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加拿大国际学校有哪些 请问有哪些组织提供去非洲当志愿者?

去非洲当志愿者
据悉，从1998年2月至今，已有30多个中国人参加了DAPP（一个向
发展中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国际组织）的活动，到遥远、神秘的
非洲去当志愿者。他们中有教授、大学生、机关干部、外企员工、私
企老板……从非洲归来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已决定终身投入到这项
“关爱人类”的事业中。
“无论你的受教育程度如何，你的年龄、性格、观点怎样，只要
你准备为之努力奋斗，你都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志愿者。”

去年底，我在北京采访中国国际教育展览会时，得到了一份宣传
品，封灶竖世面上有幅非洲黑孩子的照片，内容是：“6个月在欧洲的国际合
作发展学院接受培训”，“成为非洲的志愿者”，“用一生中的426天
丰富自己，帮助他人”。

这事儿岂不太新鲜了？在当今中国人崇尚“留学镀金”的年代，
人们奔的是美国、日本、加拿大等经济发达的国家，希望得到的是洋
文凭和“绿卡”。有谁会愿意去非洲，而且是去当一名志愿者？

我在东郊的一座公寓内找到了DAPP驻中国的办事处，采访了负责
人劳特（Lotte）小姐。

劳特小姐是丹麦人，金黄色的卷发，灰蓝色的大眼睛，说起话来
表情很生动。她竟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

我请劳特介绍一下DAPP，她说：“丹麦的DAPP组织创建于1977年，
它是应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越来越强烈的需求而设立的，主
要是筹集资金、物品帮助非洲人民解决饥荒、贫困等急需。该组织目
前已在赞比亚、安哥拉、津巴布韦、莫桑比克、纳米比亚等8个非洲国
家开展多种援助项目，已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化的援助运动。”

“当志愿者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无论你的受教育程度如何，你的年龄、性格、纤世观点怎样，只要
你准备为之努力奋斗，你都可以成为HUMANA People to People（互满
爱人与人）的志愿者。”

“怎样才能成为去非洲的志愿者？”

“你可以在欧洲的丹麦或英国参加任何一所国际合作发展学院6个
月的培训，做好赴非洲的准备。在此期间，你要掌握语言（英语或葡
萄牙语），了解非洲，然后在‘从无到有’、‘好榜样’、‘人力资
源管理’3个援助项目中选择一个适合你的工作。‘从无到有’是通过
收集、销售欧洲的二手服装筹集资金，用于在非洲建儿童村、学校、
植树造林等。此项目需要那些热爱冒险事业，具备市场分析和运营能
力，又能够获取较高利润的人来担任。‘好榜样’的工作包括儿童村、
乡村学校、艾滋病援助、农业、环境保护等，要求志愿者除了具备专
业知识外，还要有教育和开拓精神。‘人力资源管理’主要负责对项
目参加人员的管理，如对DAPP的非洲雇员进行培训或到儿童村、学校
组织、激励领导和老师发展教育项目，教授现代教学方法等。项目选
好后，就开始必修科目以及教学理论、人文知识、管理和经济学等课
程的学习，还要学会如何解决问题，处理意外事故，更融洽、更诚恳
地同他人相处。”

劳特告诉我，志愿者在欧洲的培训结束后，将随同组织的一位项
目经理去非洲参加6个月的援助工作。完成后返回欧洲，利用两个月的
时间对自己的经历进行评估，可通过演讲、展览、街头宣传等方式，
向人们介绍非洲及那里人民的境遇，并把经验传授给学院的下一个团
队，帮助他们为非洲之行做准备。

劳特是1978年加入DAPP的，去过3次非洲。讲起在非洲的经历，她
那灰蓝色的大眼睛熠熠闪亮：“1994年我到了莫桑比克，第二年他们隐肢
的战争才结束，人民生活在贫困中。许多孩子因战争失去了父母，他
们没上过学，穿得很破，大部分没有鞋。我在贫困地区的一所学校教
老师和贫困的孩子，要在3年内使这些15至19岁的文盲孩子达到5年级
的水平。我教所有的班，半天教他们葡萄牙语、数学、历史、地理、
化学，半天教他们说、写、农业和建筑等有用的东西。”

“你怎么想起到中国招募志愿者？”

“从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中国。在丹麦有一种说法，如果想去中
国，就在地下挖一个大大的洞，挖通了就到了中国。年轻时我就对中
国感兴趣，我来过3次中国，在原华东工业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和厦门
大学学过两年汉语。我发现这些年中国的变化非常大，1990年第一次
来中国旅游，去上海参观过浦东农村，1995年到上海上学时再看浦东，
哇，变化太大啦！我看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年轻人生活状况比较
好，我想他们中肯定也会有愿意帮助非洲的志愿者。因为我年轻时看
过中国人去非洲援建坦赞铁路，所以我相信中国人会参加援助非洲的
活动。”

“目前有多少中国人去非洲当志愿者？”

“有30多个，年龄从19岁到50岁，他们来自北京、上海、广州、
天津、兰州、南京、深圳、西安、宁夏和新疆。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用
行动向世人证明了，为提高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工作是值得的。从
非洲回来的温铁民和李海豹就是这样的人。”

从劳特那儿知道温铁民和李海豹目前都在北京，于是我立刻与他
们联系。

“温铁民不应该只属于中国，他应该属于全世界。他的国际性的
人道主义援助精神非常高尚，不光表现在非洲，也表现在欧洲，表现
在对每个人的帮助上。”

“我是中国人里第二个去非洲当志愿者的，称得上老前辈了。”
温铁民笑着说，眼睛里充满了睿智与幽默。

45岁的温铁民是北京的68届初中毕业生，用他的话说：“14岁就
参加革命了。”他先到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的兵团，穿着军装干
农活、放马、挖煤；6年后困退回京在海淀运输公司修汽车、摩托车；
22岁上清华大学机械系学内燃机专业，26岁又上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
学工业经济管理；毕业后到北京海淀区计经委搞企业管理；又调到国
家建设部计划财务司工作了近10年；然后到英国APV公司当中方总经理；
1996年到全球前500强的瑞士ABB的北京公司任质量控制部和工程部经
理。

“有这么辉煌的经历，说明你很出色。”我深知温铁民的光辉历
程来之不易。

“那是，要不怎么叫人才呢？工农商学兵我都干过。”温铁民毫
不掩饰他的得意。

“在外企当白领，是很令人羡慕的，你为什么要去非洲当志愿者
呢？”

“是啊，以我这样的经历、学历，在国内待着挺好，地位很高，
收入很多，人模狗样的。”温铁民诙谐地说，“但这毕竟只是为一家
公司的一个老板打工。而我一直希望出去走走，并为发展中国家的人
民做点儿贡献，既丰富自己又帮助穷人，这是我的人生目标。1998年
初在劳特小姐帮助下，我加入了DAPP，成为一名国际志愿工作者，终
于如愿以偿了。”

温铁民告诉我，他是1998年2月到欧洲的，先在丹麦的学校里接受
培训，为去非洲做准备。

“学校有来自各国的志愿者，这里没有国界、民族、肤色、信仰
以及任何差别和歧视，人人平等，那感觉真是棒极了！在学校的大部
分时间用于学习国际教育的援助项目，每人一台电脑，里面储存着两
万多页与课程相关的英文读物和测验内容，每人根据自己选的将来到
非洲的项目来学。由于我有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和专业知识，就选择
了‘从无到有’项目。学习中最大的压力就是语言关，我在国内英语
水平算中等，但在国外不行。本来我受过那么好的教育，有那么丰富
的经验，自信许多欧洲人还不如我棒呢，可说不出来，整个一个傻冒
儿，那叫一个痛苦！所以我学得特玩命，经常开夜车查字典，很快就
过了语言关。

“学校的资金部分来自学生的学费，部分来自学生的募集，我们
经常和老师一起背着睡袋到丹麦或欧洲其他国家，宣传援助非洲的意
义，上街卖报、杂志、鲜花或分拣旧衣服、油漆集装箱……这是一项
很艰难的工作，因为不论天气好坏，心情好坏，不管人家对你态度如
何，你都要坚持住。做国际志愿者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就是：遇到困
难一定要坚持住并要想办法解决它，而不能退却或放弃。

“我从非洲回到欧洲后，学校给我开了隆重的欢送会，老师和同
学们面对面手拉手站成两排，把我从中间抛过去，他们自发地联名给
我写了封推荐信，这在学校是从来没有的。他们不愿让我回国，在推
荐信上写道：‘温不应该只属于中国，他应该属于全世界，他的国际
性的人道主义援助精神非常高尚，不光表现在非洲，也表现在欧洲，
表现在对每一个人的帮助上。’校长嘱咐我：‘温，你到哪都要带着
这信，非常有用，说明你在我们学校的表现。’”

“为什么你能得到这种荣誉？”

“因为我很棒呀！”温铁民自我感觉极好，他说：“我在学校时
总争取多做工作，比如钻到花园里修剪树木、拔草挺热的，有的人干
几小时累了，就去抽烟或睡觉，可我能毫无怨言地从早干到晚。很多
人特受感动，说‘温，你休息一会儿，不能老干呀！’有的值日生到
做饭时间不去，我就去；有人做完饭不洗碗、不扫地，我来干。连老
师都看不下去了，到宿舍叫值日生：‘为什么今天该你值日你不去，
让温去做，你不觉得很惭愧吗？’其实对我来说帮助别人是一种享受，
因为你可以在感化他们的同时，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尊重和理解。”

“只有当你走出非洲时，才会觉得收获远远超过你当初的想象，
才能体会到自己有多么高尚，因为你曾用双手帮助过那些贫困的人。”

半年的培训结束后，温铁民从英国坐了10个小时的飞机，横跨欧
洲和非洲大陆，到达非洲南部的赞比亚。说起当时的情景，他显得很
激动：“当我的双脚一踏上那向往已久充满神秘色彩的红土地时，那
种心情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眼泪刷的一下就流出来了。”

赞比亚的贫穷超乎温铁民的想象。他说：“这个发展中的农业国
家，没有自己的工业，以种植玉米为主，当地人每天吃一种叫‘西马’
的饭，很像中国的玉米面糊糊。这种饭也不是每天都能吃上，许多人
一天只吃一顿晚餐。他们喜欢夏天，那时可以吃芒果充饥。一般人出
门都不穿鞋，只有周末去教堂才穿。两条腿是他们的交通工具，有辆
自行车就算是有钱人了。全国只有两所大学，学生自然是富家子女。
由于不控制人口且贫穷，导致大部分人没有工作。我曾到一个酋长家
作客，令我震惊的是他有10个妻子，76个孩子，妻子们不用自己的名
字，每人都有编号，找谁只要叫号就行。

“他们称欧、美、亚洲人为‘木松古’，认为都是有钱人，非常
尊敬。我的邻居有3个女儿，由于上不起学只能在家干活。我问她们愿
不愿意跟我到中国上学？她们异口同声地说‘愿意。’并天真地问爸
爸：‘我们能嫁给这位先生和他一起去中国吗？’她们的爸爸大笑：
‘太好了，太好了，跟这么好的有钱人走，你们肯定有吃有穿的，我
脸上也有光彩呢！’”

“当地人对中国人非常崇拜，无论大人小孩谁见了我都会问‘中
国功夫’，许多年轻人甚至跪着不停地叫我‘师傅’，恳求我教他们
练功，有时我不得不躲进厕所。”

温铁民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DAPP的旧衣商店从事管理工作，他们
把从欧洲募集来的二手服装分类后，再运到当地的19家旧衣商店，收
入全部用于援助当地的各种项目上。刚到商店时，他发现店里的员工
素质极低：“他们上班聊天、打闹、抽烟、吃东西或躲在一旁休息，
根本无视顾客的存在，一个男保安竟当着我的面，歪戴着帽子在一位
年轻女顾客背后大跳摇摆舞。员工中普遍存在贪污行为，有人把好衣
服藏在柜台下，下班时带走，有人用优惠价买衣服，有的经理甚至免
费拿衣服，导致大量资金流失。

“我决定对商店进行改革，我建议他们先从管理抓起，先建立健
全规章制度，实行全面质量管理，即每个员工要明确自己的职责范围
和质量标准，并建立了经营目标责任制，把商店经营指标层层分解到
每个员工，并制成图表挂在墙上，使每个员工都清楚自己每天的工作
完成情况。还制定出相应的奖罚条例，每月评选最佳员工，一旦发现
员工的贪污行为，要加倍赔偿并开除。店员不许私留商品，要买只能
按和顾客同样的价格。使每个员工都有压力和危机感。同时培训员工
的服务素质，强化他们‘顾客就是上帝’的微笑服务意识。

“开始培训时并不顺利，有的员工任凭你怎么说，他也不会对顾
客笑一笑。我急了，拉起一个经理在商店开门时站在门口，问候第一
批顾客，边帮他们存包边介绍商品。所有黑人‘上帝’的第一反应是
惊讶得不知所措，有的人低着头匆匆走过，大多数人则双手合十表示
谢意。经过改革，商店的面貌大变，营业额上升。接着，我们又把这
个经验推广到全国各家DAPP的商店，并得到经理和员工的一致好评。
为了对我的工作予以表扬，他们奖励我一双旧皮鞋。

“我们还经常组织各种大规模的宣传义卖活动，为艾滋病患者、
儿童募捐，那场面声势浩大，警察开道，军乐团演奏，我们散发传单
并高举巨幅标语向人们宣传DAPP援助非洲的意义。赞比亚的电视台经
常在新闻联播节目中报道我们的活动，DAPP在该国几乎家喻户晓，因
为我们的援助项目不仅解决了一部分当地人的就业问题，同时还带动
了相关经济的发展。为此，我还受到赞比亚总统的接见。”

非洲之行使温铁民感慨万千：“只有当你走出非洲时，才会觉得
收获远远超过你当初的想象，才能体会到自己有多么高尚，因为你曾
用双手帮助过那些贫困的人。”

完成非洲的援助项目后，温铁民正式加入了DAPP的教师团。教师
团是DAPP的最高领导机构，不是随便能加入的，要经过严格的筛选和
考察，目前该组织在全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五六百个成员，中国
人就他一个是终身制的教师。温铁民说：“这工作是世界性的，很有
意义，很充实也很高尚，这是我多年来追求的人生目标。”他目前在
丹麦的一所国际学校任教。

和温铁民闲聊，知道他曾离过婚。“没在欧洲找个金发碧眼的？”
我开玩笑。

“我也确实想招聘一个老伴。在丹麦上街卖杂志时遇到一个叫乌
苏拉的丹麦姑娘，她对中国人和援助工作都很感兴趣。我们一直书信
往来，并产生了‘革命的爱情’。”温铁民笑得很开心，“她爱我，
我也爱她，回国前她到机场送我，吻别时她深情地望着我说：‘温，
我爱你，我等着你，很难想象我的生活中没有你。’”

怪不得温铁民急着要赶回丹麦，原来在那遥远的“童话王国”里，
有一根爱的红线在牵着他。

当一双双小黑手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指，我意识到，一个个小小的
生命依托着我，信任着我时，我的心灵被深深地震撼着。”

23岁的李海豹是北京林业大学外语系大四的学生。一见面他就兴
冲冲地告诉我，昨晚刚给大一的新生讲了他非洲之行的经历。

李海豹是在大三第一学期听说到非洲当志愿者这件事的。他说：
“听了劳特小姐的介绍，看了志愿者在非洲工作的录像，我觉得就跟
梦游似的，特别有吸引力。我是学外语的，对我来说这是个很好的机
会，利用一年时间到欧洲、非洲，不但能学到很多东西，还能帮助别
人，这经历对我一生都很重要。”

1998年4月，李海豹向林大提出休学一年的申请，飞到了丹麦。在
他眼里，丹麦的风光特别美，简直像走进安徒生童话的王国。

“我所在的学校有来自英国、德国、葡萄牙、瑞士、巴西、日本、
纳米比亚等20个国家即将赴非的志愿者，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刚去时，
同屋的英国人说话我一句也听不懂，同学们聊天我插不上嘴，开会讨
论我也说不上两句，我觉得特别孤独寂寞，一有时间就灰溜溜地钻进
电视房看电视，别人管我叫‘TVboy’。不过，看电视使我的英语水平
提高很快。3个月后我已经不存在语言障碍了，一个从奥地利来的同学
聊天时竟对我说：‘请你说慢点儿。’”

为了集资援助非洲也为了锻炼志愿者的意志，学校要求他们上丹
麦街头卖报纸或卖花，这段经历令李海豹终生难忘：“这对我一生的
影响都特别大。开始我很爱面子，第一次上街卖报，拉不下脸来，总
盼着下雨就可以不卖了。不过后来我卖得特别好，一天能卖1000多克
朗。校长管我叫Chinese Pioneer（中国先锋），因为我起点特别低，
但进步特别快。丹麦有550万人口，我至少跟20万以上的丹麦人交谈过，
从几秒钟到几十分钟。”

“你跟丹麦人谈什么？”

“先问他们‘你愿不愿意帮助非洲孩子，你愿不愿意买我们的报？’
然后介绍我们的报和援助非洲的项目。我还告诉他们，我现在把我的
生命拿出一年帮助非洲的孩子，你是不是愿意掏一点儿钱给孩子们一
些帮助呢？”

“他们怎么表示？”

“买我报的什么人都有，甚至有个乞丐还给我20克朗买了一份报，
我特受感动，他们肯定认为我这样做是对的。”

1998年冬天，李海豹从冰天雪地的北欧飞到赤日炎炎的非洲纳米
比亚首都温德和克。

DIPP的办事处设在过去殖民时代被称为“有色人种”住宅区，到
处可见铁皮屋顶的低矮平房和铁丝网围墙。走在街上，总有些脏兮兮
的黑孩子向他打招呼：“CHINESE！（中国人）”他友好地微笑回答。
可谁知这些黑孩子立刻伸出小手喊道：“Give me one dollar！（给
我一块钱）”在一群孩子的包围下，他只好仓皇而逃。办事处的人叮
嘱他，天黑以后决不要外出，这个地区是很危险的。

两天后，又坐了10个钟头的长途汽车，他来到距首都800公里的北
部贫困地区。这里离最近的城镇20公里，是DAPP援助纳国的中心营地，
有职业学校、小学、幼儿园和树苗培训基地。李海豹去非洲前，选的
项目是儿童援助，应该去当小学老师。可一去才知道，他原来的项目
已被别的志愿者干了，他现在的工作是去幼儿园当男“阿姨”。

一个中国小伙子去非洲的幼儿园当“阿姨”？我忍不住笑起来。
李海豹也笑了，他说：“当时我一下子就懵了。我从来没想过教幼儿
园的孩子，他们不懂英语，怎么和他们交流呢？好在有个叫玛丽亚的
黑人女教师做我的工作搭档、翻译兼向导。我和她用英语交谈，她再
把我的话翻译成当地的奥士宛伯语告诉孩子们。我们中心营地的幼儿
园有两个班，40个孩子，大多来自镇上的居民家。

“我第一天的工作便是从这个幼儿园开始的，早8：00，孩子们开
始上课，他们排成两列纵队，然后依次到队列前面大声自报家门，如：
“我叫维多利亚，我是一个女孩，今年5岁了，来自奥布兰图，我在厨
房中帮助妈妈，我只想对大家说声‘嗨”！”在孩子们热情洋溢的演
讲中，第一节课结束了。

“我教孩子们26个英文字母和动物、蔬菜等简单的英语单词，并
教他们唱英文字母歌和我小时候玩的游戏，什么‘丢手帕’、‘红灯
绿灯’、‘一碗不捞鱼’……和他们在一起玩儿时，我彷佛回到了童
年时代，只不过小伙伴换成了黑孩子。孩子们刚开始见我挺生的，他
们总是远远地好奇地打量我，每当我试图走近时，他们便‘哗’地一
声跑开了。上了几次课后，跟他们玩熟了，每次一见我，老远就围过
来，‘哇’地扑上来抱住我，争着抢着用小手抓住我的手指，抓住了
就不撒手，别人要抓还打呢。孩子们老跟在我屁股后头，我连厕所都
不能上。和他们在一起有一种特别纯真的感觉，当一双双小黑手紧紧
地抓住我的手指，一个个小小的生命依托着我，信任着我，我的心灵
被深深地震撼着。

“我每天冥思苦想变着法儿地教他们，还写信让国内的同学出谋
划策。我住的地方有电视，我经常组织两个班的孩子轮流来看动画片，
他们虽然听不懂英语，但哈哈地笑得很开心，我想他们一定看懂了。”

“我常常梦见黑孩子大大的、亮亮的眼睛，如果有机会，我还会
再到非洲去帮助他们。”

李海豹在中心幼儿园的工作是暂时的，他主要的工作范围是方圆
30平方公里区域内的30个村级幼儿园。他负责视察这些幼儿园的工作
情况，提出建议，培训老师同时也教孩子们英语和游戏。

李海豹说：“纳国拥有广阔的土地，但只有160万人口，因而村子
的概念也与我国不同，通常一两户人家一个村子，村子之间相距几公
里至几十公里远。因此，我在那儿就跟巡警似的，得巡回讲课，有时
要骑一两个小时才能到一个幼儿园。每天早上7点半，我和玛丽亚就骑
自行车出发了，水壶和帽子是我的两件‘法宝’。到了非洲，才深切
地体会到什么是‘大太阳’，早上出发时，太阳刚露面还比较凉爽，
正午时，万里无云，40多度的高温使空气都变成热流，骑不上几公里
就得赶快找个树阴下来喘一会儿气，否则肯定会中暑。有的幼儿园在
几十公里以外，没法骑车去，我和玛丽亚就先到公路边拦车，把我们
捎一段路再步行走进灌木深处的幼儿园。有时要顶着太阳走一两个小
时，一天下来，脚上火辣辣的，起水泡是家常便饭。在‘日光浴’的
恩赐下，我的皮肤被晒得黝黑锃亮，刚回国时，曾被人误认为是外国
留学生。

“村里的幼儿园和中心幼儿园的条件比起来差远了，有房子的只
有六七所，是DAPP援建的水泥房子。‘草棚幼儿园’占大多数，就是
围一圈木棍，在上面搭树叶，像中国农村看瓜的窝棚，里面没有桌椅，
孩子们坐在石头上，用树枝当笔，沙地当纸。有的幼儿园是露天的，
在一片树阴下，树杈上挂块木板，孩子们坐在盘根错节的树根上听课，
一下雨就得回家。还有的幼儿园白天供孩子们上课，晚上就成了山羊
圈。大多数幼儿园只有10来个孩子。幼儿教育在纳国还是非常落后的，
幼儿园老师的水平很低，一般是些受过小学教育的村里的女青年，有
的甚至连26个英文字母都说不准。孩子们每天只来半天，因为老师家
还有许多农活等着她去干，非洲的妇女在生产和生活中的负担十分沉
重。孩子们来幼儿园都带着饭盒，吃饭时都要把自己的食物分给老师，
这样一来，老师的午饭便解决了。当然，我也受到同样的礼遇，但我
拒绝了孩子们的“上贡”。这些孩子很可怜，吃饱已不容易，糖果对
他们来说简直是奢侈品。

“一天晚上，我到一个只有两户人家的村里作客，在粗大的树桩
围成的栅栏里，是茅草顶的圆形小茅屋。这里没有电，主人为欢迎我，
特意点燃了一根蜡烛。这个家庭有好几个上学的孩子，由于晚上没有
灯，他们除了围在篝火旁或看星星外，无事可做。那时我便下决心为
他们买一盏油灯。当我送他们这件小礼物时，千叮咛万嘱咐让孩子们
晚上能看点儿书。过了一段日子，我再去那家时，发现他们并没有用
那灯，他们说舍不得点灯看书，太浪费。

“当我的志愿者生活即将结束要回国时，中心幼儿园的孩子们为
我开了个欢送Party，孩子们在山羊皮鼓的有力节奏下，跳起了热情奔
放的非洲舞蹈，唱起了我教的英文字母歌，那稚嫩的声音，雪白的牙
齿，甜甜的小酒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一个村子的幼儿园老师
送了我一套弓箭，玛丽亚送了我一只铜手镯，我会永远珍藏着，这是
人世间最宝贵的友谊。”

再过几个月李海豹就要毕业了，问他毕业后有何打算？他说：
“先工作一两年，家里供养我已经到头儿了，我想自己养活自己，经
济独立后再出国继续读书。我想把全世界都看一遍，我觉得做国际人
挺好的。出国一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人，不应该只为自己活着，解
决了温饱问题后，应该去帮助别人。”

李海豹十分动情地告诉我，他这辈子都忘不了非洲，“晚上做梦
时，我常常会梦见纳米比亚幼儿园的黑孩子们大大的、亮亮的眼睛，
他们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指问：‘你什么时候再来？’如果有机会，我
还会再到非洲去帮助他们。”

一、双语教学是学生融入国际化社会的桥梁 中国在世界领域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人民对文化教育一直有很高的要求，并走在世界的前列。如今，国人强烈地意识到普遍使用汉语和其他世界广泛使用英语的突出矛盾，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全国上下形成一股学习并掌握双语的热潮。由此，社会需要高质量的双语教育体系，以满足国人的需求。 社会深知双语教学对学生融入国际化社会的重要性，为促进经济发展、吸引外资，各地区努力提升软环境建设，将双语教学作为配套设施、一项实事工程来抓，建构“双语”文化模式。目前，当地的双语学校，虽有很强的华语教学经验，但却面对如何将国外的教学理念与中国教学方法的有效结合的问题，从而无法为社会培养掌握双语的中国所需要的人才。 新加坡是推行双语教育的国家，成功的双语教育制度，举世瞩目并备受推崇。而伊顿国际学校，作为新加坡顶尖的教育机构，建校10年来，在新加坡和中国拥有10间幼稚园和小学，以其独具特色的伊顿教学体系，为社会提供高素质的多元化教育，尤其，吸收中西方文化的精髓，为双语教渣碰育成功的典范。 响应中国国务院原副总理李岚清的讲话：“中国欢迎国外投资办教育”，伊顿现计划在中国建立国际学校，发挥伊顿的教学优势，并与中国教学大纲有机结合，创建双语国际学校，为社会输送真正的双语人才。 伊顿热忱欢迎国内外各界人士，尤其是热衷教育事业、对孩子富有爱心的合作者，共同在中国建校。 二、新加坡伊顿国际学校简介 伊顿幼稚园成立于1995年3月12日—新加坡，同年成立伊顿国际学校小学部，为社会提供更为全面的幼儿教育体系。在新加坡，伊顿至今在校生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200名学童，拥有一间总校、六间分校和少儿足球学校。同时，在苏州和东莞建立了海外分校。 伊顿经由新加坡教育局注册，同时是国际学校欧洲协会成员。 1、伊顿教育方针 为社会提供高素质的教育 在多元文化环境下，始于快乐，终于智慧。 2、伊顿教育宗旨 因才施教育精英，天生我才必有用。 3、伊顿教育目标 建立广泛平衡的教学体系，满足每一位学生的个性和需求，从而使他们的潜能达到最高的发挥；内容丰富、具有启发性的教育方法，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满足求知欲；培养学生以自信、积极的态度面对急速变化的社会；创造一个充满关爱的校园，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价值观，从而使学生的意识并重视自身和集体的价值。 4、教师队伍 伊顿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新西兰、新加坡、中国、印度和日本，聘请经过严格专业训练的合格教师。伊顿通过自身的培训计划，对聘请的教师定期培训提高。伊顿的教师不仅拥有优异的学术和专业大学文凭，更凭籍他们卓越的教如伍谈学经验、对学生爱心以及对教育的热忱，使伊顿的学生获得高素质的教育。 三、合作建校形式 伊顿拟与浙江当地主管部门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结成合作伙伴，并欢迎热忱教育事业和富有爱心的投资者，合资创建伊顿（浙江）国际学校。 招生对象包括当地以及周围城市和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外方人员家庭（国际部）和当地居民及企业家（国内部）。 育婴班（18个月至2岁） 幼稚园（3岁至6岁） 小学部（7岁至12岁） 中学部（13岁至18岁） 四、伊顿中国国际学校建校构想 伊顿本着向社会培养顶尖人才的承诺，目标是为社会培养中、西文化为一体的杰出科技和管理人才。我们为学生提供充满爱心、鼓励和创意的学习环境，使我们的学生经过伊顿多元文化的浸濡，橘答在德、智、体、美获得全面的发展，为将来奠定坚实的基础。 伊顿期待与浙江政府、企业家和教育工作者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国际学校和双语学校。

看点 独自在异国求学的留学生们，总会感受到因不同文化冲击所带来的隔阂感，这在未成年孩子中尤甚，他们也被称之为“第三文化儿童”。对第三文化儿童来说，该如何度过迷茫期呢？外滩教育邀请到家有三儿、经历两次跨文化转变的蒋佩蓉老师，请她 结合 自身经历，与大家分享文化冲击的重点，以及父母该如何帮助孩子应对文化冲击以平衡心态。

文丨周滢滢 编丨Travis

随着国际教育的发展，留学生群体日益庞大，也日益低龄化。他们当中，有的跟随父母裂凯嫌迁居，有的独自留学海外，但是都生活在不同于母国的文化当中，被称为 “第三文化儿童” 。

美国 社会 学孙虚家鲁斯·尤西姆博士，曾在1950年出版的《第三文化儿童》一书中，首次提出“第三文化儿童” （Third Culture Kids，简称TCK）这一说法。

它是指那些幼年时期，或是青少年性格塑造时期，在父母本国环境以外的国家，求学和成长的孩子。正因为和父母所处文化的不同，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需要应对一系列的挑战。

《第三文化儿童》

“第三文化儿童”最显著的特征是： 他们不属于任何一种单一的文化。

在跨文化的过程中，他们需要经历一系列文化冲突和社交挑战，以及“我是谁”的身份认同和归属认知。与此同时，他们也要处理因为不断地告别，而带来的丧失感。

外滩君在“放弃“精英教育”，这对高知父母如何“逆潮流” 育儿 ？一文中，采访过的蒋佩蓉夫妇，他们的家庭，正是一个典型的跨文化家庭。

蒋佩蓉曾任麻省理工学院中国总面试官，也是多本家庭教育畅销书的作者，更是三个阳光大男孩的母亲；丈夫林为千，曾任微软创投大中华区负责人、微软亚太研发集团运营总监。

蒋佩蓉夫妇

作为第一代“第三文化儿童”（TCK），蒋佩蓉和丈夫，在幼年时期，就都移居北美，成为小留学生，并双双考入麻省理工学院。

后来，因为工作调动，他们的大儿子凯文、二儿子凯恩、小儿子凯安，都在孩童时期，就从美国转来中国公立学校念书。等到中学阶段，他们又陆续转学到了国际学校。

就这样，蒋佩蓉的三个孩子，相当于经历了两次“跨文化”的转变，也比一般TCK儿童遭遇了更多的文化冲击。

如今，凯文已经从麻省理工毕业，放弃了硅谷大公司的机会，投身一家 创业 公司，闲余时间不仅写诗，还参加各类公益活动；凯恩也从伊利诺香槟大学毕业，利用自己的社交特长， 探索 将专业知识和管理学相 结合 ；热爱艺术的凯文，则在父母的鼓励下，如愿以偿得到了芝加哥美术学院的offer。

这一次，蒋佩蓉将 结合 自己和孩子的亲身经历，为我们讲述跨文化儿童会遇到的文化冲击和各方面的挑战，以及有留学生群体的家庭，可以从哪些方面做好准备。

蒋佩蓉一家五口

相比语言，文化冲击才是最大的挑战

为了能让孩子有一个沉浸式学习汉语的机会，蒋佩蓉决定，不送孩子去国际学校，而是去中国公立学校就读。

蒋佩蓉觉得，既然来了北京，就要入乡随俗，学习当地的文化跟语言，不能浪费了这个机会。”

然而，刚转来中国读书时， 三个孩子的中文水平，实在让人犯愁。

老大 凯文已经上六年级，刚转到中国学校时，他们连基本的拼音都不会，而同龄孩子已经认识五六千个汉字；最小儿子的凯恩才两岁，在中国的幼儿园里，几乎一个汉字都听不懂，哭了整整三个月。

当然，感到犯难的可不仅是孩子。因为蒋佩蓉夫妇从小移居海外，日常使用汉语机会不多，就连他们自己也是从零开始，和孩子一起学习汉语。

幸运的是，在沉浸式的汉语环境中，三个孩子的语文水平得到了肆手巨大的提升。

在经历了“语言阵痛期”后，三个孩子都能听懂老师上课，也能和同伴自如地交流。如果抛开美国国籍身份，起码看上去已经和中国孩子相差无几了。

“但是，作为第三文化的孩子，经历的问题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复杂，并非只是语言学得多快，是否跟得上学业，这些最表面的问题。”

回想自己的跨文化求学经历，孩子们坦诚：“语言上的障碍，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因素。 最大的挑战，其实是背后的文化冲击和思维模式，还有一种‘局外人’的痛苦。 ”

传统意义上，我们会认为，留学生群体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语言上的挑战。只要语言关过了，融入国外的学习和生活，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蒋佩蓉表示：实际上， 应对文化冲击和自我身份的认同，可能比语言工具的掌握，要困难得多， 这也是很多父母忽略的问题。

蒋佩蓉的二儿子凯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一直在试图理解自己“局外人”的身份。

在美国小学读书的时候，他曾天天对着美国国旗朗诵效忠宣言，认为自己是一个爱国的美国人。到了中国学校，因为拒绝佩戴红领巾，因此和老师的关系搞得很僵，也和同学产生嫌隙。

但是，当他暑假回美国过夏令营，遇见那些对中国人有偏见的美国人，他会生气地去纠正、维护，和他的美国同学们辩论。

“我到底是哪一国人？”他迷惑了。“最经典的身份挣扎就是，奥运会的时候，当中国跟美国竞赛，纠结到底该支持哪个国家队？”

在融入不同文化环境的过程中， 不仅仅是身份认同和归属感的问题，还有文化冲突带来的社交问题。

“刚开始进入一个环境时，孩子们能听懂对方说的每一个单词，却不懂对方的思维方式和看问题角度；参加学校的戏剧排练，捕捉不到隐含在台词背后的笑话… …这些都是文化上的疏离感。”

蒋佩蓉的二儿子 凯恩

很多留学生在国外求学多年，却不能完全融入本土生活圈。

这是因为，虽然他们的社交圈中，有来自各个国家的朋友，但那些最好的伙伴，依然是中国人。

对于“如何提升孩子在国际化环境中的社交自信”这个问题，蒋佩蓉道出了她的心得： “兴趣爱好，是最好的社交名片，赋予孩子社交能力的最好方法，就是让他有自己的兴趣追求。 ”

音乐，是这个家庭的共同爱好，蒋佩蓉夫妇就和孩子们，组建了一支“林家乐队”。每到一个新的城市和社区，他们就通过音乐表演，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

音乐，成为他们融入当地生活和社交圈的“共通语言”。

“人跟人之间的 情感 链接，都是建立在兴趣和体验上面的。即使语言、文化不一样，只要我们有共同的兴趣爱好，交往起来就能够如鱼得水。”

一家五口组成“林家乐队”

应对文化冲突的方式，因人而异

对于跨文化儿童可能遇到的文化冲突，乃至偏见和歧视，蒋佩蓉一点都不陌生。

早在蒋佩蓉11岁时，她就跟两个妹妹从 台湾 来到加拿大温哥华，成为没有父母陪伴的小留学生。

虽然在白人对有色人种的歧视中长大，不过三个姐妹对新环境的接纳程度和应对方式，却截然不同。

自尊心强的蒋佩蓉，决定不融入新环境，依然追捧 台湾 流行歌曲和电视剧，以中国人的身份为荣；恰恰相反，她的二妹很喜欢新环境，完全拥抱新的文化，成为一个地道的加拿大人；而最小的妹妹，最为 敏感 ，她为自己的身份感到羞愧。

从三姐妹的跨文化故事来看， TCK群体面对新文化、言语、和环境的反应，完全是因人而异。

不过，这种文化认同和归属感，也在不断变化当中。

蒋佩蓉三姐妹到了大学以后，原本最排斥自己身份的小妹，突然想要寻根。因为大学同学对她的亚裔身份非常好奇，她选修了东亚研究系，毕业后回到自己的出生地 台湾 ，当起了律师，用最地道的中文工作，让蒋佩蓉全家都对她刮目相看。

“不需要担心孩子，因为在异国他乡学习和生活，他的身份认同就会完全改变。对于一个跨文化儿童来说，他的文化归属感，可能会受到自身的个性、喜好，乃至同学、朋友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跨文化儿童，是否拥有更多元的身份认同，而不是单一的文化归属？

蒋佩蓉也曾跟孩子探讨过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是，“认为 自己不属于完全意义上的美国人，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中国人，而是综合吸收了两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 ”

同样，在很多留学生的身上，或多或少都能看到这个特点。 因为不属于某种单一的文化，他们更善于从多种文化、多种角度来思考问题。

林爸爸(中)和三个儿子

蒋佩蓉的家庭氛围也是如此。“对任何新闻时事的讨论，我们都不会只看某一方观点。孩子们会找来世界各国的 新闻媒体 ，中国怎么讲？美国怎么讲？俄罗斯怎么讲？中东世界又会怎么讲？了解足够多的信息，加以自己的思考，再得出客观结论。”

回顾这段跨文化经历，蒋佩蓉的三个孩子，都认为这是成长中最珍贵的礼物： “文化冲击所带来的逆境和挑战，正好提供了一种无拘无束的视角，迫使我们开放思想，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批判性思考。 ”

未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将会涌现出越来越多学习、生活、工作在世界各地的跨文化儿童，他们无法回答“你从哪里来？你是哪里人？”这样的简单问题，只能回答“我的国籍是**，我目前生活在**。”

他们更像是 “世界公民”，不需要通过特定的生活环境来寻求安全感，能在不同各种文化中切换自如，也会对各种各样的文化，充满了好奇和尊重。

就在外滩君此次采访之后，蒋佩蓉最小的儿子凯安就要高中毕业，即将赴芝加哥美术学院读书；夫妻俩也租掉了在西雅图的房子，开着一辆房车，开始了“四海为家”的旅途；大儿子凯文，则打算在结束手头的工作以后，去阿拉伯中东世界和非洲待一段时间。

蒋佩蓉夫妇的“房车旅行”

蒋佩蓉表示：“我们都很享受这种‘漂’着的状态，相比较永远生活在一个地方，显然新的国度和完全不同的文化，才更有吸引力。”

处理丧失感的心理需要

“当把孩子送进国际学校，或送出国留学的那一天起 ，你就将养育出一个‘第三文化’的孩子。

他们每天接触到的是外籍老师，同学来自全世界，彼此用外语沟通。

因为文化、语言和思维的不同，第三文化儿童和上一辈的观念冲突可能会更加强烈。”

对于这一说法，蒋佩蓉深感认同。

现在很多家长，都倾向于将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送出去留学，这也使留学生群体出现越来越低龄化的趋势。

“是不是越早出国留学越好？”对于这个疑问，蒋佩蓉有自己的看法，“在初高中以及更小的年龄段，无论是否选择留学，父母都应该尽可能陪在身边，而不是让孩子独自面对文化冲突和身份认知上的挑战。”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们有很多青春期的 敏感 ，比如在意自己在同伴眼中的受欢迎程度，担心自己能否交到男女朋友、能否能被朋友圈接纳… …

尽管寄宿家庭、学校老师，能够提供一定的帮助，但是他们无法代替父母在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如果没有和孩子的朝夕相处，就算天天电话视频，父母也难以捕捉孩子正在面临的困惑，还有情绪上的失落。这一阶段父母角色的缺位，也会使亲子关系遗留很大的问题。”

有一段时间，小儿子凯安刚刚转到国际学校时，曾一度心情不太好，好像对学校生活提不起激情。 敏感 的蒋佩蓉猜测，也许是一直在本土学校成长的凯安，难以融入一帮外国同学的 圈子 ，甚至可能受到了排挤和歧视。

她就变着法子和孩子聊天，但是，又很注重方式方法，不会直白地问：“你和新同学关系好吗？”“你受大家欢迎吗？”蒋佩蓉认为，父母这么问，自尊心强的孩子一般不会和你说实话，而且会敷衍家长。

她 建议 ，家长不妨学会“旁敲侧击”，比如：“你中午吃饭是一个人吃吗？”“和你一起吃饭的是谁？你喜欢这个朋友吗？能为我介绍一下吗？”类似有技巧的亲子对话，既不会让孩子反感，家长也能适时了解孩子和同伴之间的关系、对新环境的融入情况。

凯安为妈妈的书《丰盈心态养孩子》设计插画内页

“脆弱”是链接 情感 最重要的钥匙，在亲子关系上也是如此。 当了解孩子的处境以后，蒋佩蓉提醒，不妨多以“弱者”角色，和孩子分享自己的脆弱和挣扎，拥抱她，让孩子愿意向你敞开内心的脆弱。

想要和孩子有更多的共同话题，父母也要以身作则，以开放的心态，试着去融入另外一种文化，让孩子知道你也在迎接挑战和成长。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也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点，就是 跨文化儿童会面临更多的丧失感。

第三文化研究者，也是《第三文化儿童》的作者之一David Pollock说：“一个TCK在20岁以前，需要处理比单文化人一辈子都要多的丧失经历。”

因为长久告别某一样东西，可能是难以带走的物件、已经习惯的生活环境、或是难以割舍的感情而产生的丧失感，是TCK群体最需要面对的一种心理感受。

为了帮助孩子化解这种丧失感？ 蒋佩蓉的窍门是借助外界工具，比如可以表达内心伤痛的小物件。

2003年，蒋佩蓉夫妇带着三个孩子，举家从美国搬来北京时，她给每个孩子准备了一个回忆箱。以后，每离开一个地方，孩子们都会挑选一些东西，放到各自的回忆箱里。

直到现在，他们都还保留着自己的回忆箱，只是里面的物件会不断更新。不管空间如何变换，总有一些重要回忆陪在身边。

“此外， 通过写作来排遣内心，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你会发现，很多TCK都擅长写作。因为他们内心有很多东西想要表达或倾诉，通常会诉诸笔端。”

正如蒋佩蓉的大儿子凯文，这个被麻省理工学院提前录取的“理工男”，却很喜欢通过写诗，来抒发内心的感受。

目前他已经写了三本小说和400多首诗，其中一本半自传体青春励志小说《冒险是红色的自行车》，就是通过日记的形式，真实再现了一个青春期男孩，移民后语言不通、成绩不理想、与家人朋友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如何从迷失自我中走出的故事。

凯文半自传体小说

《冒险是红色的自行车》

当然，每个孩子可能都有不同的倾诉方式，关键是，父要能引导孩子表达内心的情绪。

在采访的最后，蒋佩蓉推荐一部电影《头脑特工队》，讲的就是一个关于如何处理丧失感，以及为什么这种感受需要被自己和身边人接纳的故事。

“ 直面丧失感给自己带来的痛苦，承认并接纳它，然后从痛苦中疗愈。 这样，你才会看到，自己的内心以及爱的能力和深度，都被扩大了，也更能迎接和进入新的人生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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