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青岛、杭州、南京等留学机构大幅锐减！留学行业现状如何？

今天小编搜罗了沈阳、青岛、杭州、南京等留学机构大幅锐减！留学行业现状如何？希望给择校的家长们提供参考。

据美国媒体PIE News引用市场调研机构Bonard的最近一份报告显示：在疫情的影响之下，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中，中国国内的留学市场和留学机构出现了巨大的变化。留学行业现状如何？

该报告调研了南京、沈阳、青岛、杭州、成都5个新一线城市的2000多家留学机构，发现仅有412家还处于运营状态；其余则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中陆续停止留学业务。

具体而言：（请大家看图）

Bonard的中国区负责人Grace说，目前无法得知这些停止留学业务的机构时候还会重新回来。

这些参与调查的机构从机构规模来看，大多数机构仍旧是仅有一家办公室的小型机构（77%），另外16%为中型机构，拥有2-5处办公地点，大型机构仅占7%。

受疫情困扰，仅26%的机构表示2020年其学生出国留学人数为10-20人，极少数机构超过30名学生，43%的机构表示这一年没有学生出国。

从其经营的留学项目来看，95%的机构从事高等教育相关的留学项目或服务，31%的机构从事K12低龄项目，短期项目虽然在疫情期间大受影响，但是仍旧有29%的机构坚持相关业务。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Bonard调研了其BOSSA会员机构，这些机构有1/3-1/2位于北京。这些成员机构绝大部分还在继续运营，有些机构甚至业务还出现增长。

留学圈洗牌加速到来

留学行业的现状如何？

中国新闻周刊，曾经评论过留学行业的情况：事实上，就算没有疫情双减，近年来中介业务的发展也逐渐进入了瓶颈。

公众号“留学行业观察”曾对此趋势做过总结。在走访了一些营收在2000万左右及以上的机构后，其得出一组数据：与2017年相比，2018年有超过半数的机构业绩下滑，严重者业绩几近腰斩；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机构业绩上升；其余的业绩勉强达到持平，但利润岌岌可危。

该文章将部分原因归结为人口数量：2000年前后，新生儿数量下滑至最低点。而到了2018、2019年，这批千禧宝宝正到了高考年龄。缩减的人口反映到行业上，直接影响业绩。考虑到前述留学行业的提前性，接下来几年的情况只会更严重。

人口减少，使得增量市场变成了存量市场，各个机构对客户的争夺愈发激烈。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更进一步加速了行业的洗牌。

究其根本，留学中介并不是一个门槛特别高的生意，本质还是在利用信息不对称赚取差价。大机构员工在积累了海外院校资源和一定客户群后，完全可以另起炉灶。这样的行业天性，叠加上移动互联网的浪潮，使得公众号、个人品牌、甚至淘宝文书中介大量出现，逐步消解了大公司的品牌价值。

受此趋势影响，澳际、启德、金吉列等机构花高价于各城市CBD商圈租办公室，通过维持品牌高端形象，以求降低获客成本的经营思路变得越发不合算。为搭上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列车，不少机构将赌注押在了APP上。早在2017年，澳际就推出了“小希留学”；今年年初，金吉列推出了“大学长”。这些APP的共性在于：弱化了母公司品牌，用平台逻辑吸引顾问和语培机构入驻。倘若学生在平台上成功签约，则平台和机构按一定比例分成。

小希留学（左）和大学长（右）APP界面。

对于这类尝试，业内人并不都看好。有业内认识认为，中介服务要想完全从线下转到线上，就好比消费者从实体店转到淘宝、京东，背后涉及一整套思路的变化，并非简单迁过去就万事大吉。

他举了“顺顺留学”为例。这家2015年成立的公司由启德前明星员工创立，主打线上，以“分级合伙制”招徕顾问，一度开出90%的高额提成，震惊业界，并获得了好未来和IDG联合融资。但其后迅速衰微，于2018年传出大量裁撤分公司的消息。如今，各大应用市场已经搜不到其APP信息。

留学机构如何自救？

目前，我国规模以上的留学中介机构数量已经超过1000+家，且近年来数量一直处于上升态势。

但同时也出现机构众多，鱼龙混杂，服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部分消费者遇到了合同文本不规范、退费难、投诉无门，甚至机构卷钱跑路等诸多问题。

尽管国家取消了对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的资格认定，但并不意味着这个行业就不需要监管了。

恰恰相反，机构应当秉持自律原则，行业协会也应当不断强化对本行业的规范，明确服务标准，制定相应的约束机制并完善投诉流程及惩戒制度。

从长期来看，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大趋势不会改变。留学机构应加大产品开发力度，不断细化例如背景提升、文书、签证申请等服务内容，满足学生和家长的个性化需求。

同时留学机构应对内部资源进行合理调配，加强对相关各环节老师的培训，从而在咨询、规划、选校、文书构思与修改等方面为学生提供更加专业的服务，以增进客户的满意度，树立良好口碑，提升转介绍率，实现客源的可持续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