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虞国际高中学费 企业家创业历程

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历磨难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经过磨难后成功的例子，欢迎阅读!
经过磨难后成功的例子1:
他所关注的常常是这个世界不愿被人曝光的角落，《在一起》之前，他甚至没有一部能够登上电影院线的作品。他说不清自己为何偏偏要关注这些令人痛苦的现实，“可除了这些，还能关注什么?我想不出来”。

在德国柏林波茨坦广场一栋极具朋克风的电影院里，当来自中国的纪录片《在一起》放映结束后，等待导演赵亮的是500多名观众长时间热烈的掌声。在如此热情的表达方式面前还不太自在的导演，甚至不由得感觉“让我站在那儿半天，挺尴尬的”。

两个月前，这部反歧视艾滋病纪录片成为第61届柏林电影节全纪录单元中唯一的华语影片。“这是一部真诚的作品，”一名坐在观众席的德国记者赞叹道，“它让我看到中国人对艾滋病人的态度。”

当回到北京的最近一次放映，能容纳100多人的影厅里座无虚席，仅仅85分钟的影片结束，灯光缓缓亮起时，仍然没有人起身离去。墙壁上贴着不太显眼的电影海报：春天里，漫山遍野开着粉白色的杏花，三个身患艾滋病的主人公在杏树下微笑着谈论生死和未来。

巨大的电影幕布上，是曾经被刻意忽视的感染者。云南、黑龙江、上海、四川……赵亮几乎用了整整一年时间在这些城市寻找这个人群。防艾组织向他推荐感染者，上百个人与他在网络上联系，他们因共用吸毒注射器、母婴传播、卖血、宫外孕手术输血或不安全的性行为，感染了这种可怕的疾病。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依然卑微而顽强地生活着。

看起来，那是一个和赵亮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40岁的男人戴着黑框眼镜，穿着黑色皮衣和米白色窄腿裤，即使安静地坐在电影人扎堆儿的咖啡馆里，也是打扮最潮的人。有时，他每分钟就会用iPad“织条围脖”，并不忘记用自己的iPhone4手机上传“山花烂漫野长城”的照片。

这并不是他第一次用镜头记录苦难。1995年，这个生长在边境小城丹东的男人，从丹东电视台来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认识了一些“主动放弃国家分配，以‘盲流’身份寄住在圆明园一带的流浪艺术家”。在那里，他记录下圆明园画家村被强制解散的事件。

此后，他又用12年的时间拍摄北京的上访村。这个长发青年，每天骑着自行车寻找拍摄对象。苦难是那里生活的主菜，他常常“一边扛摄影机，一边流眼泪”。

赵亮声称，就是在长达12年的拍摄过程中，他“变成一个老爷们儿了，不再轻易被感动，更多时候会在脑子里思考”。但那段回忆已经无法抹去，这个工作起来总是“苦瓜脸”的导演，曾经认真地问录音师：“我十几年都和这样的人交流， 面相 都变苦了吧?”

三年前，顾长卫筹拍与艾滋病有关的电影《最爱》，并打算寻找到一些艾滋病人进入剧组。顾长卫找到了已经在独立纪录片界颇有名气的赵亮，试图为这些病人拍摄一部纪录片。

对于赵亮来说，这几乎是一个“完全不了解的小世界”。《最爱》和《在一起》两个剧组的成员都难免会生出担忧，布景部门的人担心：“盖房子、搭景常会有伤口，这会感染吗?”还有人担心：夏天男人们都打赤膊，流汗会不会引起传染?

剪辑师冯章顺还记得，第一次和感染者们吃火锅，他心里一直犯嘀咕，“吃完一顿饭，连菜是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我们对艾滋病只有最粗浅的了解，一开始时，心里难免会害怕。”导演助理耿军回忆，那时赵亮只是扯着脖子喊了一句：“没事，不传染!”

“虽然没人知道他心里到底怕不怕。”耿军笑着补充了一句。

渐渐地，这个“不K歌也不闯夜店”的导演发觉：“就这么在一起生活，像亲人一样，真没什么。”但当恐惧消除后，另一种更复杂的情感又出现了。“特别纠结!”他叹了口气，再一次在镜头之外产生焦灼的无力感。

2010年 除夕 ，赵亮前往山西临汾拍摄胡泽涛的家乡。全家只有这一个孩子是病人，母亲早逝，父亲续弦。在那个穷困的小山村里，这种病足以让家人难堪了。镜头中，煮着粉条、腐竹、青菜的火锅就是这家人的年夜饭。但那一张脏兮兮的小脸吃得再起劲儿，也从来不敢把筷子伸进火锅夹菜。

“爸，给我夹块豆腐。”孩子举着碗怯生生地喊着。

同行的人还记得，当时这个东北男人“气极了”，他甚至大声质问那位父亲：“是你不让他在锅里夹菜吗?”

如今，这个小男孩就像《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里那位童星一样，坐上飞机，参加柏林电影节、香港电影节，和国际明星一起走过红地毯。

但赵亮总还是会担心，一旦他们回到家，将要面对的还是低矮的土房和破旧的土炕。可他相信：“尽管这部片子不可能一下改善个人的命运，但让更多人看到他，逐渐或缓慢地让感染者的生存处境稍微改善，总有些现实意义。”

而对于小男孩胡泽涛来说，影片拍摄结束后，他终于可以和家人同锅夹菜了，这或许就是最现实的意义。

没有人知道，这个仍然常常被称为“新人导演”的40岁男人，究竟为什么会如此执著地对灰暗的现实感兴趣。因为在生活里，他无疑是鲜亮的，“挺时尚的一个小伙儿”。

工作伙伴们还记得，在拍摄《在一起》的四个月时间里，尽管那片山区甚至没有网络，但这个导演从来没有忘记“臭美”，“总穿特别紧的T恤，有点英伦范儿，一天一件新衣服，连颜色都不重样”。

但是，当他扛起摄影机，一切就改变了。在同事们看来，他是“对待工作最认真的人”，漂亮的衣服“蹭得满身泥也不在乎”。平日里，虽然“很真诚，掏心窝子”，可是一旦走进镜头的世界里，就“常态性歇斯底里”。

“你傻啊，这么好的镜头，全被你毁了!”这个工作狂不只一次对不小心穿帮的工作人员大喊大叫。

可当他卸下自己的摄影机，却常常感到精疲力尽，“做纪录片真的太苦”。因为他所关注的常常是这个世界不愿被人曝光的角落。《在一起》之前，他甚至没有一部能够登上电影院线的作品。他说不清自己为何偏偏要关注这些令人痛苦的现实，“可除了这些，还能关注什么?我想不出来”。这个总将自己定义为“一个普通文艺工作者”的男人相信：“只要是个人，有点良知和正义感的话，都会去关注这些，否则，就是愚昧和懦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

如今，他40岁了，他的纪录片第一次真正走进电影院，排队等候的观众将整个影厅坐满。而在电影人聚集的咖啡馆，这个男人在接受采访时连续吸了五根香烟。一个朋友走过来调侃他：“哟，主流导演来啦!”

“马上就回归了。”他看着对方的眼睛一本正经地回答。

“每个人不都在遭受着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吗?”一个短暂的疑问句之后，他吐出一口烟，“这是一个多么粗糙的世界啊!”
经过磨难后成功的例子2:
徐菊英的家在浙江上虞市章镇江沿村。1987年1月，22岁的她与同村开 拖拉机 的24岁小伙子郑惠忠恋爱结婚了。婚后，郑惠忠在外跑运输，徐菊英在家搞种养，日子过得幸福美满。

那年夏天，灾难突然降临这个家庭。一天，郑惠忠在拉货途中发生车祸，当即不省人事。在医院里，徐菊英扑在丈夫身上，哭得死去活来。当时，他们结婚才半年。

此后，怀有身孕的徐菊英带着丈夫，奔波于杭州、上海等地各大医院求治。然而，几家医院一致诊断：郑惠忠脊椎骨断裂导致高位截瘫，没法治。无奈，徐菊英挺着大肚子，把丈夫带回了上虞章镇老家。

郑惠忠颈部以下的身体全部失去了知觉，不仅下肢瘫痪，连双手也动弹不得，吃饭要人喂，大小便要人料理，一个生龙活虎的强壮汉子转眼间变成一个废人。面对残酷的现实，徐菊英擦干眼泪，决心再苦再难也要撑起这个家。

想到自己将在床上度过一辈子，郑惠忠实在无法接受，他的性格变得孤僻，脾气暴躁。他用僵硬的手臂狠命击打床头柜，用力摔碎杯子，还用头部撞击墙壁。他甚至几次哀求徐菊英：“还是让我死吧，我这样活着比死还难受啊!”徐菊英忍着泪，一次次温情地劝慰丈夫：“你死了，难道叫我守寡?让我们的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父亲?惠忠，你不要再烦躁，你越烦躁，我的心越痛。人生厄运谁都难料，我们一起面对现实吧!你放心，不管有多难，我一辈子也不会离开你!”

1987年12月16日，徐菊英在章镇医院顺产生下一对双胞胎男婴。两个小生命的到来，给这个愁苦的家庭带来了欢乐和生机。徐菊英将双胞胎儿子抱到郑惠忠床前，郑惠忠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他的心里有了希望，有了活下去的信心。徐菊英夫妇给双胞胎儿子取名为郑波、郑涛。

有了双胞胎儿子后，徐菊英更加忙碌了，常常是一边哄孩子，一边给丈夫端水喂饭、翻身擦背。有时难免顾此失彼，不是丈夫大小便弄脏了衣服，就是两个孩子哇哇大哭，把徐菊英折腾得心力交瘁。

一段时间下来，徐菊英眼圈发黑，头脑发晕，人一下子瘦了七八斤。她深深体会到了生活的辛酸与艰难。

含辛茹苦撑起风雨飘摇的家，

不离不弃照顾丈夫养育儿子

丈夫瘫痪在床，一对双胞胎儿子要抚养，一个弱女子如何能扛起这个重担呢?旁人都替徐菊英捏着一把汗。有几个邻居悄悄劝说徐菊英另做打算，徐菊英淡淡一笑，说自己要对丈夫和儿子负责，不会抛下他们不管的。

1988年秋，一位亲戚偷偷为徐菊英介绍对象，还搬来徐菊英的母亲当说客。徐菊英冲母亲嚷道：“妈，你怎么这么糊涂，我如果抛弃惠忠再嫁人，那我还是人吗?”母亲见女儿态度如此坚决，只好一声不吭地走了。

为了挣钱养家，徐菊英重操旧业搞起了养殖。她请人在自家房屋旁搭起猪舍， 饲养 了3头母猪，20只白鹅。3头母猪到了下崽的时间，徐菊英叫来妹妹帮忙照顾双胞胎儿子，自己每天睡在猪棚里，亲自为母猪接生。母猪一年生产两窝，3头母猪产下65头仔猪，徐菊英有了850元收入，不由得喜上心头。

1989年3月，徐菊英承包了村里7亩责任田。农忙时节，她每天早晨4点半就起床，先给丈夫换尿袋、翻身揉背，接着煮好早餐喂丈夫吃，然后侍弄好两个儿子。吃过早饭后，她带着两个儿子去上工，把他们放在田埂上，任他们自己玩闹，她边干活边照看。实在忙不过来时，不得不求助姑婆(丈夫的姑姑)帮她照看孩子，早上她把两个孩子抱过去，晚上再把他们接回家。

徐菊英就这样熬呀熬，熬过了一年又一年。看着两个儿子一天天长大，尽管她每天都很劳累，但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期望。

双胞胎儿子上学后，徐菊英将家里的电话放在丈夫的床头，把自己的手机号码输入电话机。她出门干活时，丈夫如有不适，就可以用手指或舌头吃力地点击电话机的免提和重拨键，她接到电话后便会快速赶回家。

郑惠忠的暴躁脾气有时仍会发作，这是长期卧床心烦意乱造成的。一天，徐菊英在田里干活回家有点晚了，郑惠忠板起脸孔指责妻子：“你只管干活，难道不顾我的死活?我的肚子饿得咕咕叫!”面对丈夫的数落，委屈涌上徐菊英的心头，一串泪珠忍不住从眼角滑落，但她很快平静下来，擦干眼泪赔着笑脸说：“惠忠，你耐耐性子，是我的错!”接着，她赶快跑到厨房给丈夫做饭。

郑惠忠每次发过脾气，安静下来后都会向妻子道歉。他深感内疚，恨自己拖累了妻子，内心一直在痛苦地挣扎。一次，他突然对徐菊英说：“趁你还年轻，再嫁个人吧! ”徐菊英一听，直跺脚吼道：“你胡说什么! 再说，我不理你!”

1993年，徐菊英为了多挣钱，挤出时间参加了镇农业函授大学组织的培训班。学到技术后，她在承包的农田里种了4亩葡萄。剪枝、施肥、培土，徐菊英耗费了大量心血。她还不甘心，又种桑养蚕，桑树下饲养“三黄鸡”。徐菊英每天忙个不停，邻居们都说她像一头不知疲倦的牛。有时忙得实在抽不开身，徐菊英干脆用手推车把丈夫带到田间的草棚里，她好一边干活一边照顾。

长期的劳累使徐菊英疲惫不堪。一次，郑波、郑涛两兄弟放学到田间找妈妈，发现妈妈竟在“蚕宝宝”的床榻前席地睡着了，那布满老茧的双手还捏着桑叶，脸庞显得憔悴蜡黄。兄弟俩忍不住“扑簌簌”地掉下眼泪，轻轻地推醒了妈妈。

1996年3月，徐菊英兴奋地对丈夫说：“我们的老房子太破了，趁儿子还小，造新房吧!”“造新房，哪有钱啊?”丈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家里凑一点，不够我去借。”徐菊英语气很坚定。“菊英，真是难为你了!”郑惠忠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眼眶里溢出了泪水。不久，在亲戚朋友的资助下，徐菊英家的两间二层楼房建好了。房子封顶那天，徐菊英却累倒了，被人抬着住进了章镇医院。

23年艰辛付出感动世人，双胞胎大学生带给瘫痪丈夫欢颜

徐菊英用妻子的温情悉心照料瘫痪丈夫，使他的生命得以延续;用深沉的母爱养育双胞胎儿子，使两个儿子健康长大。无论生活多么艰难辛苦，她从不叫苦喊累。

徐菊英的善良与坚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两个儿子，郑波、郑涛从小就懂事。兄弟俩上学后，哥哥是班里的文体委员，弟弟是班长。在学习上他俩暗暗较劲，成绩都很优秀。每天放学回家，他们争着帮妈妈做事。农忙时，兄弟俩还会帮妈妈下田干农活。见两个儿子这样懂事、勤快，徐菊英感到十分欣慰。

双胞胎儿子是徐菊英的精神支柱，为了供两个儿子上学，徐菊英节约到了苛刻的程度，10年时间都没添过一件新衣。她把赚来的钱一分一厘地存起来，自己舍不得用一分钱。读初一那年，郑波获得上虞市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第一名，郑涛物理考试夺得全市二等奖。徐菊英特别高兴，分别奖励两个儿子一件开司米套衫和一条新裤子，兄弟俩如获至宝。妈妈的艰辛和付出，郑波兄弟全部看在眼里，他们在疼惜妈妈之余，恨不能快快长大，帮妈妈减轻负担。

上初二时，郑波、郑涛的成绩突然连续下降，有时竟连作业都不完成。班主任老师迅速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徐菊英，徐菊英沉着脸责问两个儿子：“你们的学习出了什么问题?”两个儿子眼泪汪汪地说，他们不想读书了，想帮妈妈干活挣钱。徐菊英火了，她第一次骂儿子：“你们这样没出息，这么不争气，让你们的爸爸知道，还不把他活活气死!”两个儿子含泪认了错，表示今后要专心学习。很快，他们的成绩又赶了上去。

2003年秋，徐菊英咬牙把两个儿子转学到上虞“浙江华维外国语学校”读初三。儿子入学前，徐菊英装上卖掉55只三黄鸡所得的600元钱，拉着两个儿子来到县城新华书店，给两个儿子每人买了一个复读机和一堆辅导书，只剩下3人回家的12元车费。

2004年夏，郑波、郑涛都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华维外国语学校的高中部。但是，家里再也拿不出钱供他们读书了。无奈之下，徐菊英准备向银行申请贷款。2004年8月10日，上虞市一家民营企业的陈老板了解到徐菊英家的困境，专程赶到徐菊英家，当场拿出郑波兄弟所需的第一学期的学杂费共8000元，徐菊英一家感激不已。

2007年高考，郑波、郑涛双双考入了重点大学。郑波被浙江师范大学录取，郑涛被浙江大学录取。消息传来，整个山村沸腾了。徐菊英手捧两份大学录取 通知书 ，百感交集，激动的泪水流个不停。躺在床上的郑惠忠迫不及待地喊道：“快让我看看!”拿到两个儿子的录取通知书，他双手颤抖，热泪横流。

2009年12月，徐菊英被评为2009年度浙江省“感动浙江十大人物”。

2010年暑假，郑波、郑涛回到上虞老家，他们欢快地拥着妈妈，不约而同地吐露心声：“妈，我们大学 毕业 参加工作后，挣来的工资全部交给你，让你和爸爸过上好日子!”徐菊英饱经沧桑的脸上笑开了花，躺在床上的郑惠忠也开心得笑出了声。

如今，郑惠忠仍然瘫痪在床，徐菊英在悉心照顾丈夫的同时，依旧家里家外不停地劳作。虽然眼前的生活还是有些困顿，但徐菊英的心里是甜的，因为她觉得日子有奔头，幸福的生活离她越来越近……
经过磨难后成功的例子3:
贝多芬是世界著名的音乐家，也是命运最糟的一个。童年，贝多芬是在泪水浸泡中长大的。家庭贫困，父母失和，造成贝 多芬性格上严肃、孤僻、倔强和独立，在他心中蕴藏着强烈而深沉的感情。

他从12岁开始作曲，14岁参加乐团演出并领取工资 补贴家用。到了17岁，母亲病逝，家中只剩下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和已经堕落的父亲。不久，贝多芬得了伤寒和天花，几乎丧命。

贝多芬简直成了苦难的象征，他的不幸是一个孩子难以承受的。 尽管如此，贝多芬还是挺过来了。他对音乐酷爱到离不开的程度。在他的作品中，有着他生活的影子，既充满高尚的思想 ，又流露对人间美好事物的追求、向往。对美丽的大自然他有抒发不尽的情怀。

说贝多芬命运不好，不光指他童年悲惨，实际上他最大的不幸，莫过于28岁那年的耳聋。先是耳朵日夜作响，继而听觉日 益衰弱。他去野外散步，再也听不见农夫的笛声了。从此，他孤独地过着聋人的生活，全部精力都用于和聋疾苦战。 贝多芬活在世上，能理解他的人太少了，而唯一能给他安慰的只有音乐。他作曲时，常把一根细木棍咬在嘴里，借以感受 钢琴的振动，他用自己无法听到的声音，倾诉着自己对大自然的挚爱，对真理的追求，对未来的憧憬。他著名的《命运交响曲》就是在完全失去听觉的状态中创作的。他坚信“音乐可以使人类的精神爆发出火花”。“顽强地战斗，通过斗争去取得胜利 。”这种思想贯穿了贝多芬作品的始终。 1827年3月26日，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音乐巨人与世长辞，那时他才57岁。

创业活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活力的重要表现,创业活动强度逐步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潜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核心指标之一。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企业家创业历程，希望你们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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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创业历程：陈和贵

虽然有“制冷大王”之称，但在陈和贵的回忆中，自创业以来，他几乎没有享受过一天“无忧无虑、怡然自得”的快乐日子，“真是边喘边行，跌跌撞撞”。

86岁，应该是白发苍苍而齿牙动摇的年龄。然而，眼前这位86岁的企业家虽然一头白发，却精神矍铄，言谈之间还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这就是浙江籍台湾企业家陈和贵，A股上市公司国祥股份的掌门人。

陈和贵1949年6月去台湾，1966年创办国祥冷冻机械公司，发展成为台湾最大的工业冷冻和空调设备制造商，被业界尊称为“制冷大王”。 1993年，陈来大陆，与浙江上虞市的企业合资创办了浙江国祥制冷工业有限公司。2003年12月， 国祥股份成为A股市场上首个获准上市的台资企业。然而,上市多年之后, 原本是大陆挂牌样板、全球三大列车空调制造商之一的国祥制冷营运出现问题，目前公司已经被主营房地产的华夏幸福接手。

与此同时，原已退隐的陈和贵，却在85岁高龄的时候再次回乡投资，希望能在这片他无比熟悉的土地上重新找回昔日的辉煌。

心力交瘁

2003年，作为第一家获准在A股上市的台资企业，国祥曾经被作为“诚信、踏实”的台商案例受到宣传。而对于陈和贵来说，这也无疑是个天大的喜讯。事实上，在1999-2003年间，因受亚洲金融风暴影响，陈和贵在台湾的公司亏损巨大，而且无法从银行拿到贷款。

“当时，国祥公司的财务困难得几乎是十个瓶子只有六个盖，根本挪不过来，每天都有一堆的事情要忙、要烦!”就在2003年年底，陈和贵以为自己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却从大陆传来了浙江国祥制冷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即将在A股挂牌上市的消息。这大大激励了陈和贵，也让他坚定了回家的脚步。

然而，上市后，国祥营运状况却开始走下坡路。自决定在大陆上市，国祥就开始拓展大陆内销市场，主攻品牌市场，内销比率也蹿升到营收的九成。只是没想到进军内销市场，却遭逢惨烈的价格流血战。2005年，公司营运开始出现亏损。

从技术水准来说，国祥处于领先地位，拥有中国最大制冷压缩机产品测试中心、中国第一家开发成功的核电厂专用空调主机、中国第一家承造四千四百吨中央空调(杭州国贸中心)等。但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国祥上市后有两个重大决策失误，让其元气大伤：一是在上虞建设医院，虽然当地政府提供便宜的地皮，但是经营医院并非国祥的专长，这项投资最后中止，国祥损失将近两千万元人民币。另一个失误，是把上虞工厂迁往上海，期间有大约半年时间无法正常进行生产，极大地影响了出货。2007年的营收，预定要达到4亿元，最后只做到3亿元。

在此期间，心力交瘁的陈和贵决心退出。2006年，陈氏父子签署《股权转让协议》，陈和贵作价2700万元将自己所持有的27%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儿子陈天麟，把公司在大陆的业务全权交给陈天麟处理。

但陈天麟显然也无力回天。2009年6月，国祥发布公告称，陈天麟将自己所持有的全部公司股份3000多万股转让给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回大陆

然而，陈和贵并没有就此放弃在大陆的事业。这或许和他一直以来的故乡情结有关。

“1991年，叔叔就有心回东阳投资办实业了，但由于交通环境、投资项目等原因而一延再延。”陈和贵的侄子陈俊健说。上世纪90年代，国祥所产的制冷设备主要销往上海、天津等大城市。那时候陈和贵每次从杭州机场回东阳都要花费很长时间，他认为东阳交通不够便利，会增加运输成本，不适合办实业。尽管东阳历任市委、市政府领导都与他有过接触，但他始终认为回乡投资的机会不成熟。

1993年，陈和贵首次到大陆投资，在石家庄创办了国祥运输设备有限公司，为轨道交通的车辆提供专业的空调设备。同年，他又在浙江上虞创办了浙江国祥制冷工业有限公司。国祥生产的“王牌冷气”迅速打开市场，成为大陆最大户式中央空调和最大风冷式热泵机组及螺杆式冰水机组制造厂商，也是全球三大列车空调制造厂商之一。然而，回东阳投资始终是陈和贵的心愿。

对于陈和贵来说，回乡创业，一半是出于浓浓的思乡情怀，一半是出于大陆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带来的机会。

“我忘不了快乐的童年，忘不了家乡的馒头焐肉和肉馅汤圆。”这是陈和贵描述的他在台湾时的心境。就在台湾开放大陆探亲的第一年，陈和贵即携家眷回乡探亲。“当时风急雪大，一路颠簸，从杭州到东阳，整整走了7个小时。”但即使如此，依然不能阻止陈和贵每年回乡的步伐。86岁高龄的陈和贵如今已经不能流利地用东阳方言交流，但是每当听到亲切的家乡口音，他都会露出会心的笑容。

故乡的召唤

近几年来，随着回乡次数的增多，特别是甬金、诸永等高速公路的开通，陈和贵对家乡的看法不断改观。前年有一次，陈和贵路过金华，金华市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东阳市委书记张仲灿恰好在金华开会，问他要不要去见个面，他说：好。没想到，得知消息的张仲灿第一时间赶过去看望他，这让陈和贵十分感动。有感于家乡人民的期望，陈和贵再一次坚定了回乡投资的念头。他对儿子说：“我年纪大了，再不回去投资，就没有机会了，而且现在各方面条件都已经成熟。”

2010年9月27日上午，浙江思科国祥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开工典礼在东阳市城北工业新区举行。陈和贵历时近20载，终于从台湾回到了老家东阳。

陈和贵在故乡东阳投资的浙江思科国祥制冷设备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800万美元，项目占地约70亩，生产中央系统空调产品以及冷冻货柜等，目前已投资1.6亿元。浙江思科国祥制冷是东阳引进的第一家台资企业，而陈和贵也为思科国祥带来了台湾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让其更具竞争优势。

借大陆东风

事实上，在A股市场折戟，并不是陈和贵遭受的第一次失败。在“制冷大王”成功的背后，有的是一系列的挫折。

1971年年底，陈和贵被张氏冷气公司诈骗250万台币，得知此事的时候，他几乎晕倒。1986年，陈和贵联合两位“美国返台科技专家”，成立国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发所谓“热能发电机”，至1991年止，共赔损新台币4000余万元，只好关门大吉。1991年成立国祥车体股份有限公司，至1994年先后被人倒账3000万新台币，只好结束营业。1999-2001年间，因台湾受亚洲金融风暴影响，公司被同业倒账4000余万新台币。2005年因承包力甲营造公司台北医大新建教学大楼机电工程，期间该公司恶性倒闭，被诈骗工程款7000余万新台币。

这么多倒霉的事，一次次发生在陈和贵的身上，他却依然坚持自己是“受命运眷顾的人”：“有得就有失，有失就有得。而我也常常用这句话自我安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就是这样的心态，让陈和贵在很多艰辛曲折面前挺了过来。

回顾创业以来40余年的风雨历程，陈和贵认为国祥就像他这个“劳碌命”的创始人一样，赚了又赔，赔了又赚，永远没有很宽余的钱财，但40年来也未曾退过一张支票。“公司的财务副总老讥我爱借大陆的东风、借家乡的东风。”陈和贵半带自嘲地说，“希望这一次，在故乡的土地上，可以让我再一次借到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