹麦。在
他眼里，丹麦的风光特别美，简直像走进安徒生童话的王国。

“我所在的学校有来自英国、德国、葡萄牙、瑞士、巴西、日本、
纳米比亚等20个国家即将赴非的志愿者，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刚去时，
同屋的英国人说话我一句也听不懂，同学们聊天我插不上嘴，开会讨
论我也说不上两句，我觉得特别孤独寂寞，一有时间就灰溜溜地钻进
电视房看电视，别人管我叫‘TVboy’。不过，看电视使我的英语水平
提高很快。3个月后我已经不存在语言障碍了，一个从奥地利来的同学
聊天时竟对我说：‘请你说慢点儿。’”

为了集资援助非洲也为了锻炼志愿者的意志，学校要求他们上丹
麦街头卖报纸或卖花，这段经历令李海豹终生难忘：“这对我一生的
影响都特别大。开始我很爱面子，第一次上街卖报，拉不下脸来，总
盼着下雨就可以不卖了。不过后来我卖得特别好，一天能卖1000多克
朗。校长管我叫Chinese Pioneer（中国先锋），因为我起点特别低，
但进步特别快。丹麦有550万人口，我至少跟20万以上的丹麦人交谈过，
从几秒钟到几十分钟。”

“你跟丹麦人谈什么？”

“先问他们‘你愿不愿意帮助非洲孩子，你愿不愿意买我们的报？’
然后介绍我们的报和援助非洲的项目。我还告诉他们，我现在把我的
生命拿出一年帮助非洲的孩子，你是不是愿意掏一点儿钱给孩子们一
些帮助呢？”

“他们怎么表示？”

“买我报的什么人都有，甚至有个乞丐还给我20克朗买了一份报，
我特受感动，他们肯定认为我这样做是对的。”

1998年冬天，李海豹从冰天雪地的北欧飞到赤日炎炎的非洲纳米
比亚首都温德和克。

DIPP的办事处设在过去殖民时代被称为“有色人种”住宅区，到
处可见铁皮屋顶的低矮平房和铁丝网围墙。走在街上，总有些脏兮兮
的黑孩子向他打招呼：“CHINESE！（中国人）”他友好地微笑回答。
可谁知这些黑孩子立刻伸出小手喊道：“Give me one dollar！（给
我一块钱）”在一群孩子的包围下，他只好仓皇而逃。办事处的人叮
嘱他，天黑以后决不要外出，这个地区是很危险的。

两天后，又坐了10个钟头的长途汽车，他来到距首都800公里的北
部贫困地区。这里离最近的城镇20公里，是DAPP援助纳国的中心营地，
有职业学校、小学、幼儿园和树苗培训基地。李海豹去非洲前，选的
项目是儿童援助，应该去当小学老师。可一去才知道，他原来的项目
已被别的志愿者干了，他现在的工作是去幼儿园当男“阿姨”。

一个中国小伙子去非洲的幼儿园当“阿姨”？我忍不住笑起来。
李海豹也笑了，他说：“当时我一下子就懵了。我从来没想过教幼儿
园的孩子，他们不懂英语，怎么和他们交流呢？好在有个叫玛丽亚的
黑人女教师做我的工作搭档、翻译兼向导。我和她用英语交谈，她再
把我的话翻译成当地的奥士宛伯语告诉孩子们。我们中心营地的幼儿
园有两个班，40个孩子，大多来自镇上的居民家。

“我第一天的工作便是从这个幼儿园开始的，早8：00，孩子们开
始上课，他们排成两列纵队，然后依次到队列前面大声自报家门，如：
“我叫维多利亚，我是一个女孩，今年5岁了，来自奥布兰图，我在厨
房中帮助妈妈，我只想对大家说声‘嗨”！”在孩子们热情洋溢的演
讲中，第一节课结束了。

“我教孩子们26个英文字母和动物、蔬菜等简单的英语单词，并
教他们唱英文字母歌和我小时候玩的游戏，什么‘丢手帕’、‘红灯
绿灯’、‘一碗不捞鱼’……和他们在一起玩儿时，我彷佛回到了童
年时代，只不过小伙伴换成了黑孩子。孩子们刚开始见我挺生的，他
们总是远远地好奇地打量我，每当我试图走近时，他们便‘哗’地一
声跑开了。上了几次课后，跟他们玩熟了，每次一见我，老远就围过
来，‘哇’地扑上来抱住我，争着抢着用小手抓住我的手指，抓住了
就不撒手，别人要抓还打呢。孩子们老跟在我屁股后头，我连厕所都
不能上。和他们在一起有一种特别纯真的感觉，当一双双小黑手紧紧
地抓住我的手指，一个个小小的生命依托着我，信任着我，我的心灵
被深深地震撼着。

“我每天冥思苦想变着法儿地教他们，还写信让国内的同学出谋
划策。我住的地方有电视，我经常组织两个班的孩子轮流来看动画片，
他们虽然听不懂英语，但哈哈地笑得很开心，我想他们一定看懂了。”

“我常常梦见黑孩子大大的、亮亮的眼睛，如果有机会，我还会
再到非洲去帮助他们。”

李海豹在中心幼儿园的工作是暂时的，他主要的工作范围是方圆
30平方公里区域内的30个村级幼儿园。他负责视察这些幼儿园的工作
情况，提出建议，培训老师同时也教孩子们英语和游戏。

李海豹说：“纳国拥有广阔的土地，但只有160万人口，因而村子
的概念也与我国不同，通常一两户人家一个村子，村子之间相距几公
里至几十公里远。因此，我在那儿就跟巡警似的，得巡回讲课，有时
要骑一两个小时才能到一个幼儿园。每天早上7点半，我和玛丽亚就骑
自行车出发了，水壶和帽子是我的两件‘法宝’。到了非洲，才深切
地体会到什么是‘大太阳’，早上出发时，太阳刚露面还比较凉爽，
正午时，万里无云，40多度的高温使空气都变成热流，骑不上几公里
就得赶快找个树阴下来喘一会儿气，否则肯定会中暑。有的幼儿园在
几十公里以外，没法骑车去，我和玛丽亚就先到公路边拦车，把我们
捎一段路再步行走进灌木深处的幼儿园。有时要顶着太阳走一两个小
时，一天下来，脚上火辣辣的，起水泡是家常便饭。在‘日光浴’的
恩赐下，我的皮肤被晒得黝黑锃亮，刚回国时，曾被人误认为是外国
留学生。

“村里的幼儿园和中心幼儿园的条件比起来差远了，有房子的只
有六七所，是DAPP援建的水泥房子。‘草棚幼儿园’占大多数，就是
围一圈木棍，在上面搭树叶，像中国农村看瓜的窝棚，里面没有桌椅，
孩子们坐在石头上，用树枝当笔，沙地当纸。有的幼儿园是露天的，
在一片树阴下，树杈上挂块木板，孩子们坐在盘根错节的树根上听课，
一下雨就得回家。还有的幼儿园白天供孩子们上课，晚上就成了山羊
圈。大多数幼儿园只有10来个孩子。幼儿教育在纳国还是非常落后的，
幼儿园老师的水平很低，一般是些受过小学教育的村里的女青年，有
的甚至连26个英文字母都说不准。孩子们每天只来半天，因为老师家
还有许多农活等着她去干，非洲的妇女在生产和生活中的负担十分沉
重。孩子们来幼儿园都带着饭盒，吃饭时都要把自己的食物分给老师，
这样一来，老师的午饭便解决了。当然，我也受到同样的礼遇，但我
拒绝了孩子们的“上贡”。这些孩子很可怜，吃饱已不容易，糖果对
他们来说简直是奢侈品。

“一天晚上，我到一个只有两户人家的村里作客，在粗大的树桩
围成的栅栏里，是茅草顶的圆形小茅屋。这里没有电，主人为欢迎我，
特意点燃了一根蜡烛。这个家庭有好几个上学的孩子，由于晚上没有
灯，他们除了围在篝火旁或看星星外，无事可做。那时我便下决心为
他们买一盏油灯。当我送他们这件小礼物时，千叮咛万嘱咐让孩子们
晚上能看点儿书。过了一段日子，我再去那家时，发现他们并没有用
那灯，他们说舍不得点灯看书，太浪费。

“当我的志愿者生活即将结束要回国时，中心幼儿园的孩子们为
我开了个欢送Party，孩子们在山羊皮鼓的有力节奏下，跳起了热情奔
放的非洲舞蹈，唱起了我教的英文字母歌，那稚嫩的声音，雪白的牙
齿，甜甜的小酒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一个村子的幼儿园老师
送了我一套弓箭，玛丽亚送了我一只铜手镯，我会永远珍藏着，这是
人世间最宝贵的友谊。”

再过几个月李海豹就要毕业了，问他毕业后有何打算？他说：
“先工作一两年，家里供养我已经到头儿了，我想自己养活自己，经
济独立后再出国继续读书。我想把全世界都看一遍，我觉得做国际人
挺好的。出国一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人，不应该只为自己活着，解
决了温饱问题后，应该去帮助别人。”

李海豹十分动情地告诉我，他这辈子都忘不了非洲，“晚上做梦
时，我常常会梦见纳米比亚幼儿园的黑孩子们大大的、亮亮的眼睛，
他们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指问：‘你什么时候再来？’如果有机会，我
还会再到非洲去帮助他们。”

据估计，中国的跨性别人口近400万

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社会的边缘挣扎

接受着白眼、嘲讽、不理解

他们对于生活的热爱却让人动容

核桃，跨性别女性（男跨女）

跨性别者在我们的社会中，

是长期被忽视和歧视的一个人群。

他们生为男性或女性，

却认为自己本应是另一种性别。

据估计，亚太地区有0.3%的人口是跨性别，

中国大陆14亿人口，

按平均比例推算，跨性别者就有400多万。

2017年11月，首份《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调查报告》显示，

超过十分之一的跨性别者曾尝试过自杀，

而中国普通人口中，

自杀的人十万个里面数据是七个！

2018年8月，全国跨性别热线正式成立，

免费为跨性别者提供心理支持和信息咨询，

目前一共有7位接线员，

他们本人都是跨性别者，

我们采访了这些接线员们，

听他们讲述了这个群体不为人所知的故事。

撰文 倪蒹葭

跨性别者在挑选女装

在接触这个议题之前，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们身边原来有着那么多的跨性别者。

2012年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整个亚太地区有0.3%的成年人口是跨性别，总数在900万到950万之间。保守估计，中国大陆大约有400万人，认为自己生来就生错了身体，想要变成另外一个性别。

跨性别有3种情况：跨性别女性（生来是男性、认为自己是女性），跨性别男性（生来是女性、认为自己是男性），性别酷儿（认为自己不完全属于男性或女性）。

在性少数群体（简称为LGBT）中，跨性别者列居末尾，是最小众的一群。他们也受着最深的误解和歧视。

他们遭受家庭暴力，被同龄人排斥，找不到工作，得不到正规的医疗救助。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尝试过自残，十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尝试过自杀。

有的人历尽千辛万苦，隐姓埋名，试图融入主流社会，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对于他们而言，过去的性别和过去的人生一样，仿佛一场噩梦。

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偏偏是自己，但是他们决定，自己的人生要自己做主，自己的幸福要自己想办法去追求。

“父母让我选，要么离开这个家，

要么留下来继续做他们的儿子”

核桃，21岁，重庆人

全国跨性别热线发起人

核桃是一个看上去很酷的女生。她的出生性别是男性，穿裙子的同时，她会大方地露出喉结，想笑的时候用男性化的嗓音开心地笑出来。

以下为核桃自述：

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想要变成女生，是6岁那年穿姐姐的裙子。

青春期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一直生活在纠结和困惑中。只要我一个人在家，我就忍不住会去翻妈妈的衣柜，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女生的样子。

那个时候很鄙视自己，觉得自己是不是社会上所说的“变态”。

核桃给自己化妆

直到19岁，来北京林业大学念书，我第一次在生活中真实地接触到跨性别者。

她是一名程序员，我差点分辨不出她原本的性别。我才发现原来一个男生跨性别变成女生，也可以这么漂亮，也可以拥有很正当的职业，生活得自由而平凡。

那一刻我特别激动，困惑我十几年的事情，突然有了答案：我是一名男跨女的跨性别者。而且我可以以一个跨性别者的身份，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核桃在大学

我当时还住在男生宿舍，但是马上开始按照一个女性去打扮自己，买衣服、假发、化妆品，学着做一个女生。

穿着女装的我，在校园和大街上通行无阻，这更增添了我的信心。然而我没有想到的是，最不能接纳我的人，竟然是我的父母。

核桃14岁

家里爆发了剧烈的冲突，甚至发生了一些肢体暴力。为了说服父母，我带我妈去重庆最好的一家医院看临床心理科，让医生来告诉她，跨性别不是病。医生还告诉她，有的人到了40多岁，仍然想去做手术。

然而，从医院回家后，父母变得比之前更加绝望和崩溃。我妈妈情绪尤其激动，甚至说想跟我同归于尽。

最后他们给我一个选择：要么从这个家里出去，要么留下来继续做他们的儿子。

我没有办法，很快地收拾了行李，离家出走了。一走就是将近一年。

这一年里，他们到处找我，甚至半夜12点来敲我的门，逼我回家。我就到处逃。

核桃会选择女生洗手间

大学没有办法继续念下去了，经济来源也断了，我只能断断续续打零工。很辛苦，但是我坚持想要做一个女生，开始使用一些激素来促进性别转变。

没有专业的医生指导，我就自己摸索激素的剂量，觉得不舒服了就减一点，觉得自己还OK就加一点。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是很危险、对自己身体也挺不负责的。

2017年11月，有一个回家的机会，我就回去住了三天。大概是太久没有回去了，父母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微妙的改变，不再像以前那么强硬了。他们认为我是他们的儿子，我认为自己是他们的女儿。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都是亲人，只是表述的方式不太一样。

后来我回大学继续念书。2018年6月，我大学毕业，在北京找工作，简历上第一句话就是“跨性别女性”。

我面试了四家公司，有三家没有问到性别问题，目前有了一份全职工作，在一家NGO做短视频的编导。

核桃正在用文字聊天的方式接线

今年8月，在原本一个北京跨性别热线的基础上，我联合各地的机构，成立了全国跨性别热线。

大多数跨性别会遇到的问题：抑郁、家庭暴力、激素使用、找工作……我都经历过。我尝过别人对跨性别者的冷眼和敌意，不希望其他的跨性别者还要继续遭受这种冷眼和敌意。

“我到底要做什么才能让你明白，

我就是我呢？”

Kelly，北京人，29岁

跨性别热线的早期接线员

Kelly的言谈举止，都是温和细腻的女性的样子，几乎看不出从前的男性痕迹。但经历的焦虑和苦难的痕迹，很难完全抹去。她不愿意暴露自己的照片，这是跨性别电影《人生密密缝》的剧照。

以下为Kelly自述：

我是属于婴孩时期、在刚有性别意识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是女生的人。

小时候，父母会开玩笑地问，你是男生女生？我就会说，我是女生。父母当然是大笑，我就觉得很烦恼。

我有时候会强烈感觉到，人是有灵魂的。 可是人们常常只凭肉眼去评判他人，看到一个人的外表，听到ta的声音，就说，啊，这是一个男生。

有时候真的很无奈：我到底该做什么才能让你知道，这才是我呢？

《人生密密缝》，生田斗真（左一）饰演跨性别女性

2009年，国家出台了跨性别法规，20岁以上的人可以进行性别重置手术。那一年我读大三，成为了第一个通过他们审批的人。所以我在21岁的时候做了手术，也顺利改掉了身份证上的性别。

当时的审批标准是，要做性别重置手术，你必须要喜欢异性，而且要证明已经坚持想做手术5年以上。

证据的话我很好找，直接把小学的评价手册翻出来，复印了一张给医生。小时候写作文，题目是《我的梦想》，我当着全班的面，说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女生，老师就把这件事写在评价手册上了。

我的问题是，一个女生落到男生的身体里，该怎么办？我要找个方式生活，想个办法把自己的人生找回来。

21岁以前，我受了很多罪。21岁以后，我就想当一个普通人，成为一个普通女性，而不是一个“跨性别女性”。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其实不是很理解那些“性别酷儿”。在学术分类上，他们也属于跨性别者，“酷儿”们认为自己并不完全属于男性或女性，50%是男性，50%是女性，或者并不认为自己有一个固定的性别。

对于我这样的跨性别者来说，悖论就在于，我对自己的性别认同没有灰色地带。我认为我自己就是一个100%的女性，只是生错了身体。

调查表明，跨性别人群失业率是11.87%

我希望大众不要因此误解为我们跨性别者就是一群“不男不女”的人。实际上，恰好相反，我认识的跨性别者，为了过上自己想要的普通生活，都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代价。

他们做什么工作的都有，有饺子店打工的，有程序员，有香店老板……他们认识到自己是谁，没有任何退缩，认真地去生活。我觉得很美，很感动。

我自己现在也在一家普通公司上班，做人力资源的兼职。身边的同事，几乎没有人知道我过去的生理性别是男性。

我在准备申请出国留学，将来做性别方面的研究。也是因为想要为这个群体被更多人认知尽一份力，这样的话，我自己受到的苦至少没有白费。

“我是跨性别者中最幸运的那0.1%”

Hitomi，19岁，中日混血

北京跨性别热线创始人

在采访中，经常会听到Hitomi这个名字。2015年12月，他还在念高中，就创办了北京跨性别热线，后来演变成现在的全国跨性别热线。

以下为Hitomi自述：

我生理性别是女性，自我认同的性别是男性。

我1999年在日本出生，有个双胞胎姐姐，父亲是日本人，母亲是中国人。我3岁时父母离异，我跟着妈妈来到了北京，在北京长大。

Hitomi小时候

13岁时，我第一次跟家里人说，觉得自己是个跨性别者。妈妈并没有当回事，说你青春期了，有这种想法很正常，过两天就好了。

我只好对母亲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因此跟母亲的关系变得不是很好。母亲也发现我挺痛苦的，她就去跟各种人聊过，花了一年半时间接受真正的我。

后来母亲主动跟我说：“我不管你是不是跨性别，父母都是希望孩子幸福快乐。我不知道你的幸福是什么，那你就自己去找。作为母亲，我只能去帮助你，只要你自己幸福就好”。

我的高中是北京的一所国际学校，跟老师说明之后，老师就问那我该管你叫he（他）,还是she（她）, 我说那就叫he吧。

上游泳课的时候，我就使用老师的更衣室，是不分性别的。学校也有无性别洗手间可以使用。

左三是Hitomi

在学校，我还可以参加男生的体育队，跟男生一起打棒球，一起去旅游，一起打比赛。所以即使表明了跨性别者的身份，我的高中生活，过得还是非常开心。

这么幸运的人非常的少，别说高中能过得幸福快乐，连被父母能接受的跨性别，其实都非常的少。

可能这和我是女跨男、不是男跨女也有关。对于跨性别者来说，女跨男的人，在经历性别转换期时，遇到的尴尬和排斥要比男跨女少得多。

我的妈妈是一家医疗平台公司的董事。有些跨性别者，会因为外表改变了，但身份证上的性别没有修改，找工作遇到困难。但我妈妈决定，她在的公司不会因为跨性别，去否定一个面试者。

我会鼓励身边的跨性别朋友说，一定不要把自己的跨性别身份当做一个借口：我是跨性别，就没法变得幸福。

生为跨性别，不是我的选择，可是怎么面对，只有自己可以选择。我自己并不是勇敢的，所以选择和父母一起去面对，和朋友、老师一起去面对。

我觉得跨性别者在国内获取相关信息的途径特别少，2015年12月，我就和两位跨性别者朋友一起创办了北京跨性别热线。

主要是想要倾听和陪伴那些感到沮丧、孤独的跨性别者。我们会分享跨性别信息，也尽量解答多数人对这个群体的困惑。比如，我们该如何和跨性别朋友们交往？和Ta们交往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电影《男孩别哭》剧照

社会对跨性别还有很多误解，比如跨性别其实不等同于变性人。做不做手术，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有些人觉得改变穿着打扮，就可以了，有的人觉得一定要做手术。对我们来说，是在找回自己，找回的程度不一样。

高中毕业后，我要去美国念大学，2017年6月就把跨性别热线的工作移交给了Kelly。我的初衷就是希望一直有接线员把这件事做下去。

对于某个个人遇到的困难而言，热线的作用有限。但是只要热线存在下去，就能告诉跨性别者，你不是孤独的。

李银河与恋人大侠

2014年12月18日，李银河在博客上首次公开自己和一位跨性别者之间的恋情。这位跨性别者出生时的生理性别为女性，一时之间，许多人误会李银河是同性恋。

李银河花了极大气力向大家解释，她是异性恋，而她的恋人其实是男性，是一名女跨男的跨性别男性。

十几年来，“跨性别”的议题在中国又一次大规模地走入公众的视野之中。

舞蹈家金星，来源于金星微博

上一次“跨性别”引起如此轰动，是1990年代，著名舞蹈家金星公开接受了变性手术，生理上从一名男性变成了一名女性。

电影《普通女人》剧照

二十年过去了，跨性别者在中国的生存处境依旧举步维艰。公众对他们的兴趣更多的是猎奇。

“我们是些小丑，是性的客体，是无数小说中神秘不可捉摸的人物。我们是精神病患者，是凶手，是充斥电影的犯罪天才。观众们很少亲眼看到跨性别者的真实面容。他们听不到我们的声音，看不到我们书写的文字。”

许多跨性别者因此学会了更好地隐藏自己。在一次采访中，我和面前的跨性别女性聊了一个多小时，才猛然发现她就是我大学时就见过的一位学长。现在，她身边很多人都不知道她的跨性别身份，过去渐渐成为秘密。

《2017年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调查报告》显示，90%以上的跨性别者在18岁以前，就已经认同自己的内心有另外一个性别的存在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案例能说明通过扭转治疗，能够改变他们的这种认同。

对于跨性别者而言，对自己性别最焦虑的时间段，一般都是青春期。然而，就我们现在的医疗和法律资源而言，对18岁以下的跨性别者的援助和引导，恰恰最受限。

62%的跨性别者有激素治疗的需求，但是大部分人都很难获得医生的指导，科学地进行激素治疗。

实际生活中，大部分人获取激素类药物的主要渠道是上网从药店买，或者从朋友那里获得。

最主要的使用方式是“自行阅读说明书或查询资料”（72%）和“参照朋友的意见”（66%），因此有不少安全隐患。

两个跨性别者里面，就有一个有性别重置手术的需求。但是真正能够做上手术的人，才只有十分之一。

他们无法进行手术的原因，最主要有三个：经济条件不允许，父母不同意，年龄未满20周岁。

近九成的原生家庭不能完全接受跨性别孩子。853位曾向父母或监护人表达自己身份诉求的受访者中，十个人里面只有一个，能被父母完全接受。

几乎每五个跨性别者就有四个曾渴望阻止发育、掩盖或改变自己的性征。在无法获得安全、有效的激素治疗情况下，其中5%会尝试自行切除生殖器官。

电影《女孩》剧照，想成为芭蕾舞者的跨性别女性

Kelly接过的热线电话里，就有一位被迫走了极端的跨性别女性。当初她和家人说明情况之后，家人立刻强行把在国外念书的她带回国，剪了她的长发，要求她接受各种心理治疗、精神治疗。

为了阻拦她去泰国做性别重置手术，父母没收了她的护照。等了大半年之后，她等不下去了，“我已经23岁了。”

今年10月23号，她在家里，自己给自己动了手术。从打麻药到切下睾丸，都是一个人，最后因为止不住血，朋友赶来送她去了医院，才抢救回了她的生命。

电影《女孩》剧照，想成为芭蕾舞者的跨性别女性

核桃接过一个年仅13岁的跨性别者的电话。“ta已经开始偷偷服用激素，并急于想得到父母的认同。因为青春期正是发育的时候，会带来很大的焦虑，但正规医院的激素指导，只针对20岁以上的成年人。”

“我们明白要说服来访者停止吃药，那是不可能的，只能说服他定期去检查自己的身体。”

热线接线员欢喜，性别酷儿，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

目前，全国跨性别热线一共有7个接线员，分布在北京、合肥、武汉、广州、苏州5个城市，还有一位在美国。每周接到的热线来访是5-7位，来访者可以选择语音或文字聊天的形式。

“要成为热线的接线员，首先要是一名跨性别者， 才能对求助感同身受，并且要已经走出了性别困惑期。”核桃说。

“我们不会去回答，‘我是不是跨性别者’这样的问题，我们只是分享跨性别的信息，以陪伴和倾听为主”。

《黑客帝国》的导演沃卓斯基姐妹Vera Anderson/WireImage

我们通常都会怕，变成自己和这个社会无法想象的人。

但实际上跨性别者，也能对我们的社会做出优秀的贡献。国内有舞蹈家金星，国外有《黑客帝国》的导演沃卓斯基姐妹。

跨性别曾经被学术界认为是一种“性别认同疾患”。然而，今年 6 月 18 日，世界卫生组织（ WHO ）正式发表了最新一版的《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版》，首次把 “性别不一致”（Gender Incongruence）从精神病中除名，接着改列于性健康的章节中。

核桃在等地铁

核桃的朋友知道她是跨性别者之后，讲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最开始，人们只知道自然数：1、2、3。后来，人们发现了1.2、1.3这样的小数。再后来，小数也不够用了，有了像π这样的无理数。

“我知道在新疆一个不到一万人的小镇上，也有一个跨性别者，周围的人对他不太友善，幸运的是，他妈妈认为，他的特别是与生俱来的一个礼物”，核桃说。

一开始，我们的性别只分为男和女，但是也许大自然还塑造了更多的可能。我们可以去坦诚地接受更多的可能。

就像电影《熔炉》里说的那样：“我们勇敢发声，不是为了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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