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上海国际学校排名 梁文道:全球城市的形象重点正从“地标性建筑”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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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惠妍
出生年月：1981年
性别:女
籍贯：广东 顺德
职位：碧桂园执行董事
毕业院校：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市场及物流系

美国《福布斯》披露最新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26岁的中国女房地产商、碧桂园大股东杨惠妍以1211.5亿元人民币身家成亚洲女首富。

在《福布斯》亚洲版2007年中国富豪榜上，杨惠妍——碧桂园创始人之一杨国强26 岁的女儿，登上了中国首富的宝座。个人净资产高达160亿美元，这也让她成为了亚洲最富有的女人。他的父亲杨国强是碧桂园的董事长，为人处事非常低调，他在2005年就将自己的股份转让给了女儿。

作为杨国强三个女儿之一，26岁的杨惠妍是目前碧桂园集团最大股东，拥有集团公司70％的股权。上市之后，其持股比例为58.19%。

2007年4月2日，极少露面的杨国强在公司香港招股推介会上接受媒体采访，并首次回应接班人问题。对于为何这么早将价值数百亿的股权交给二女儿杨惠妍，杨国强的回答是“其实我到一百岁也是要给她们的，自哗陪旅己人信得过！”他在上市招股书中把家族传承的计划写在上面：“将股权转让给女儿杨惠妍，是希望训练她成为碧桂园继承人。”

同时，杨国强说，自己有三个女儿，并不会只将股权转让给其中一个，杨惠妍只不过是代表家族持有股份。

4月10日，碧桂园集团发布澄清公告称，杨国强及其女儿杨惠妍已向董事会确认，杨惠妍并非父亲的代言人，而是公司权益的最终实益拥有人，可全权决定如何管理个人资产。她于公司的权益，并不涉及她须对杨氏家族任何成员或其他个别人士负责的信托或安排。

这意味着杨国强主动将内地首富的桂冠戴在了自己女儿的头上。去年结婚、年仅25岁的杨惠妍，一个极少在公众场合出现的女孩子，成为中国内地继张茵之后的又一个女首富。

广东顺德地产商碧桂园（2007.HK)1992年发家于广东顺德，主要开发业务集中在广州及珠三角地区。自1999年起，集团每年楼盘销售总金额均超过25亿元。

广东顺德地产商碧桂园（2007.HK)2007年4月20日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吸引68万香港人认购.股份公开发售部分共获613.6665亿股有效申请，相当于超额认购254.7倍。杨惠妍是碧桂园创始人杨国强的二女儿，碧桂园公开招股的同时，杨国强把自己的股权转让给了二女儿杨惠妍。杨惠妍100%控股“必胜有限公司”，而这家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的“外资”公司持有碧桂园95.2亿股份，占上市后58.19%份额。

上市首日开盘报7.00元。持有95.2亿股碧桂园的25岁大股东杨惠妍一举超过玖龙纸业的董事长张茵成为新一代内地女首富，身价约为666.4亿港元。

而在此番造富之路上，碧桂园吸引了包括李兆基、郭鹤年、中信泰富、淡马锡等投资大鳄的重注持股，68万散户股民的热力追捧，给本已经足够热闹的股市再添了一个资本运作的神话。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被誉为亚洲股神的恒基地产(0012)主席李兆基于3月20日公开表示，将计划动用10亿元认购碧桂园的新股，成为策略性股东。由此开始，碧桂园迅即成为市场投资的焦点。

在碧桂园投资者推介会上，有关人士介绍说：“碧桂园的单位土地成本占平均售价的百分比始终低于10%。基于其快速资产周转及强劲的资金流，使公司具备支付绝大部分土地出让金的能力，至2007年1月31日，碧桂园土地储备的建筑面积约1900万平方米，其中97%的土地已经获得土地使用证，另外3%正在办理中。”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推介内容似乎给了投资者更多的信心，以至碧桂园从路演至上市一路受到投资者的追捧，成为难得一见的内地民企热股。报道说，占香港总人口近10%的68万港人，申购周五(4月20日)正式上市的碧桂园，其冻结资金达到3330亿港元，仅次于中国工商银行，成为历年来在香港上市的内地房企中吸引资金最庞大的一个。

4月3日，香港交易所网站上公布了碧桂园(2007.HK)的招股章程乱扰及公告，碧桂园的上市序幕正式拉开。根据其计划，碧桂园将发行24亿新股，集资额约100亿港币左右。其招股书上显示，该企业所有项目已竣工的建筑面积达6487647平方米，建成有37705个单位，预计可容纳15万人口。未完成开发的总建筑面积为4821421平方米，持有未来发展物业的总建筑面积达13320234平方米。

4月20日，广东碧桂园集团(2007.H K)正式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中国房地乱凳产界又一个资本神话在此被谱写。

碧桂园上市后，7.00港元开盘，一度涨到7.35元，女首富杨惠妍的身价也飙升至700亿港元。香港午盘时，碧桂园股价达到7.34港元，杨惠妍的身价也达到698.77亿港元，逼近700亿港元。

而同一时间，2006年内地首富张茵旗下的玖龙纸业(2689.HK)收报16.38港元，涨0.22港元，涨幅1.36%，市值682.39亿港元，持股72%的张茵目前身价491.32亿港元。

杨惠妍到底有多富？美国的《国际先驱论坛报》给了一个形象的比照：她的个人财富已经超过索罗斯、苹果的乔布斯和传媒大亨默多克。

而在福布斯题为“爸爸的女孩”(Daddy's Girl)的一篇文章中，杨惠妍成为首富的原因被归结为“有个好爸爸和上市带来的财富膨胀”。

这位年轻的财富拥有者低调得异乎寻常。她至今未接受过任何采访，媒体甚至找不到一张有关她的合乎发表规格的照片。

从履历上看，杨惠妍的个人经历异常简单。1981年出生于顺德的杨惠妍在老家度过了平静的童年。她的中学生活大部分时间是在父亲创办的广东碧桂园学校中度过。

在杨国强一位下属的眼中，杨惠妍是一个给人“淡淡的亲切感、稳重感”的“邻家女孩”。“她很单纯、很普通。”一位碧桂园前工作人员回忆，“我认识她时，豆豆还是一个十三四岁的中学生。”杨惠妍的乳名是“豆豆”，接近杨氏家族的碧桂园高管都随其父母唤其乳名。

在外貌上，杨惠妍像她母亲，而妹妹杨子莹则像其父。“有趣的是，性格上也是这样！”这位曾在杨国强身边服务7年的碧桂园高层说，平时见到杨惠妍，她的表情总是微笑，“但不会与你说太多的话”。

在杨惠妍去美国读书之前，为了强化她的英语听说能力，杨国强专门请了一位年纪相仿的外籍女学生与她同吃同住。“杨总对她们的教育和培养更多地是在品格方面。”杨国强的一位前助理说。

喜好研读李嘉诚传记的杨国强，似乎在培养子女的方式上也在效仿李嘉诚。当杨惠妍只有十三四岁时，父亲就将她们姐妹俩带到董事会会议列席旁听。会后，杨国强还会向她们解释为什么他在会议上这样说话以及如何批评下属等等。

在这种言传身教中，杨惠妍或许渐渐明白她将是碧桂园未来的接班人。然而，这并不是这位内向的女孩当初理想的职业。与现在首富身份相去甚远，杨惠妍曾经在家人面前表示，她的志向是当一名教师。“对于管理一个企业，特别是像碧桂园这样的大型企业，不一定是杨小姐最初的兴趣，起码在去美国之前不是。”上述碧桂园的那位高层说。

倒是妹妹杨子莹表现得更积极，她曾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过：“以后姐姐要管理公司，我要管理学校！”杨子莹现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攻读心理学专业。2001年秋，碧桂园国际学校毕业的杨惠妍同样赴该校学习，四年后获得市场与物流专业学位。

“我听到她是首富的消息感到很吃惊，她很低调，在中国留学生圈子里几乎没有人了解她。”毕业于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杨雪峰说。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接受过内地媒体采访的杨惠妍，其个人问题深受网友好奇。据小道消息流传，杨惠妍去年就已结婚，到底是怎样幸运的男人娶了我们的年轻才干的首富？有人更说其夫是哈尔滨人。而e网通视频网独家获得的这一组图片，则毫无疑问的证实了这位内地女首富的确已经结婚。婚礼照片显示，这位年轻的女首富身材高挑，气质颇佳，人前也始终保持微笑。而她的丈夫戴着眼镜，看上去很斯文。 http://www.ewtsp.com/jiaoyou/v.asp?id=7953

个人简历

杨惠妍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得市场营销及物流专业学士学位，2005年加入碧桂园担任采购部经理，如今，作为公司执行董事，杨惠妍主要负责整体采购监督、企业资源管理，并参与制订发展策略。

事实上，杨惠妍并非外界认为的仅仅是杨氏家族财富代言人。据碧桂园公司内部人士透露，早在3年前，杨国强去美国治病，碧桂园集团管理团队就由杨惠妍全面接管。当时只有22岁的杨惠妍加入碧桂园的同时，也带来了全新的来自美国的管理团队，在很大程度上接替了杨国强时代的原有创业团队。

接触过杨惠妍的房地产业内人士评价，杨惠妍做事干练、机敏，有控制能力，她将使碧桂园完成从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转变。碧桂园过去一段时间在天津、北京等城市及江苏、湖南等省拿下不少郊区地块。现在的碧桂园在前期大量积累的前提下，开始由工厂模式逐渐向个性化生产转变。

一位与碧桂园打过多年交道的房产公司高层表示，碧桂园产品以前是“社会主义新农村”，但看过碧桂园在清远做的假日半岛楼盘后就会发现，这是远远迥异于之前人们印象中的碧桂园，“拥有27洞高尔夫的假日半岛同样是上万亩超级大盘，但在设计水平上已经非常高并极具个性。”

据众多碧桂园员工介绍，杨国强和杨惠妍都不是愿意抛头露面的人，只有少数高层领导才有机会见到这位执行董事，一般员工基本无缘认识这位“少东家”。

杨惠妍的丈夫毕业于清华大学，也有留美经历，经人撮合，与杨惠妍喜结连理。2006年底，杨国强为杨惠妍在碧桂园大酒店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宴，据参与婚宴的某人士介绍，新郎的父亲是东北某省的副厅级干部，杨老板对女儿的这桩婚姻，“觉得非常有面子”,“觉得非常满意”。

碧桂园是由其现主席杨国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创办的，杨国强出身包工头，为人低调，几乎不接受媒体采访，而碧桂园内部的股东结构属典型的家族企业，不少大股东跟杨国强有血缘或姻亲关系。2006年胡润百富榜，碧桂园共有十位股东入选，其中6位都是来自顺德的杨姓人士。

一直以来杨国强本人都是公司的大股东。2年前，当时年仅23岁、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市场及物流系的杨惠妍，加入碧桂园，出任杨国强的私人助理。同年，杨国强将其持有的所有股权转给女儿，希望培养杨惠妍为接班人。截至今年3月，在《福布斯》亚洲版2007年中国富豪榜上，杨惠妍——碧桂园创始人之一杨国强26 岁的女儿，登上了中国首富的宝座。持有碧桂园集团70%的股权，为最大股东。

此刻，作为碧桂园创始人的杨国强以及他的家族，随着集团的上市而开始受到世人关注。尽管杨国强已经在2005年将其名下全部权益转让给其女儿杨惠妍，不再享有集团公司权益，但他仍然担任碧桂园集团执行董事，负责制定发展策略、投资计划，以及集团的整体项目计划。

这意味着，尽管表面看在为自己女儿打工，但他仍然是碧桂园这艘地产巨舰的掌舵人。

碧桂园集团的创办者兼灵魂人物杨国强，其经历可谓上世纪80年代以来内地民营企业家的发家缩影。他现年53岁，身高约1米75左右，皮肤黝黑身材偏瘦，有见过他的人评述“西装永远像大一个码”。他出生于顺德北滘镇，自幼家贫，上世纪80年代时因做建筑承包商积累了第一桶金。根据香港媒体报道，他17岁前未穿过鞋。年轻时曾放牛种田、做泥水匠，当时月入180元。

在接受《了望东方周刊》专访时，杨国强表示曾经对“每天挣5毛钱”的生活产生过绝望。

相比现在,2006年胡润百富榜，碧桂园共有十位股东入选，其中6位都是来自顺德的杨姓人士。而杨国强的年薪目前也是董事之中最高的，2006年年薪146万元。

现在杨国强位于北滘镇广教村的祖屋仍保存完好，当地村民表示，杨国强每年只有春节才回祖屋，平日一名女村民负责清洁。屋内设备简陋，可见这名富豪生活极为简朴。

在成为名下楼盘年销售额数十亿元的富豪后，杨国强仍然非常低调，在媒体上从未见过他的专访。而他经常在新盘开盘时在销售现场观察销售情况，着装简朴得往往会令旁观者以为他是一名中年“包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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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区，作为一种城市文化空间，正成为全球城市的“新名片”。

在近期举办的2021世界城市文化论坛上，这也成为热议的话题。其中，作家、媒体人梁文道在上海 社会 科学院文学所举办的主题论坛—上海作为全球城市的发展愿景与区域上，进行了《全球城市的邻里街区》的演讲。

在他看来，全球城市的竞争已拓展到文化层面。其中，传统的地标性建筑的国际吸引力正在降低，取而代之的是城市的全球化邻里街区。他认为，这种街区的发展趋势及其将带来的挑战都是崭新的话题，“这无论是对于政策制定者还是研究者，都很值得去探讨。”

下文内容来自梁文道的公开演讲及独家口述，为便于阅读，对内容进行分段并略有删改。

自上个世纪末以来，在萨森等简搜一批学者的努力下，“全球城市”逐渐取代了“世界城市芦租”的概念。全球城市是在经济全球化、市场全球化下出现的一种崭新趋势。

比如，萨森认为，在全球化中，跨国企业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玩家。当这些跨国企业越是庞大、业务越是全球化时，越需要一个高度中央化的总部。当总部业务变得复杂，外包服务就开始发展。

于是，跨国企业总部周边开始集聚许多服务于它的法律公司、会计公司、财务公司等。又由于这些专业的服务公司的空间集聚，这儿还可能吸引来更多的跨国企业。逐渐地，当在某个或几个领域上集聚大量的跨国企业总部时，就可能形成一座在全球化经济中扮演枢纽作用的全球城市。

从这套说法开始，过去多年，许多研究机构都想去定义和寻求今天最重要的全球城市。比如中国社科院与联合国人居署共同创建了一套指标，每年都会列出世界上最重要的全球城市排名。还有GaWC——全球化及世界城市研究网络，这是由柏林自由大学、伦敦帝国大学合作的。还有一些民间的顾问公司，比如科尔尼公司也推出了指标。

2017年后，全国好几个城市开展了新一轮的陪咐兆城市总体规划，并不约而同地把全球城市纳入到未来发展的定位中。比如，北京要做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广州要做中国特色 社会 主义引领型全球城市，上海要做卓越的全球城市、具有世界影响力的 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在今天，主权国家仍是最重要的国际舞台核心玩家。可以假设，如果一个国家拥有一座甚至多座比较核心的全球城市，那么它在多个层面的全球领导地位就会越突出。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国家都想要争取全球城市。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荷兰最大的金融机构ING创建 了一套很特别的指标，它的切入点是“世界上讨论最多的城市。”他们假设，让更多人谈论的城市，很可能正在经济、政治等方面有着枢纽的作用，又或者说它的文化软实力在全球都有重要地位。于是，他们研究在全球媒体上（包括百度、谷歌等）最多人搜索和讨论的城市，然后做出排名表。

国际媒体也有一个有趣的动向，在讲到发展全球城市时，很容易提到一个问题——怎样去建设一座城市的形象？这个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讨论文化软实力时就常被提起。

对于城市形象，常被人讨论的莫过于许许多多的地标性建筑。尤其是一些艺术中心、文化中心、博物馆建筑等。最有名的案例，比如弗兰克·盖里在西班牙建的博物馆，又比如迪拜的城市邀请很多国际有名的建筑师，把城市建的像海市蜃楼一般。

过去十几年，我们谈到城市软实力时会认为最容易做的、最吸引大家目光的，正是那些地标性建筑。极具创意建筑能在各种国际媒体、国际舞台上亮相，吸引大家的眼球。

但问题是，最近五年有一个新趋势——地标建筑物的吸引力逐渐下降。其中一个原因是，同一批明星建筑师的作品已经扩及全球。比如萨哈·哈帝、弗兰克·盖里、或者让·努维尔（上海浦东美术馆就是他的作品），他们的作品已经遍布全球几个、十几个城市——这些城市都想竞争全球城市，因此都在当地做了地标建筑。

这些作品有着建筑师自己鲜明的特色。久而久之，当我们看到一个新建的地标建筑时，很可能不会准确辨认出它与一座具体的城市、甚至一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安藤忠雄的美术馆可以在中国广东的顺德，可以在日本的大阪，也可以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奥斯丁，它可以在任何地方。

于是，无论是国际 旅游 、还是国际文化形象宣传，大家开始把注意力放到另一个领域上——全球化的邻里街区（global neighborhood）。

此前，英国的国际 旅游 杂志《Time Out》由全球不同版本的编辑们，共同选出了全球49个最酷的、最有吸引力的邻里街区。这49个街区不分排名，仅表述时有先后顺序。

其中包括了丹麦哥本哈根的社区——诺雷布罗、韩国首尔中路三街地铁站附近一带，还有中国一些街区，比如上海的上海陕西北路/康定路区域、北京的三里屯、香港的湾仔等。他们选出的街区可以说并没有特殊性和代表性。但这让我们看到一个趋势，城市形象的重点正在从地标性建筑转向邻里街区。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刚才讲到，地标性建筑正在失去地标的作用，因为它们可以脱离当地的环境，被放到任何一个城市。但街区不是。

城市的街区从本地的文化、传统以及社区经济的脉络上生长出来。我们可能认为这些街区的形象不如地标性建筑显眼，但它对今天的国际游客、外籍工作人士传递出了更具吸引力的东西，那是一种独特的氛围。

这种氛围可以通过视觉来呈现。比如王家卫《重庆森林》中的那座建筑，它并不是什么地标建筑，但它跟周围的区域形成了一种氛围。我们在电影中还能看到纽约的布鲁克林、巴黎的圣日耳曼区等，这种社区氛围在今天的各种社交平台上不难被展现出来，并且它显示出的吸引力更胜于地标建筑物。

那些在全球都被认为很酷的街区，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在聊这个问题之前需要谈到，这种新型的、全球化的邻里街区和许多城市里已有的国际社区，并非是一种东西。

在我们过去的理解中，全球城市是区域或全球总部机构的集聚地，这当然会有很多外籍工作人员。因此我们会考虑，这些外籍人员需要住什么样的社区中？于是，我们去配套医院、托儿所、国际学校，在城市的规划、在地产商的参与下，发展出了专门为外籍人士而设计、相对封闭和隔离的国际“小社区”。

甚至，这些社区里还有特别建一些满足他们思乡之情的、比较“洋派”的建筑。比如碧云社区就有地中海式的建筑，又或者修建大花园、大草坪等。这是传统上我们对于国际社区规划建设的理念。

当下，不仅是中国，也有很多国家都注意到了国际社区，但对于国际社区究竟是什么、要有什么样的指标，这在国内和全球都还没有共识。

无论在哪一种定义下，这些特地用来满足外籍人士居住需求、吸引外来投资的国际社区，与全球化的邻里街区都是不同的。

上海徐汇区在2020年时，由几家地产商一起建设一个国际邻里中心，它的核心是一些巨大的单体建筑，试图在里面提供各种国际社群人口所需的配套设施、服务。

它为什么不是我们所说的全球化的邻里街区？

简单来讲， 第一，全球化的邻里街区绝不是一个单体建筑，甚至不是由地产商策划出来的居住小区，比如上海碧云社区。它应该是城市生活中复杂的，由多种业主、多种租户、多种商户与住民一起构成的社区。

第二，全球化的邻里街区是一个活生生的社区，而不是以街区形式出现的商业街道。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上海的新天地。新天地是国内城市更新中一个纪念碑式的项目，但它的实质是一个商场，一个具有社区外观的商场。

我们所讲的活生生的社区，有真实居民生活于其中，里面也会有各种微型的工作机会，比如东京的代官山一直以“洋派”的餐厅、酒吧、咖啡店闻名，但这些年进入了一些工坊，这些工坊带着不同的生产元素，让外来人和本地人都觉得这是个融合工作与休闲的地方。

第三，这种全球化的邻里街区应该是“有机的”。它可以有规划，但并非完全出于规划。比如，它并不是我们常见的那样——在国际公司总部旁边划一块地，盖一些比较洋气的房子，方便于外籍工作人员居住，或者借此吸引更多外资。它是在城市原来的街道上自然生长出来的，正因为这样，它一定会呈现出新旧共存、城市更新的状况。

这些邻里街区，远比地标性建筑提供了更多的文化资源，它们可以传播投射到世界舞台上，成为千禧一代国际游客、国际工作人士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东西。

千禧一代的全球移动的国际人士，已经和上一代人有所不同。既然他已经来到陌生的地方，除了生活上的便利，他也很渴望能真正感受到一点儿这座城市的“味道”。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不能像全世界任何一个被规划出来的国际社区。

一个地方的“味道”是什么呢？无非是这些元素：城市原有的街道景观，本地的居民，以及服务于本地居民的各种设施，比如小公园、商店、餐厅以及文化场所等。

除此之外，这样的街区也要有各国人士所需的设施，比如国际化的餐厅。

所以，全球化的邻里街区应该是新与旧混杂、本土与国际混杂的。它的对象既包括了外国人士，也包括了国内游客和本地市民，本地的青年可以在这里感受不同的文化，接触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人。

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街区还是催生本土创意和新文化的地方。

这些年，柏林成为欧洲的“艺术家之都”后，反过来，柏林也对德国自身的艺术文化以及创意产业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国际艺术家集聚的街区）成为了一种本土创意产业的催生场所。也因此，这样的街区，它的意义是很重大的。

当许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集聚时，全球化的邻里街区中也有许多挑战，一个复杂的挑战是阶层的问题。我们看到，传统的国际社区时常会强调它的高端。比如上海碧云社区，没错，按照全球城市的定义，这是一个聚集了大量国际企业总部或者区域中心的地方，这里的高管、技术人员等，收入都很高。

但是，全球城市并不只有“高端”的外籍人士，它还会吸引不少中下层收入的外籍人士参与到日常服务业中。

上海已可以看到，很多酒店业、餐饮业的服务人员来自于菲律宾、印尼等，比如一间阿根廷餐厅的大厨、一个法国餐厅里的经理。其实，他们的收入不会非常低，但也不像高管那样，可以住到碧云社区这样的地方。

按照目前的经验，无论纽约、伦敦，还是香港、东京，越是大规模形成集聚效应的全球城市，这一类中下层收入的外籍人士也越多。

他们会住到什么地方呢？今天的上海也必然要面对这个问题。当这类外籍人士增加时，他们的日常生活会是什么样的场景？他们常常去的社区，也会提供各种中低端的（国际）服务和餐饮，可能与本地人生活所需的那些场所处于差不多的消费水平。那么他们又构成什么样的关系、中间会不会有一些紧张的情况，这都很值得探讨。

再来，凡是全球城市，它们在全球化经济下都会有一个副作用。坦白地讲，就是贫富差距。我们从纽约、伦敦能看得很清楚，一位上市公司的高管，他的收入水平很可能是服务人员的上百倍甚至上千倍。但是这座城市一定需要大量的所谓的“低端”服务人员。并且，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的距离会越拉越大。

具体到社区空间上，它会体现出社区“陌生化”的问题。比如，香港上环到西环的西营盘一带是这几年香港最热闹的国际化社区之一，这里原本是香港本地居民聚居的“老区”。正因如此，许多国际人士被这里的本土风味所吸引，包括一些杂货店、庙宇、还有香港传统的手工艺聚集区等。他们到这里后，开始出现许多服务于他们的公寓、咖啡店、餐厅，地价自然上升、房租随之上涨，从而对原有居民的产生了排挤。这样的情况在 历史 上、世界上屡见不鲜。

这种“陌生化”问题，正是阶层差距、收入差距带来的一种体现。上海的目标是以 社会 主义为前提的全球城市。如何在这些街区的发展中更好促进 社会 平等，这也是需要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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