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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当时，在法国的共产主义小组还没有和国内取得联系，所以没有派代表出席)。推举的代表共12人：湖南小组毛泽东、何叔衡，湖北小组董必武、陈潭秋，上海小组李达、李汉俊，北京小组刘仁静、张国焘，济南小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小组陈公博，日本东京小组周佛海肢枯。参加大会的还有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了会议。会议在召开过程中曾遭到帝国主义密探的干扰，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大会讨论了政治形势、党的基本任宏没务、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机构等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917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重新考虑中国的实际，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新路子。

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翌年，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和在日本、法国的留学生中先后成立了共产党的初期组织－－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 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等12人，还有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了全国53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荷兰人马林和俄国人尼克尔斯基也参加了大会。由于受到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的注意和干拢，最后一天的大会临时转移到浙江省嘉兴县南湖的一条游船上举行。大会通过了第一个党纲和决议，选举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在古老落后的华夏大地上，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的无产阶级政党。她满怀信心，以改造旧中国为己任，为改变中国各族人民 被剥削、被压迫的状况，实现共产主义这一远大理想，开始同军阀、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始建于1952年，位于上海市兴业路黄陂南路口。纪念馆现有馆舍系利用中共“一大”会址所在地树德里的原有房屋修建，为上海典型的石库门里弄建筑，建筑面积约900平方米。会址于1958年重新按当年建筑原貌进行修复，使其从房屋建筑到内部布置都恢复了原状。

纪念馆的展出由原状陈列和辅导陈列两部分组成。中共“一大”会址原状陈列是主体，按当年大会时原状布置。从兴业路76号大门进入天井，经6扇落地长窗门到达“一大”会议室，室内所有家具物品均据当事人回忆按当年式样仿制。辅助陈列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从历史背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和活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等方面，展出了有关历史文献、实物、照片170余件，使人们直观生动地了解中国共产党诞生成长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像一盏明灯照亮了世界东方，中国人民从此有了方向。28年之后，当历经坎坷的中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时，当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人们忘不了1921年7月的那一天。1934年红军长征突破湘江战役，是决定中央红军生死存亡而付出3万余红军指战员生命的惨烈战斗。为了纪念伟大的红军长征精神，1987年，战役发生地兴安县委、县人民政府在该县光华铺为18名红军指战员建墓立碑。

1996年1月，经聂荣臻元帅提议，国务院批准，在兴安县修建了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随着光阴的逝去，这些昭示红军“军魂”的墓碑是否安好？4月2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该县民政局烈士碑园管理处员工的辛勤护理下，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已经成为“红色旅游”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胜地。

血站湘江场面再现

建在兴安县城附近2公里处的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自从于1996年开始接待社会各界人士参观后，近10年来，已经接待历绝洞了近百万前来瞻仰的人员。

碑园共分为群雕、主碑、陈列馆三大部分。大型群雕为全国烈士纪念群雕之最，长46米，高11米，用灰白花岗岩雕凿而成，由四个头像和五组浮雕巧妙连成一体，生动地再现了红军突破湘江战斗前后的各个历史画面。四个头像分别是“小孩”、“女红军”、“青年指战员”、“老游击队员”；五组浮雕分别是“救星”、“送别”、“远征”、“激战”、“永生”。大型群雕艺术地再现了当年红军途经桂北血战湘江的壮烈场景。群雕设计借鉴了电影中“散点布局”、“大特写大头像”等多种手法，在民族传统技法的基础上注入了浓浓的现代意识，群雕远看像广西座座险峻的山峦，充满对历史痛切的反思感，营造出多层次艺术空间；近看有人物有故事，虚实结合；登上主碑再回头来看它，又像矗立在红土地上的一支手枪，巍然屹立。

主碑建在海拔248．6米高的狮子山顶。站在主碑前极目远眺，北面是城市繁华区，南面是一片迷人的田园风光，东面是桂林乐满地休闲世界，古灵渠从狮子山西面横穿而过，可谓无限风光尽收眼底。主碑碑体由三支直插蓝天的步枪构成，象征着枪杆子里出政权。主碑中心整体是一个圆拱形建筑，它庄严肃穆，像一个供英灵长眠安息的陵墓。

主碑和群雕间由一线四折的中轴线台阶连接，既体现了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第四道封锁线的曲折艰难，更能让游客亲身体验当年红军长征的艰难困苦。碑园内的园林建设新颖，具有时代气息，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参观游览的理想场所。碑园是“全国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全国首批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据烈士碑园管理处的樊主任介绍，该园被列为国家级的烈士碑园，占地120余亩，绿化面积达到90％左右。

自从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以来，前来参观学习的人员络绎不绝，与此同时，该碑园也成为兴安旅游业推出的“红色旅游”景点。不少游客也慕名而来，有不少游客还自发地向烈士陵园捐款，用于维护好园内的各种设施。

18指导员合葬一墓

在兴安县内距县城10多公里的光华铺，离湘江岸边1公里左右，在一个名叫志愿场的地方，建有一个圆柱形的红军烈士墓，墓中安葬着红军第一方面军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的团长沈述清等18名指战员。

墓地四周都是绿树，墓地前很整洁，墓碑前摆放了几束鲜花，看来刚有人来祭拜过。这时，一位当地的农民上山栽果树时路过此处，他说，周围的村民都很崇敬红军烈士墓，有时村民会自发地来为红军墓打扫卫生、锄草。在他们村里，有几位年近8旬的老者还清楚记得红军突破湘江的情景。今年以来，有不少外地人来红军墓前祭拜、献花，有的人还叫村民带他们到当年红军突破湘江的渡口去看看。

据史料记载，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1月下旬经过广西时，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是长征以来最壮烈的大战役，主要由新圩、脚山铺、光华铺三大阻击战所组成。红军在光华铺伤亡400余人，光华铺红军墓安葬的18名红军尸骨，只是牺牲人员中的一部分。当地群众为缅怀红军烈士，将18名烈士合葬在一起，兴安县委县政府于1987年立碑纪念。

守墓人十载护英灵

自从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建成后，烈士碑园管理处的10多名员工便成为了守墓人。近10年来，碑园的员工曾经面临过工资领不到的困难，但他们始终默默无闻地坚守在烈士纪念碑园里。

烈士碑园有5名讲解员，他们从脸上看晒得很黑，感到有点奇怪。樊主任说，讲解员脸黑的主要原因是平时搞碑园卫生都是自己动手，有时脚上鞋子还沾有泥土，就被匆匆忙忙叫去解说了，所以有的参观者笑他们是“农民讲解员”，但他们并不介意。

不过烈士碑园的员工也有一点遗憾，因为一家旅游公司的经理说旅游部门在湖北等地组织旅游时，有的人竟然说不知道突破湘江战役是发生在广西兴安，总以为是发生在湖南，这让他们感觉很不是滋味。

悲壮战史激励后人

“忘记历史则意味着背叛”。如果说长征是震惊世界的一大壮举，那么，红军突破湘江之战则是这一壮举中最惨烈、最悲壮、最辉煌的一幕。

不少亲身参加红军突破湘江之战的红军将领回忆：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一、三、五、八、九军团和军委纵队86000余人撤离苏区，连续打破敌人的三道封锁线，于11月下旬进抵湘桂边境。

这时，蒋介石的“中央军”和湘桂粤军阀已集中30万强敌，在湘江以东地区布下了号称“铁三角”的第四道封锁线，旨在将中央红军“包围全歼于湘江东岸地域”。

面对三路强敌的围追堵截，中央红军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危境。为了抢渡湘江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红军将士浴血奋战长达一周，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

1934年12月1日，7万多红军以折损过半的惨重代价突破敌人的湘江防线，约3万人渡过湘江登上越城岭，而后向湘黔进发。

湘江战役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将红军“全歼于湘江以东地域”的罪恶计划，宣告了“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血的教训促成了红军在通道改变进军方向和黎平政治局会议的召开，以及为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领导地位的遵义会议取得成功奠定了基础。（田桂营 林娜）
提起井冈山，人们都会联想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井冈山创建根据地的革命业绩。那是在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毛泽东、朱德等同志先后率领秋收起义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在这里创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块红色土地上进行了建党、建军、建政等一系列伟大革命实践活动，经历了向井冈山进军(1927年8-9月)，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7年10月一1928年3月)，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4-7月)，恢复和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8月一1929年1月)，揭开了中国革命史的新篇章，使井冈山享有“中国革命摇篮”的盛誉。井冈山的山山水水，孕育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毛泽东同志在八角楼的桐油灯下，写下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在茨坪的土屋里，写下了《井冈山的斗争》等光辉著作。红军在这里制订了第一部革命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创建了第一所红军医院一红四军医院；兴办了第一所红色军事院校——井冈山红军学校；兴办了第一个红色兵工厂——红四军军械处；设立了第一个红色贸易部门——工农兵政府公卖处；兴建了第一个红色造市厂——上井红军造币厂；第一次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制——成立士兵委员会；第一次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井冈山到处都有当年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足迹，留下许多革命文物和旧居旧址，成为人们缅怀先烈的圣地。巍巍井冈，令人神往，供人瞻仰。茨坪镇位于井冈山主峰北山麓，是一块面积20平方公里的高山盆地，明末建村时，因满垄遍布柿树，故名“柿坪”.后以方言谐音称“茨坪”。茨坪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井冈山上最大的村庄。1927年10月27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首次到达这里后，就成为红军的常驻之地。至1929年1月，一直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在这里，毛泽东和朱德、陈毅、彭德怀等同志井同领导了井冈山斗争，创建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留下许多革命遗迹。革命旧址群座落在市中心的东山脚下，陈列开放的革命旧址共有7处，均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的茨坪，已成为井冈山政治、经济、文化和旅游接待中心，各式新型建筑依山就势，高低错落，掩映在湖光山色、绿树花丛之中，严然一座风景秀丽、环境优雅的高山旅游城。茨坪景区是井冈山的中心景区，革命旧址、革命博物馆、革命烈士纪念塔、革命烈士陵园、南山公园、挹翠湖等，均在其中。毛泽东旧居原是一栋农民住房。1927年10月至1929年1月，毛泽东同志常住在这栋民房的中厅和右后间。当时红军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毛泽东和红军战士一样，穿单衣，睡稻草，晚上点一根灯芯的油灯，写下了《井冈山的斗争》这篇光辉著作。1929年2月，这栋房子被国民党反动派烧毁，1961年由当地政府修复。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旧居里，陈列着他们当年用过的床、草席、桌凳、桐油灯、马灯、地图、砚台和毛笔、箩筐、扁担等用品。当年吃过的红米、南瓜、秋茄子也陈列在堂屋里。当年中共井冈山前敌委员会及军械处、公卖处、红军被服厂、教导队、湘赣边界防务委员会和红四军军部等旧址，依然保存如故，现已按原貌修复一新，并于1983年10月在朱德同志旧居旁修复了彭德怀、陈毅同志的当年住所，两人曾经用过的物品均陈列房内。

革命博物馆位于茨坪红军南路中段，依山面水，与茨坪革命旧址群隔湖相望。该馆始建于19622年4月，朱德题馆名“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研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事迹的地方性、革命史类综合性博物馆，建筑古朴、庄严，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课堂。该馆建筑面积3065平方米，陈列面积2000余平方米，有7个展厅和一个影视厅，展线300米，文献、实物、图片和辅助展品近600件，馆藏各类革命历史文物5000余件，其中原物60多件。除此，还有毛泽东、朱德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建国后重上井冈山的照片、题词、题诗等陈列。几十年来，馆内陈列先后作过四次修改。1987年，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整和修改，采用图、文、物、声、光、电综合陈列表现手法，并制作了逼真的仿实景物和塑像，全面介绍井冈山的斗争历史，再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和井冈山军民的英勇业绩。

革命烈士纪念塔位于茨坪中心大道北侧的小山岗上，呈正方形，高11米，坐北朝南。1952年修建，初为砖木结构，1956年和1972年经过两次大修缮，改为钢筋水泥结构，增建了护围栏杆、水泥地面及水泥阶梯。塔前的红军烈士墓，建于1956年。红军烈士墓高3.2米，宽7米。面积120平方米。墓正面书写着“革命烈士之墓”，两边有“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烫金大字。塔、墓浑然一体，庄严肃穆；四周松柏常青，瞻谒者不绝。

革命烈士陵园坐落在茨坪北山上，始建于1985年，至1987年10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60周年之时，已有部分落成并对外开放。整个陵园规划用地400亩，由纪念碑(待建)、纪念堂、雕塑园、碑林四大部分组成。走近陵园大门，便见宋任穷同志题写的园名。登上108级石砌台阶，便是设计新颖、气势庄重的纪念堂，彭真同志手书的”井冈山根据地革命先烈永垂不朽”烫金大字镶嵌于门额。大厅正面墙上是毛泽东同志的亲笔“死难烈士万岁”六个贴金大字；大厅陈列柜中，存放着部分井冈山红军的骨灰和井冈山根据地近万名烈士名册。两侧耳房陈列着井冈山斗争时期牺牲的革命先烈和社会主义时期病故的革命先辈的遗像和生平简介。纪念堂东侧山顶是井冈山雕塑园，有石阶小路相通。此园占地30亩，园名由肖克同志题写。系全国第一座以革命历史为题材的人物雕塑园，塑有井冈山斗争时期部分主要领导人和著名人物的雕像19尊，他们是：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潭震林、陈正人、膝代远、何长工、王尔琢、宛希先、李灿、张子清、何挺颖、王佐、袁文才、贺子珍(女〕、伍若蓝(女〕、罗荣桓和蔡协民。这组分别由青铜、汉白玉、花岗岩塑成的群雕，出自名家之手，神形兼备，形象地再现了这些领袖人物当年的风貌，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是茨坪景区的一个重要游览点。纪念堂西侧是井冈山碑林，可沿小路拾级而上。始建于1987年7月，自1989年清明节起对外开放。碑林由碑亭、碑廊、自然碑型等部分组成，因势而构，曲折回环，别具一番情趣。“井冈山碑林”为书法家舒同题写。碑文有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红军的题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手书，部分知名人士和书法家的墨迹。其思想内容丰富，书法艺术精湛，是茨坪景区一处新的游览点。

大井位于茨坪西7公里，现有公路相通。井冈山有五井，指五个位于群山环绕、宛若井状的山间盆地村庄，即大井、小井、中井、上井和下井。大井是其中最大的村庄，是当年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等同志和红军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场地之一。1927年10月24日，毛泽东率领部队上井冈山首次抵达大井，此后这里便成为红军常驻之地，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同志多次在这里部署战斗，粉碎湘赣敌军的多次军事“进剿”。大井毛泽东旧居，原是一栋名叫“新屋下”的民房，是一名广东木材商人建造留下的，共有44间，5个天井，面积近千平方米。当时红军的医务所也设在这里。1929年2月，这栋房屋被敌人烧毁，仅剩一堵残墙。1960年按原貌修复，并将残墙嵌入新墙之中。屋前有块天然大石，当年毛泽东同志常在此阅读书报，人称“读书石”。屋后有一棵海罗杉和一棵凿树，人称“常青树”。如今，屋里还陈列着毛泽东用过的皮箩(文件箱)、洗脸盆、粗布毛巾、油灯、卧具等。旧居旁约10米处一栋民房，是朱德、陈毅居住旧址，1929年1月底，房屋被敌人烧毁，1984年按原貌重新修复。除此，在大井背后的小山岗上，尚有红军烈士墓、王佐烈士墓。大井除了革命人文景观，还有秀丽的高山田园风光。这里四周群峦叠嶂，翠林环绕，梯田层层，溪流吟唱，古朴的农舍民居散布在翠林清溪之间，组成一幅清雅秀丽的图画，别具风采。

小井位于井冈山西北，距茨坪6公里，有公路通达，红四军医院旧址、红军伤病员殉难处就在这里。小井红军医院于1928年10月兴建，由山上军民节衣缩食，就地取材，经一个多月，建成一栋两层木质结构房，共32问，可容200名伤病员，命名“红光医院”，为中国红军第一所正规医院。当时条件很差，医务人员自己采药，自制医疗器械，或用缴获敌人的药品，治疗伤病员。1929年1月，井冈山失守。敌人烧毁了这座医院，现在看到的医院，是1967年当地政府按原貌修复的。距红军医院约100米的一块稻田，是红军伤病员殉难处。1929年1月，敌人烧毁红军医院后，将来不及转移的130多名红军重伤员押至这块稻田全部杀害。几天后，群众含着热泪掩埋了烈士遗体。解政后，当地政府在这里修建起红军烈士墓和纪念碑，供人瞻仰。

茅坪村·八角楼茅坪位于宁冈县东南16公里处，距茨坪36公里，现有公路相通。井冈山斗争时期，湘赣边界党、政、军领导机关和红军一系列后勤机关都曾设在这里，为当时许多重要革命活动场所之一。现在还保存革命旧址20多处。主要有八角楼毛泽东旧居、湘赣边界党的“一大”旧址、中共井冈山前委和湘赣边界特委旧址、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旧址、红四军士兵委员会旧址等。八角楼是茅坪村谢氏慎公祠后面的一栋土砖结构的两层楼房，因装饰着八角天窗而得名。1927年10月至1929年2月，毛泽东经常在这里居住和办公，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光辉著作。现楼内陈列着毛泽东当年用过的圆形大砚台、竹筒铁盏青油灯等物品。

砻市系宁冈县城所在地，位于黄洋界西南面，距茨坪50公里。1928年4月底，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到达这里，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史称“井冈山会师”。5月4日在龙江桥头的沙洲空地上召开了庆祝两军会师和红四军成立的万人大会。现有毛泽东和朱德第一次会见及红军教导处旧址龙江书院、红四军建军广场、会师桥、红四军军部旧址、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的旧居。解放后，在龙江书院旁新建了井冈山会师纪念馆，7个展厅，陈列着大量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历史文物和图片资料；还建有烈士陵园。1980年5月4日落成的井冈山会师纪念碑，高19.28米，底座长5米，宽4米，寓意“1928.5.4”这一会师时间；碑身正面是叶剑英题写的“井冈山会师纪念馆”八个金字，两边为朱德《红军会师井冈山》诗，背面是纪念碑文。在砻市东北8公里处的古城，有一座“联奎书院”，是著名的“古城会议旧址”。1927年10月，毛泽东在此主持召开了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决定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农村根据地，揭开了井冈山斗争的序幕。宁冈县境内革命遗址众多，主要还有位于柏露乡的“柏露会议”旧址，位于萍湖桥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部旧址等。

浙江师范大学很不错 ，浙江师范大学是一所以教师教育为特色的综合性省属重点大学。

学科门类齐全，有73个本科专业，8个一级学科博士点，1个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28个一级学科硕士点，13个专业硕士学位类别，7个博士后流动站，2个国家“111计划”学科创新引智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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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资料

浙江师范大学前身是杭州师范专科学校，1956年4月16日经教育部批准设立，1958年升格为杭州师范学院。1962年，杭州师范学院与浙江教育学院、浙江体育学院合并，更名为浙江师范学院。1965年，浙江师范学院从杭州搬迁至金华，1985年更名为浙江师范大学。

2000年、2001年、2004年浙江财政学校、浙江幼儿师范学校和金华铁路司机学校相继并入。2015年，学校入选浙江省首批重点建设高校，现由金御游华（校本部）、杭州（文二校区、萧山校区）、兰溪3个校区，19个学院（含独立学院）组成。

参考资料来源： 浙江师范大学官网-首页

“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过度发展了，由此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中国太大了！每个地区都有很多的人口，超过一亿人口的地区就很多，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地区间的竞争是必然的。”

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长江三角洲同珠江三角洲之间的经济竞争，东莞台商协会副会长郭山辉做出了上述评论。东莞台商协会是中国大陆会员最多的台商协会。

郭山辉本人是做豪华家具生意的，在东莞建厂已有多年，在全世界做欧美市场的家具生产商中，他的企业排在世界前五名以内。但就在不久以前，他在上海附近设立了分厂，并且有连根拔的迹象。由于他的迁移，当地与其生产相配套的七家台资企业同他一起迁往上海。在那里，当地政府给了他几十亩土地，让他扩大生产规模。因为他的企业规模大，又是新来投资，因而每当他回那里，必有官员去机场迎接，并悉心探问一番。据介绍，在东莞投资的台商，绝大多数都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建立了分厂或分公司，最差的也要建个办事处。

曾因改革开放先行一步而成为沿海明珠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正在面临来自长江三角洲地区咄咄逼人的竞争。这种压力可以从不久前广东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三个“高度重视”上体现出来，其中一个就是：高度重视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迅猛发展的势头，并提出要学习他们的成功经验。的确，如果考虑到珠江三角洲经济对外向型经济的高度依赖，那么外资北上对珠江三角洲的影响，不论怎样评估都不为过，因为它直接影响到这一地区的未来。

当我们目睹世界五百强云集上海，台湾电子业龙头企业纷纷奔向长江三角洲地区，特别是，连珠江三角洲的台商也蜂拥北上时，我们不能不为珠江三角洲的明天而担忧了。对珠江三角洲来说，确实有一个深刻反思、并在此基础上给自己重新定位的问题。

市场：没有长三角辽阔

在谈及为何去上海设立分厂而不在当地追加投资时，郭山辉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长江三角洲的政策比较灵活，优惠，培物困而且政府不收费，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东莞这边收得比较厉害。那边招商很积极，政府服务好，统一窗口办事，效率高。”

“就国内市场来讲，如果要把规模做大，应该在华东、京津唐地区分别设厂。如果规模不够大，还是呆在东莞。”

郭山辉的意见在台商群落中是有很大的代表性的，而且他所谈的问题，不仅对于台商有意义，也是任何外商决定投资时必须考虑的因素。从市场角度来说，长江三角洲包括上海市、苏南地区以及浙东北地区，共15个城市，土地面积99678.5平方公里，人口7470.55万人(截至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3740亿元。而珠江三角洲包括广州在内共计14个县市，土地面积41698平方公里，总人口为2262.14万人(截至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6439亿元。从几方面数字看，两者都相差一倍以上。

从城蚂橘市化发展水平来看，长江三角洲地区也高过珠江三角洲，这一地区形成的以上海为中心，南京、苏州、杭州、宁波为次中心的城市带，城镇体系等级齐全，城镇规划质量较高。与此相对，珠江三角洲无论在城镇的规划质量，布局的合理性，城市功能的发育方面，都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表现出过分依赖“香港因素”的特点，市场的辐射性也不如“长三角”。

由于地理上的区隔，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历史上就不具有对内地的辐射性。改革开放20年，它也一直是以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见长，对市场的辐射和影响主要在国外而不是国内，因此它对中国经济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出口大省这个角色上。这一点，同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正好相反。

再从整体经济实力来考察，中国大陆经济实力最强的35个城市，有10个位于长江三角洲，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这一地区占了一半。如此具有诱惑力的市场，自然是任何外来投资者绝对不能忽视的。事实上，那些由珠江三角洲北上，或者不去珠江三角洲而直接投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外商，绝大多数是奔着这个市场而来的。用东莞台商协会会长张汉文的话来说，“是为了内销的目的。”

不过问题在于，珠江三角洲地区过去也是有过30%的内销比例这一说法的，为何对外商没有吸引力呢？

张汉文会长道破了其中的原因：“以前是有30%的内销比例，但是实际上没有人去碰内销，万一海关来查怎么办呢？比例、数额不容易确认，这边的海关太严了！”

张汉文本人的主要生意是做鞋，不过他生产的鞋属于军需品，供应美军配念用的，在鞋类中属于高科技。9·11事件后，别的台商生意不景，唯独他“风景这边独好”。他自己承认，他和他的家庭成员近来也到江苏去投资了。一是在江阴投资了一个高科技生态农业项目，二是在无锡建了一家制衣厂。

张汉文说：“海关的问题，其实在全国的政策都一样的，但是这边的海关似乎特别严厉。”与此相比较，长江三角洲的一些地方很重视台商的这块心病。为了吸引珠江三角洲的台商去他们那里投资，他们来招商时，甚至专门带当地海关关长一起前来。据了解，当初昆山组团来东莞招商时，随团的当地海关关长就当面向当地台商详细解释各种有关海关的政策法规，并向台商大派定心丸。

政策全国一样，操作却大有讲究，商人当然是最现实，最会比较的了。

人力资源：遭遇制约

珠江三角洲地区人力资源素质不高，以及难以获得大批优秀人才，是记者访问中北上的台商们一致的印象。

东莞台商协会会长张汉文说：“在珠江三角洲这边人才的取得比较困难，高级一些的人才都要到内地去招聘，甚至要到内地高校去预定大学毕业生。”协会副会长郭山辉也表示：这里的劳动力基本上是外来人口，大学的供应量不足。东莞城市过度发展，居住环境不好，造成高级人才不愿意来。

实际上，东莞以及珠江三角洲的工人不仅是“外来人口”，其中绝大多数就是内地的农民，而在内地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并未普及，就是说，东莞的工人相当一部分连初中都没有毕业，其素质可想而知。当地一名港资玩具厂的设计工程师告诉记者：“这些工人怎么这样迟钝，怎么教都教不会！”而谈到管理人才乃至高级人才，那更是珠江三角洲的弱项。

一项统计数字显示：1999年，上海、浙江、江苏三省市人口占全国的10.4%，而高等院校、高校教师、在校大学生、科研机构数及科技人员分别占全国的13.9%，14.9%，16%，12.7%和14.4%；而同期广东人口占全国5.8%，上述其他指标分别为4.7%，4.3%，5.4%，5.2%和3.1%。如果按人均比例来看，1999年江苏、浙江和上海市每百万人口拥有高校1.13所，研究机构5.59所，每万人拥有2.54个高校教师和30.37个在校大学生。国家计委国土开发和地区经济研究所的胡勇博士对此评论说：珠江三角洲科技创新能力普遍不高，缺乏知名的研究型高等院校，与其GDP在全国名列前茅的排名很不相称。

而在吸引外来人才方面，广东省人事厅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负责干部透露：在吸引海外留学人才方面，目前广东省做得远不如上海，甚至不如北京。在吸引内地人才方面，近年来虽然通过高收入吸引了一批人才，但同实际需要相比，仍然显得不够。而且在引进人才的实际操作中，存在着重形式而不重内容的现象：广东一家高科技企业常年在当地一家大报上刊登人才招聘广告，但是大批高级人才却被拒之门外，原因何在呢？据该企业内部人士透露，这是企业以这种形式给自己做形象广告，招人倒在其次，同时因为招聘广告属于分类广告，收费反而便宜，可谓一举两得；另一方面，不少珠江三角洲企业在招聘人员时，动辄非硕士，博士学位不要，但人员招聘进来后，只能做普通的文员工作。这种人不能尽其才的现象本身就说明，当地消化吸收人才的能力不强。

人力资源对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制约不仅表现在人才的缺乏和人力素质的低下：由于当地劳动力几乎全部是来自内地省份的农民，因而劳动力的流动性极大，当地外资企业很难培养出一支稳定的熟练工人队伍。特别严重的是，随着珠江三角洲地区社会劳动保险逐步强制推行，一些内地农民工为了获得一部分保险赔偿，动辄在各企业间随意“跳槽”，造成外资企业蒙受损失，而长江三角洲的情况则截然相反。记者几年前在浙江萧山的一次采访，可以很好地说明：为何外资企业宁肯支付高于珠江三角洲的人力成本也要去长江三角洲投资。

那是一家港资企业，在这家企业进萧山开发区之前，开发区管委会把有关规定对香港老板先讲清楚：企业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招收工人，但是工资发放不能低于当地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水平，二是劳动社会保险一定要交，在此前提下，开发区工会组织将努力协助工人安心工作，努力生产。香港老板一算，虽然人力成本比珠江三角洲稍微贵了一些，但工人都是当地人，一律高中毕业，不少还是技校或职业学校毕业生，也值得。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请了一位原来担任过村委书记的老先生担任工会主席，从此劳资双方和睦相处，工人也敬岗爱业，有的女工从十七八岁开始在工厂做起，一直到结婚，生子，仍然不离开这家工厂。相比之下，这种情形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绝少出现，而劳资纠纷不断倒是成为珠江三角洲劳资关系的常态。两地相比，人力资源环境谁更有吸引力，已是相当明白了。

政府服务：稍逊一筹

谈起政府服务的不足，不能不提到珠江三角洲城市的“过度发展”问题。

从城市管理来说，中国政府历来是根据当地常住的户籍人口来设定管理部门的人员编制的。而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的一个现实是：外向型经济的迅猛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结果导致外来务工的暂住人口极大地超过本地户籍人口，像东莞、深圳等城市，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之比已经达到1∶4甚至还要多，但是政府管理部门的人员编制却仍然是按照户籍人口的比例来配置，这样一来，管理效率的低下也就是必然的事了。长期困扰东莞等地外资企业的社会治安、城市交通问题，就是这种城市“过度发展”的后果。

作为广东省最大的制造业中心，同时也是经济实力最强的城市之一，任何一个外地人第一次到东莞时，一定会为城市交通管理的混乱感到惊讶，逆向行驶、冲红灯比比皆是，摩托车满街乱跑，车辆过后一地尘土。更有甚者，有时你满街很难找到一个警察。张汉文对此分析说：“东莞的城市(管理人员)编制问题，治安、交通警察的编制没有跟上东莞作为外来移民大市城市发展的要求，按照本地居民人口数定编制肯定是不妥当的。东莞外来人口已经达六七百万，城市(管理人员)编制没有跟上，警察编制跟不上，就拉治安队来充数，而治安队没有经过正式训练，素质很差，有些根本就不是正经人，结果带来很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治安不好也就不奇怪了。广东省一家传媒驻当地记者站站长评论说：“不是东莞当地不想治安好，是它编制就这样多，一点办法都没有！”

但是据张汉文反映：有些公安执行公务不讲策略，有影响台商经营的现象。“当有怀疑台资厂有违法现象，还没有证据，还在调查中，就一下子带走好几个人，都是工厂的核心人物，造成工厂停产。对于外销企业来说，无法按时交货的损失是没有办法弥补的。”

张汉文介绍，东莞个别基层政府有违法行政的现象。“比如对工厂边角废料的处理问题，以往外资企业对自己工厂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边角废料，一般都是找一个合适的价钱卖掉，然后给员工发放奖金或者搞福利，但是后来要求统一卖给与政府有关系的废料处理厂家，他们又故意压价，所以台商不愿意把废料卖给他们，结果发生武力抢夺的恶性事件.这样就太不应该了！因为边角废料其实还是属于业主的财产，怎么处理是业主自己的事情。”

而说起华东来，台商们一致反映：当地政府很珍惜招商的机会，加倍对其礼遇。张汉文介绍说：“那边几十个城市向我们招商，已经在东莞的台商是他们特别要吸引的对象。那边的政府部门、银行上门服务，直接来和你沟通，我们随时可以和他们的县市领导直接沟通。”

根据记者的长期观察，长江三角洲地区政府吸引外商(特别是台商)最厉害的招数是：关照和规范。江苏、浙江一些城市因为处于招商的早期阶段，所以对外来的投资者关照有加，而且这种关照往往是由当地主要负责干部出面实施的。因为招商事关政绩，当地负责干部常常亲自出马帮助外商排忧解难，并和这些外商建立固定的联络管道，这对于具有中华文化背景的外商来说，特别能给其安全感。另一方面，对于大的外来投资，当地政府以规范和优秀服务相对应。因为大企业不同于中小企业，需要在政策的灰色地带得到官方的照顾，它最看中的是规范，而曾经作为中国计划经济大本营的上海地区，在规范这方面是有传统的。

长江三角洲地区政府以不同的办法对付不同的外商，并且常常两手并用，获得了外商的普遍好感。

城市分工与产业整合：仍处于“战国时代”

近来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正在逐步形成经济一体化，各地自觉地认识到上海的龙头老大地位，开始进行各自资源的整合和调配，形成了不同的城市定位和分工。

在政府层面，两省一市政府空前加强了彼此之间的沟通和协调。目前已经有了常务副省长、常务副市长之间一年一度的定期交流。用上海市常务副市长蒋以任的话说：上海与江苏，浙江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前景有着共同的认识，下一步两省一市要全面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推动经济互补互动，各扬所长，共同发展。在外来投资方面，目前的现实情况是：制造业去江浙，商业服务业去上海；中小企业去江浙，大型企业去上海。现在，高科技台商纷纷向昆山、苏州、无锡等地群聚，形成完整的IT制造业群落。上海则为周边企业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全方位服务。据香港《文汇报》报道：上海和昆山、苏州、吴江等地政府已经逐渐达成“错位发展，形成特色”的共识。而内资企业例如春兰集团，则宣称自己有两个总部，“泰州是制造总部，上海是投资总部，泰州交的是制造税，上海交的是投资税。”这种具有不同功能和定位的城市群落，为外来投资者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和市场。而相比之下，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协作则相当令人失望，用“战国时代”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以基础建设而论，在珠江三角洲如此狭小的范围内，居然同时存在着深圳、珠海、广州几个机场，现在广州还要再建新机场。而港口建设呢？目前已经有了广州黄埔港、深圳盐田港、珠海高栏港、中山南沙港，而南海还要再建新港。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这中间无疑有着资源的浪费，同时也暴露出一个问题：珠江三角洲的主要城市各有企图，彼此间无法协调和沟通，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缺乏一个大家公认的领头羊城市。

再以城市功能和定位而言，据介绍，广东省原来明确支持以“中心城市”定位的城市只有广州和深圳，而今年上半年东莞市委书记佟星高调向媒体宣布“东莞要建成现代化中心城市”。据说，有更高层的领导支持这一新定位。再从产业来看，深圳有一年一度的“高交会”，东莞就来一个“电博会”，顺德、珠海、中山、惠州、深圳，各地都在搞家电制造业，产业趋同性十分明显。

这种战国纷争的结果，造成资源的浪费，无法形成整体力量，其区域经济的竞争优势自然大打折扣了。

出路：“大珠江三角洲”的构想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市场和人力资源方面，珠江三角洲在相当时间内无法同长江三角洲抗衡，特别是人力资源，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问题的；而政府服务，特别是区域经济协作，珠三角则有比较大的改进空间。最重要的是，珠江三角洲必须在经济上和香港进一步融合在一起，建立一个“大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在这一过程中，自觉地维护香港的龙头地位，发挥其亚太金融中心的带头羊作用。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在相当长时间内，“大珠江三角洲”在国内的地位将无可能取代。

要实现上述目标，珠江三角洲各级政府在思想上必须摆脱唯我独尊、排外的狭隘视野，真正理解“富而思进”的深刻含义。不在思想上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珠江三角洲的明天实在令人担忧。

关于同香港合作建立“大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问题，对广东未来前途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目前有两个问题必须要解决，一是双方利益的协调，二是中央的态度，因为这毕竟牵涉到“一国两制”。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双方必须要平衡协调各自的利益。广东未来要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电子信息、软件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和环保工程等高新技术产业，而香港未来经济要走高增值服务路线，巩固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旅游中心和贸易运输物流中心的优势。新加坡媒体评论说，“香港要维持固有优势，而广东今后的经济发展重点可能将香港的优势压缩到仅剩金融一项。实际上，如果广东省政府不协调珠三角一带的基础建设，像珠海的高栏港、中山的南沙港、深圳的盐田港，未来都会凭借低成本与香港集装箱码头抢生意。”要平衡和协调各自的利益，必须要贯彻这样的原则，一方有利另一方有害的事少做或不做，对双方有利的事多做。

至于中央的态度，则是粤港双方所无法回避的，因为这牵涉到“一国两制”的实践。今年8月底在香港召开的“粤港台经济合作论坛”上，刚刚爆出深沪京居民可以免签证赴港一日游，公安部马上就表示操作有困难。因此，如果说开放20年来珠江三角洲经济的迅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央的政策，那么未来珠江三角洲的前途仍然系于中央的决心。建立“大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不是粤港双方自己就可以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