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黄书院国际高中学费多少 季羡林的资料

季羡林先生生于1911年8月，山东省清平县人。他上高中时即发表过数篇短篇小说，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其间发表散文和译文多篇。1935年，风华正茂的季羡林进入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掌握了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在德期间，他发表论文多篇，获得国际学术界高度评价，奠定了自己在国际印度学界的地位。1946年季先生回国受聘为北大教授，主持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开拓我国东方学学术园地。1956年他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1978年后曾任北大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

季羡林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有印度古代语言、中印佛教史、吐火罗文译释、中印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文艺理论、东方文化、敦煌学等，范围之广，国内外罕见。除了学术研究，季先生还是国内外公认的散文大家，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他还付出大量精力担任行政职务、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主持多个重要的学术团体。季先生曾任北大东语系系主任长达40年，为我国亚非非通用语种的教学和科研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为我国的东方学、敦煌学、比较文学、佛教研究、中外关系史研究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贡献卓越。他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神州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等大型丛书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构建全民族人文精神素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100多部著作已汇编成24卷《季羡林文集》。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他90岁的生日时，回到了家乡山东临清，来自海内外的各界人士近300人参加了祝寿活动。面对家乡亲人，季羡林先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抒发了对国家、对故乡美好的祝福。

面对后生两次欲落泪

季羡林先生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官庄，1917年6岁时赴济南求学，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1946年从德国学成回国后受聘于北京大学，创办了东语系。作为世界上极少数精通梵巴语、吐火罗语的学者之一，在世界上享有盛誉。虽然他大半生都生活在外面的世界，但在内心深处对家乡永远保留着一份挥之不去的依恋。

在官庄，季先生还有几个亲属，都是他的晚辈。他们搀扶着老人步入老屋，在季先生的提议下，他与几位亲属共同祭拜祖先。季先生对母亲怀有深切的思念，6岁离别母亲，8年后回家，母亲已离开人世，从此再无缘相见。

在一篇散文中他引用“子欲孝而亲不在”，表达了缠绕自己终生的切肤之痛。而对家乡，季羡林先生的眷恋之情也溢于言表。他深情地回忆说：“早年我考上清华，家庭很困难，清平县（当时临清称清平）每年给考上大学的学生补助150元钱，没有那150元，我很难上完清华，对家乡我永远心存感激。”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多年来，季先生心系故土，为家乡孩子捐赠了数千册图书，并设立了奖学金，奖励优秀教师和学生，盼望家乡多出人才。家乡人对季先生同样充满感激之情。季先生喜欢孩子，面对淳朴的农家孩子一口一个“老爷爷”、“太爷爷”，那一刻，季先生眼眶里充满了泪水。

我是一个农民，最欣赏的品质是忠诚

季羡林先生以其谦逊朴实的人格魅力，赢得世人仰慕。这样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师，始终以身为一个农民而自豪。他说：“今天这么多人为我举办生日庆祝活动，我非常激动，但我感到最大的是惭愧。我感觉自己这个人并不是那么了不起，我是一个十分平常的人，从来没有什么大志，今天虽然做了一些事情，但离国家、离父老乡亲对我的期望还有很大距离，因此我感到很惭愧。”

季先生说，他是农民出身，对庄稼、对下雨十分感兴趣。他说，坐火车来临清，一路上从河北看到山东，看到庄稼不错，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季羡林先生在十年浩劫期间，冒着危险翻译出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成为世界翻译史上的一件盛事，而他在学术上的真正冲刺却是在70岁之后。多年来的积累、学贯中西的文化素养让他厚积薄发，才思泉涌。近年来，季羡林先生主编了《传世藏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出版了二十四卷本的《季羡林文集》等。季羡林先生说，他做学问就像是农民耕作，一分耕耘换来一分收获，而连续写出700多万字的著作，也的确创造出了学术界的奇迹。

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晓棠专程携新片《芬芳誓言》来临清为季羡林先生祝寿，老人看后深有感触。他说，我们中华民族有许多优秀之处，概括起来就是：忠诚。电影《芬芳誓言》中主人公有句话说得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基础是忠诚。“我之所以有可能做了一些事情，那就是因为我这一辈子都忠诚于我们的祖国、忠诚于我们的山东、忠诚于我们家乡临清。”

活到老学到老，季羡林先生的目标是活到120岁。季羡林先生思维敏捷、身体很好，许多人打听他有什么长寿秘诀。他的回答是：“我有一个三不主义，就是：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

他说，所谓“不锻炼”并不是反对体育锻炼，而是反对除了锻炼外什么也不做。人还是应当多学习，所谓活到老学到老，让思维永远不僵化。

季羡林先生功成名就，是不是就此开始颐养天年了呢？季羡林先生说：“大家出于对我关心，感觉90岁年纪已经很老了。但现在中国人的寿命比从前已经增加了一倍，我的计算是，70岁算中年，90岁算老年。这么算的话，我不过初入老境。我感觉活到95岁不成问题，99岁的百寿也不成问题，再进一步，108岁我看也不是一个了不起的目标。在北京的时候，我常和老朋友臧克家在一起。最近见他，他说要活到120岁，我说，我要是活到120岁，你就是126岁。他比我还大6岁。我们两个商量好了：目标是活到120岁。”

老人话声刚落，众人掌声笑声一片。季羡林先生说，生活水平提高了，寿命延长是好事，但应该怎么个活法？他现在仍然可以每天工作8小时。他有一句话：吃饭是为了活着，但人活着不是为了吃饭，只要活一天，就应该干一天工作，这样人生才有意义。

“为人第一，学问第二”

近年来，出于利益驱使，许多盗版商大肆盗印名家著作。季羡林先生的很多著作也成为盗版商瞄准的目标。说到盗版这个话题，老人一向慈祥的脸上露出几分凝重。他说：“市场上盗我的书的太多。有人给我做过一个大体统计，市场上我的盗版书大约有100万册，主要是散文。这不光侵害了作者的劳动成果，也损害了读者合法利益。读者要睁大慧眼，辨清真伪，不要给盗版书商任何可乘之机。”

季先生研究了一辈子东西方文化，相比较而言，他认为，东方文化的道德观、价值观更符合世界发展方向。他自豪地说，21世纪一定是中国的世纪，申奥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季先生说，他自己终生从事教育，没干别的事情。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中国第一个提倡的就是“为人”，为人第一。所谓“道德文章”，当然要先讲道德，然后讲文章，这是基础。为人第一，学问第二。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要做好这篇“道德文章”，把“忠诚”的道德核心发扬光大。

六岁离家去求学

六岁以前，季羡林先生有一个老师马景恭先生。他究竟教了季羡林先生些什么，现在完全忘掉了。六岁离家，季羡林先生到济南去投奔叔父。他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逃到济南去谋生的。从那时起，季羡林先生才算开始上学，曾在私塾里念过一些时候，念的不外是《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四书》之类，以后接着上小学。

季羡林先生在新育小学考过甲等第三名、乙等第一名，不是拔尖的学生，也不怎样努力念书。三年高小，平平常常。有一件事值得提出来谈一谈，季羡林先生开始学英语。当时正规小学并没有英语课，季羡林先生学英语是利用业余时间。学的时间不长，只不过学了一点语法、一些单词而已。

季羡林先生万万没有想到，就由于这一点英语知识，他在报考中学时沾了半年光。当时山东中学的拿摩温是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季羡林先生当时连去报名的勇气都没有，只是报了很差的正谊中学。可这个学校考试时居然考了英语，出的题目是汉译英：“我新得了一本书，已经读了几页，可是有些字我不认得。”季羡林先生翻译出来了，只是为了不知道“已经”这个词儿的英文译法而苦恼了很长时间。结果他被录取，不是一年级，而是一年半级。

在正谊中学学习期间，季羡林先生也并不努力，成绩徘徊在甲等后几名、乙等前几名之间，属于上中水平。一下课，他就跑到校后湖畔去钓虾、钓蛤蟆，不知用功为何物。但是，叔父却对他的期望极大，要求极严。他自己亲自给季羡林先生讲课，选了一本《课侄选文》，大都是些理学的文章。叔父并没有受过什么系统教育，但是他绝顶聪明，完全靠自学，经史子集都读了不少，能诗，善书，还能刻图章。他没有男孩子，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季羡林先生身上。

季羡林先生说：“我今天勉强学得了一些东西，都出于他之赐，我永远不会忘掉。根据他的要求，我在正谊下课以后，参加了一个古文学习班，读了《左传》、《战国策》、《史记》等书。晚上，又要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英文，一直到晚十点钟才回家。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八年。我当时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负担；但也不了解其深远意义，依然顽皮如故，摸鱼钓虾而已。现在回想起来，我今天这一点不管多么单薄的基础不是那时打下的吗？”

初中毕业以后，季羡林在正谊念了半年高中。一九二六年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山东大学的校长是前清状元、当时的教育厅长王寿彭。他提倡读经。教国文的老师是王昆玉先生，是一位桐城派的古文作家，有自己的文集，后来到山东大学去当讲师了。他对季羡林的影响极大。季羡林第一篇作文题目是《读〈徐文长传〉书后》，受到他的高度赞扬，批语是“亦简劲，亦畅达”。季羡林在吃惊之余，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弄到了《韩昌黎集》、《柳宗元集》，以及欧阳修、三苏等的文集，想认真钻研一番。

一九二九年，季羡林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学习了一年，这在季羡林一生中是一个重要的阶段。特别是国文方面，这里有几个全国闻名的作家：胡也频、董秋芳、夏莱蒂、董每戡等等。

灵感来自勤奋

一九三○年，季羡林高中毕业，到北平来考大学。当时考一个名牌大学，十分困难，录取的百分比很低。为了得到更多的录取机会，季羡林那八十多位同班毕业生，每人几乎都报七八个大学。季羡林却只报了北大和清华，结果两个大学都考上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季羡林选了清华，因为，季羡林想，清华出国机会多，他的专修方向是德文。

在所有的课程中，季羡林受益最大的不是正课，而是一门选修课：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和一门旁听课：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这两门课对季羡林以后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可以说是一直影响到现在。季羡林搞一点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显然是受了朱先生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同陈先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一九二四年，季羡林清华毕业。母校山东济南高中的校长宋还吾先生邀季羡林回母校任国文教员。教了一年书，到了一九三五年，上天又赐给一个良机。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季羡林报名应考，被录取。这一年的深秋，季羡林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开始了国外的学习生活。从一九三七年起，季羡林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季羡林的留学生活结束时三十五岁。

一九四六年秋天，季羡林到北京大学任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从那时到现在，季羡林一直没有离开北大过。

季羡林说，他的经验压缩成两个字是勤奋。再多说两句就是：争分夺秒，念念不忘。灵感这东西不能说没有，但是，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勤奋出灵感。

季羡林也有“第×职业”

季羡林作为哲学博士，研究方向是语言文学，他不喜欢义理，所以写的哲学文章很少。但到晚年，却又一反常态，大谈起“天人合一”的玄学来。文章一经发表，便语惊四座，颇有影响。他还谈起了另一种哲学―――消费哲学，也引起轩然大波。

消费与经济基础有关。季羡林的经济基础如何呢？从账面上来看，季羡林的工资是北大教师中最高的，因为他是20世纪50年代第一批确定的“老一级”教授。但他每月的工资，经过七折八扣，领到手以后，平均约700到800元钱。这些钱，他要给小保姆张淑贞一半，除了她的工资，她还有一个男孩，在北大二附中上学，学费、杂费、生活费全部由季羡林负担。这样一来，他再交完房费、天然气费、电费、电话费等，实际上拿到手的也只有300元左右了。用它来支付全家的生活费，怎么会够呢？

这里就有了一个对比：20世纪50年代季羡林被定为一级教授，在六类工资地区的北京，每月拿的工资是345元，再加上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相当于今天的院士）每月津贴100元。这是一个“不菲”的工资数目。因为当时物价奇低，去莫斯科餐厅吃饭，一顿大约1．5元到2元，汤菜俱全，还有黄油面包，外加啤酒一杯。如果吃烤鸭，六七元钱足矣，还能吃只挺大的。这样的物价，有每月450元的固定工资，简直是“阔死了”。而如今，他是全国最有资格的“老一级”教授了，因为比他资格更老的陈岱孙老教授已经去世。而他的全月基本工资加各种补贴，也就一千二三百元钱，这就是他每月实际上留在手里只有300多元钱的原因。

这样的老教授，工资这样低，可怎么维持生活呢？不少人自然会问他，老先生笑笑说：“我的生活水平，如果不是提高的话，也绝没有降低。”人们问他，难道你有点金术吗？他回答说，非也。季羡林道出的奥秘是：20世纪50年代大学教师主要靠工资生活，不懂什么“第二职业”，也不允许有“第二职业”。而今天却大改其道，学校里也有种种形式的“第二职业”，甚至“第三职业”。季羡林也有了“第×职业”，就是“爬格子”。他爬了60多年格子，名气大，稿费多，时不时地就收到稿费。这样，他手头虽只剩300元的工资，却从来不感到拮据，原因就是有源源不断的稿费做后备军。

50年前的雨衣仍在穿

手头虽然有钱，但季羡林在生活上却向来没有太高的追求。对吃，一如既往，从来没有什么特殊要求，早晨仍然是烤馒头片或面包，一杯清茶，一碟炒花生米。他从来不让家人或保姆陪他4时起床，为他做早饭，所以早餐是几十年的“一贯制”，从来不变化。午晚两餐，素菜为多，很少吃肉。饮食如此简单，他全家的伙食费不过500元多一点。

至于穿，季羡林简直是个清教徒。他的衣服多是穿过十年八年或者更长时间的，有一件雨衣，是他在1946年从德国回到上海时买的，至今仍在穿。有一天，一位专家说，你的这件雨衣，款式真时髦！他听后大惑不解。专家一解释，他才知道：原来50多年前流行的款式，经过了漫长的沧桑岁月，在不知经过多少变化之后，在螺旋式上升的规律指导下，现在又回到了50年前的款式。他听后，大为兴奋。没想到自己守株待兔，终于守到了。他也没有想到，人类在衣着方面的一点小聪明，原来竟如此脆弱！

他的老主意是：以不变应万变。他想，一个人穿衣服，是给别人看的。如果一个人穿上十分豪华的衣服，打扮得珠光宝气，天天照镜子自我欣赏，那他不是疯子，便是傻子。穿衣服给别人看，观看者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标准，千差万别，那么你满足了这帮人，必然开罪于另一帮人，反正不能让人人都高兴。所以，季羡林的穿衣哲学是我行我素，就是这一身打扮，你爱看不看，反正不能让你指挥我。在穿衣方面，他是个完全自由自主的人，他的一身蓝色卡其布中山装，春、夏、秋、冬，永不变化。他的用品也是如此。只要能用，他决不丢弃，敝帚自珍是他的用物哲学。他的穿戴和用品，也真因为观看者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标准不同，有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评论：赶潮流者说他是老古董、老保守、老顽固，而学者层却认为他是一个典型的儒者。儒雅的风度，从其学识和人品中来，而不是从其衣着中来。

季羡林消费哲学的核心是：如果一个人成天想吃想喝，仿佛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吃喝二字，他觉得无聊，“斯下矣”。他的潜意识永远是：食足以果腹，不就够了吗？衣足以蔽体而已，何必追求豪华。

季羡林绝非“大款”，但他在自己的消费哲学指导下，素衣淡食，生活简单，却把大把大把的钱送给身边急需的人，或者捐给家乡的学校。这样的消费哲学，但愿能有更多的人会理解。

##附

主要著作：

《〈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
回答者：yalpha - 千总 五级 6-10 20:23
评价已经被关闭 目前有 0 个人评价
好
50% （0） 不好
50% （0）

其他回答共 2 条
季羡林
季羡林，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1911年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1946年，他由德国留学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

季先生长年任教北大，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现在即使在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作。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文革期间偷偷地翻译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又完成了《牛棚杂忆》一书，凝结了很多人性的思考。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本报特摘录几段季老的文字，看看这位96岁高龄的老人是如何对待罩在自己头顶的灿烂光环的――

图为季羡林和他心爱的猫。（资料照片）

■一辞“国学大师”

“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

现在在某些比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头顶上也出现“国学大师”这一灿烂辉煌的光环。这并非无中生有，其中有一段历史渊源。

约摸十几二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见成效，经济飞速发展。文化建设方面也相应地活跃起来。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北京大学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当时主席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已忘得干干净净。一位资深记者是北大校友，在报上写了一篇长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从此以后，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内，就被称为“国学大师”。他们三位的国学基础都比我强得多。他们对这一顶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

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二辞“学界泰斗”

“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这要分两层来讲：一个是教育界，一个是人文社会科学界。

先要弄清楚什么叫“泰斗”。泰者，泰山也；斗者，北斗也。两者都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东西。

光谈教育界。我一生做教书匠，爬格子。在国外教书10年，在国内57年。人们常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天天运动，花样翻新，总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得安闲，神经时时刻刻都处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我这个“泰斗”从哪里讲起呢？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学界(术)泰斗”的桂冠摘下来。

■三辞“国宝”

“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

在中国，一提到“国宝”，人们一定会立刻想到人见人爱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这种动物数量极少，而且只有中国有，称之为“国宝”，它是当之无愧的。可是，大约在八九十来年前，在一次会议上，北京市的一位领导突然称我为“国宝”，我极为惊愕。到了今天，我所到之处，“国宝”之声洋洋乎盈耳矣。我实在是大惑不解。当然，“国宝”这一顶桂冠并没有为我一人所垄断。其他几位书画名家也有此称号。

我浮想联翩，想探寻一下起名的来源。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

这种事情，痴想无益，也完全没有必要。我来一个急刹车。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宝”的桂冠摘下来。

季羡林,生于1911年，山东清平（今临清）县人。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

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赴德国留学。曾师从印度学家E.瓦尔特施密特研究古代印度语言。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1978～1984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组长、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语言文字卷》编辑委员会主任等等。其学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中世纪印欧语言的研究上颇多建树。主要著作有：《〈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

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

南武中学：
广州市南武中学位于秀丽的珠江南岸、同福中路海幢公园旁。1901年春，在河南龙溪首约成立"群学书社"，后转迁于海幢寺园照堂，易名为"南武公学会"。"公学会"在园照堂附殿开一课堂，招收"公学会"同仁子女共12人就读，取校名为"南武两等小学堂"（这也是广州历史上第一间男女同校学习的学堂），这便是南武中学的前身。1905年3月3日"小学堂"开学，并向广东省学务处呈请备案，1906年10月28日正式批准，首任校长为谢国华先生。 广州市南武中学北校区正门鸟瞰解放后于1952年学校由广州市人民政府接办，先后改办 "广州市财经技术学校"、"广州市财政学校"。1954年复办完全中学，定名为"广州市第十九中学"。1960年经市政府批准，与"市33中学"、"龙溪南小学"两校合并，定名为"广州市实验学校"（当时全国十间实验学校之一）。"文革"期间学校易名为"广州市第58中学"。1984年11月复名为"广州市南武中学"。1996年2月学校被批准为"广州市一级学校"。2002年12月评为“广东省一级学校”。 学校以"南武"命名，其理由有：①"南武城"是周代文章典制，代表古代文明；②"南武"是广东省城最古的名称，是广东人亲手建立的名城；③"南武"二字最能代表粤人英爽、文明、勤劳、勇敢、坚忍等优良性格。
基本情况：
栉风沐雨，沧海桑田。经过历代南武人的艰苦创业，如今的南武中学，已成为镶嵌在珠江南岸一颗璀璨的明珠。学校分南北两个校区，占地共3.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7万平方米，在校学生3000余人。校园环境幽雅，古树参天，绿树成荫。学校有一流的教学设施设备：千兆校园网络系统、100个电教平台、初显“智能校园”雏形；历史室、音乐室、心理辅导室……的设计、装潢、配置，领广州学校之先；藏书15万多册的图书馆完全实现了信息化管理。
师资队伍：
学校有一支优良的干部教师队伍：领导班子结构合理，具有创新精神；181名专任教师中，30人具有硕士学位或取得研究生课程班进修获结业证书，有50广州市南武中学北校区校园人分别被聘任为市、区级教育学会专业委员会会长、副会长、理事和学科教研员等，成为学校学科或教育科研的带头人。
办学特色：
学校秉承百年校训“坚忍、奉公、力学、爱国” ，在长期的教改和科研实践，提炼出了“育人为本，拓展潜能”的教育理念，创造了“拓潜教育”的办学特色。南武中学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和优秀的革命传统。上世纪早期发生在广东的许多著名的历史事件，都留有南武学生的英名，如“省港大罢工”中的温健公、“黄花岗起义”中的潘达微、“南京汤山狙击战”的李冠那、中国运动员在国际竞赛中获得第一块金牌的是该校早期学生陈彦、校友谭天度是中国共产党党龄最长的党员之一、被国家领导人誉为开创中国历史新纪元的世纪松、校友梁焯辉是我国乒乓球第一代掌门人。 早年的教育部部长黄炎培曾称誉当时的南武“体育固驰名于南国，文化亦推重于中原”，并将广州的南武和天津的南开并称谓“北有南开，南有南武”。目前，学校有 78人承担国家级、省级和市级教育科研重点课题。上世纪六十年代，学校进行了“十年一贯制”的学制改革试验；七十年代，学校进行了以“拨乱反正，规范办学行为”为主题的教改试验；八十年代进行了以“注重双基，提高教育质量”为主题的教改试题；九十年代初期，学校进行了“初中整体改革试验研究” ；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探索“拓潜教育”模式的专题研究，十年的研究积累，已形成了“一个目的，二个支柱、三个阶段、四个操作要素”完备、科学的“拓潜教育”理论体系。一个“人人搞科研、层层有课题、年年有成果”的科研格局在学校已基本形成。学校还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成功地创办了国有民办学校――南武实验学校(我的毕业学校），为海珠区教育局进行办学体制改革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学校成果
学校积极推进素质教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面向全体学生，教育质量高。近年高中毕业班8次评为广州市一等奖；初中中考成绩连续多年稳居全市前茅，多次获初中毕业班工作一等奖。高中升大率为99%，重点大学升学率超过30％。学生黄晓明、张远超曾获广东省高考理科状元。2006年高考中梁兆豪同学以900分成绩夺得省地理状元。高考超800分就有郭仲杰等13人次之多。赵之能、黄佳敏、张卫华、梁颖琦、陆伟斌、李翠莹、谭丽娜、谭天慧、吴宇罡、余茗、何锦璋、曾浩、李彪等同学高考单科成绩进入全省前70名，其中陆伟斌同学化学单科成绩名列全省第17名。每年都有学生参加全国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竞赛获得奖励。 体育的传统项目有游泳、篮球、乒乓球、射击、羽毛球等，有多位同学分别获得国际国家省市区的奖项。苏健翔、黄兆林、黎振军、周智勇在国际航海模型竞赛中先后夺得世界冠军；梁艳华在1991年荣获首届世界武术锦标赛女子南拳冠军；张洁雯在2004年的第28届（雅典）奥运会上勇夺羽毛球双打金牌，谢杏芳也在多次国际羽毛球比赛中荣获冠军。学校先后获得多项的荣誉称号：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教育科研先进集体、广东省中学生先进业余团校、广东省青少年科技活动先进学校、广东省教育科研先进单位、广东省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广东省特级档案综合管理单位、广州市文明单位、广州市教育系统先进单位、广州市教育工会优秀教工之家、广州市三八红旗集体、广州市大中学校先进学生会、广州市青少年科技活动先进学校、广州市安全文明校园、广州市城市管理工作先进集体、广州市教育科研示范学校、广州市卫生模范单位、广州市健康促进铜牌学校、广州市军训工作先进单位、海珠区先进基层党组织、海珠区教育系统先进单位、海珠区“十・五”科研先进单位、海珠区青少年科技教育先进单位、海珠区体育工作先进单位、海珠区语言文字工作先进单位等。 如今走进"南武"校园，人们感觉到不仅是校园，更是乐园、花园！

十三中学：
学校简介
广州市第十三学前身为私立教忠中学，创办于1902年，著名民主志士朱执信先生为教忠中学的第一届学校园风景生。1953年学校正式改名为“广州市第十三中学”，先后被评为广东“省一级学校”、广东“省绿色学校”，学校位于著名的广州市文化教育中心区域文德路，环境幽雅，翰墨飘香，底蕴丰厚；是一所完全中学。学校两个校区，高、初中共教学班43个，学生2068人。教职员168人，专任教师125人，其中广东省南粤优秀教师3人，广东省南粤教坛新秀1人，广州市模范教师1人，高级教师34人，硕士研究生和研究生课程30人。
学校改革
自改革开放以来，学校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学校对校园全面规划，重新设计并建造了形态优美，寓意丰富校园风景的学校大门，改建了实验室，对体艺综合楼进行功能的改造。2007年底将兴建100米直线跑道以塑胶运动球场。在争创省一级学校过程中，对各教学功能室进行全面的设计与装修，以满足新课程对教育教学的要求，学校在各间课室和教学专用室都建有多媒体教学操作平台，极大地优化了课堂教学条件。整个校园环境幽雅，整洁美观，绿树参天，鲜花常开。 随着办学条件的改善，学校在坚持教育教学改革，构建、实践“激励教育、自主发展”模式，在推行素质教育等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
所获荣誉
学生参加全国、省、市级各类学科竞赛累计获得过600多项次奖励，其中1999年以来，我校连续三年组队参加广东省 “头脑奥林匹克”竞赛获一等奖，参加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头脑奥林匹克竞赛”获特别奖。2006、2007年学生们参加全国初中应用物理知识竞赛、全国“华罗庚杯”少年数学决赛获全国二等奖等奖项，初中学生美术作品还在《广州日报》教育专栏中展示。 1988年全省完全中学分类检查中，受省教育厅表彰的全市唯一一间市属普通中学 1994年10月，广州市人民政府，广州市教育委员会正式批准为首批的“广州市一级学校” 1997年和1998年分别被评为广州市、广东省首批 “绿色学校” 2001年获高中毕业班工作评估一等奖； 2004年高中、初中毕业班工作评估双一等奖，高考升学率逐年提高，重点、本科比率均超市下达的指标数，实现100%升学。 2006年 荣获广东省一级学校称号
学校历史
清朝光绪时期
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月，清廷鉴于内忧外患日益严重，下令废科举兴学堂，把兴学育才作为当务之急。1902年，在籍翰林丁仁长、吴道�F，举人汪兆铨等绅士，筹建一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面向广府各县招生的新式学堂。办学经费以广府学宫明伦堂管辖的惠济义仓每年捐拨白银9600两为主，辅以各县明伦堂或册金局等绅民社团的集捐，采用捐款与学额挂钩的办法，共筹得开办费19297两。1902年，在广府学宫孝弟祠(今广州市第十三中学)创办了中学规制的教忠学堂，翰墨池(今莲塘)南边的明伦堂也可随时借作讲堂。与康有为创办的、至今仍受到高度评价的万木草堂旧址--仰高祠相距很近。(万木草堂1893年冬由卫边街迁此，1898年停办，约在今文德路华师大接待站一带。)光绪二十八年二月，“教忠”在贡院(今省博物馆)招考，一时官绅毕集，总督陶模、巡抚德寿、学政(后改称提学使)文治等“会同招考”以表重视，由学政亲定甲乙以示公正。第一期考取54名，“皆一时之选”，朱执信(大符)榜上有名。七月开学，连同其他学额约有百余名学生。由丁仁长为监督(相当于校长)，经督、抚等向朝廷奏请立案。这是广东较早兴办的学堂之一。�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广东兴学热潮日趋高涨，但欠缺师资，经学政同意改办初级师范，称教忠师范学堂。以孝弟祠为校务处，在翰圃的空地上建讲堂和宿舍。分四种学额：一是通额，由惠济义仓每年捐款项下招考60名，免收学费，全省士子均可投考。二是公额，各县明伦堂、册金局等每捐银100两可占该县学额两名，免收学费，多者类推。三是义额，凡士绅捐银500两以上者，永给学额一名，免费入学。四是附额，因额满未录取，每年缴费24两可作“附学”生。当时风气初开，各县多未设学堂，都乐于捐助。� 课程有经学、史学、外语、算学、理化、体操等科目。教学仪器向日本购买，图书则靠捐赠与购买。丁仁长能“事必躬亲，诱掖后进，视学生如弟子，规模宏远”，甚获好评。1901～1904年是科举考试与学堂并存时期，许多“教忠”学生参加了科举考试，考取秀才的为数不少，其中梁鸣皋、梁鸣治兄弟同时考中举人。这无疑是新旧交替时期的怪现象，在“教忠”尤为突出，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教忠”学生旧学根底深厚，文笔优长。宣统年间，学部规定“毕业考试复试法”，各府、县学堂毕业生要由省的学使复试；因“教忠”直辖于提学使，毕业考试时，派员监考，可免复试。例如，1909年，教忠师范生毕业考试，被梁启超誉为晚清“诗界革命之巨子”的丘逢甲，当时就以广东学务公所议绅的身分“会同考试”。据仁长记载，从1902～1911年，共有五期毕业生，共2000人，其中师范生1200人，中小学生各400人。那时“教忠”的师范毕业生，各县学堂争相延聘。�
辛亥时期
辛亥(1911)革命后，丁仁长自动离职，由汪兆铨继任。学堂改称学校，曾一度被改称“广东公立师范学校”，后经汪兆铨等上书省民政厅长并转呈教育部，认为一向是“民捐民办”，属私立性质，最后同意复称教忠师范学校。但“教忠”两字并没有因帝制的推翻而更改，学堂的创办者的确希望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忠君卫道”，但“忠”的含义较广泛，如《孟子・滕文公》“教人以善者谓之忠”，《说文解字》“忠，敬也”，所以“教忠”沿用了50年。�
民国时期
民国建立的头10年，时局不稳，“校款样舍，屡感飘摇”(金曾澄语)，学校没有什么发展。据官方的史料记载，1913年，在校生只有134名，教师9名；1921年6月，在校生是185名，教师20名，毕业生则有341名。1923年改办初级中学，1928年8月，增办高中师范科。1931年分为高初中男子部和女子部及附属小学，继续办高中师范科。1932年12月，教育部颁《师范学校法》，规定私人或团体不得办师范学校，“教忠”在次年改为“私立教忠中学”的可能性较大。据1934年统计，学校的建筑面积约40000方尺(旧制，下同)，其中有教室、办公室、实验室30多间，还有学生宿舍(当时有寄宿生140人)、礼堂(约3000方尺)、图书馆(约1000方尺，图书8000册)；空地面积约28080方尺，其中有操场(约20000方尺)、园艺实习场(约1000方尺)。仪器标本约值2500元。1935年办高初中完全中学，是“教忠”全盛时期。高初中和附小共有67个班，学生达3000余人。� 民国年代对学校影响较大的事情是1919年广州的马路建设。市政公所要把府学东街开辟成文德路，要把“教忠”紧靠府学东街的教室、宿舍、操场拆建成马路。幸好在市政公所当“坐办”、主管广州拆城筑路的曹汝英，曾在教忠学堂当过数学教师，经汪兆铨校长多方斡旋，市政公所给“教忠”开创了“赔偿补建”的先例，在原广府学宫的贯道门(今学校的西北部)补建教室、宿舍，在番山(又称龟岗)右旁补建操场。原设在名宦祠(介于翰墨池与仰高祠之间)的附属小学也因拆平筑路，亦在贯道门附近的“深柳书室”旧址补建附小教室。学校师生原由崇圣殿(今中山图书馆南边)后、番山旁进出，不太方便，于1926年在文德路增辟侧门。�
日本侵华时期
日本侵华战火扩大，广州的学校纷纷外迁，但“教忠”的负责人却没有外迁的打算，曾发出“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豪言壮语。但现实是残酷的，广州沦陷前几天被迫停课，使数十年来购置的图书仪器等教具在日伪统治时期损失殆尽。广州沦陷后，金曾澄等在澳门筹设分校，艰苦备尝，有条件的“教忠”学生都陆续到了澳门复课，又招收当地的学生，一年后中小学生已达1000余人。澳校校长由学校董事长金曾澄暂兼。1942年初，金曾澄回内地任新职，校董会举朱葆勤继任。教务主任沈芷芳也由澳门转入内地，在郁南连滩镇另设一分校以收集内地学生。抗战期间，两分校同时存在。�
建国后
日本投降后，校董会立即派员返广州筹备复校事宜。校舍大半被敌伪毁坏，图书仪器校具荡然无存。经过惨淡经营，于1946年春，教忠中学终于复校，仍由金曾澄兼任校长，复校三年才将校舍修复。1949年10月，“广州解放了，教忠中学和全国人民一样获得了新生”(朱葆勤语)。据1950年11月的官方史料记载，教忠中学有11个班，学生407名，教职员25名，其中教师17名。1952年9月与力行中学合并，1953年7月又与万川中学合并。10月，校董会与全体师生热烈请求改归公立，市政府接管“教忠”，并更名为广州市第十三中学。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老校从而迈进了一个新时代。 50年来，“教忠”是一所享有较佳声誉的学校。万千学子在此接受基础教育，他们“或升大学以期深造，或谋职业以展所长，士各有志，不必尽同”(金曾澄语)。校友朱执信是中国近代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能有这位举国知名的校友是“教忠”的莫大光荣。能有像丁仁长、金曾澄这两位广东近代最为资深、颇负时名的教育家当“教忠”一始一终的校长，也是很值得称道的。� 从人文地理而言，“教忠”这块“风水宝地”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秦置古县番禺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史料说，县有番禺二山，因以为名；有的认为番禺是一座山。持二山说的，普遍认为位于广州市第十三中学与孙中山文献馆之间的高地就是昔日番山的遗迹。1990年市第十三中学兴建新校舍时，挖地基挖出的全是红土层与红砂岩，说明学校是番山的主体部分。五代十国时，南汉皇帝刘�NF024�凿平番山，积石为朝元洞(后更名为清虚洞)。在番山，北宋绍圣三年(1096)官府就设学课士，南宗淳�四年(1244)已建有番山书院，元朝则改创为“庙学及东西斋”，到明清两代更扩建成规模宏大的广府学宫，清末康有为的万木草堂以及丁仁长的教忠学堂，现代的广州市第十三中学、文德路小学、孙中山文献馆，它们的面积、规模、功能，历代虽有大小不同之分，但作为文化教育的“圣域”却长达900年，历久不变，教泽绵长，人才荟萃，这在广东是独一无二的，在全国来看亦属罕见。
109中
教育界银河灿烂，群星争耀。改革开放二十五年，广东人以其超前的意识与大胆的开拓精神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众多的中学你追我赶，奋勇开拓，不断为广东基础教育增色。当中，有一颗新星的悄然崛起，更为这一片灿烂的银河增添一抹独特的光辉。 广州市第一○九中学，广州市教育局十六所直属中学之一、广州市一级学校，是全国首家实施“以美育人”教育模式，积极探索学校、家庭、社会三维美育合一，着力培养学生的品、学、艺兼优，向社会输送文化、艺术类并重的人才，在理论与实践上取得显著成效并深得海内外教育界肯定的公办特色完全中学。
快速发展
广州市第一○九中学本为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小校，八十年代末，因教育界出现“瓶颈”而被迫带上了“薄弱学校”的身份，更为暗淡的银河所湮没。历经嘉和、江村、榨粉街到二沙岛的校址更迭，三十五载的变迁，从创办伊始的激越至“薄弱”时代的沉寂，一○九中人矢志不渝地忠诚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向社会输送着一批又一批的栋梁之才。为了摆脱生源、场地等软、硬件上的困境，一九九○年开始，学校大胆进行办学模式改革的试验，从摸索艺术教育特色为突破口到确立“以美育人”教育模式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近十五年的艰辛探索，通过几代人承前启后的不懈努力，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断丰富、深入模式的内涵，加大教学设施建设的投入与教师队伍特色培养的力度，务实求真，科学定位，相继脱掉“薄弱”的帽子、成为市一级学校并朝着“高质量，有特色”的上等级特色完中方向继续迈进。
教学理念
广州市第一○九中学以“求真、立善、创美”为校训，优化学校美育及家庭美育并将两者有机整合，注重“大美育”与“小美育”的紧密结合。让学生参加各种艺术教育活动，从中体现美、感受美，养成良好的审美能力；在具备校本课程与教材的条件下加强学生艺术（管乐、弦乐、民乐、声乐、美术、语言）培养的同时，结合美育原理，按照普通完全中学的课程设置培养学生的学科素养；强调美育原理在德育、教学、科研各子模式中的渗透，将美育渗透在校园的文化建设、课堂教学、亲情教育、家庭教育、社区教育、团队精神、爱心行动与文体活动中，提倡从学校学习环境与师生心灵环境上“做优”，打造“爱与和谐”的美育氛围；用内化而不是强硬的方式使学生在思想、情感、德性、气质受到良好的影响和熏陶；探索家庭美育与学校教育的整合，确立“学校――家庭――社会”和谐统一的美育氛围。
教学成果
着力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思想、高尚健全的人格、良好的科学文化素养与高品位的气质风度，在教育中追求品德、学习、艺术皆优，人文文化与科学素养和谐统一，家庭、学校与社会教育和谐统一以及文化知识与综合能力和谐统一。十五年来，学校的声誉度不断提高，教学质量稳步提升：二○○四年中考，学校84位应届初中毕业生当中，共有34人达600分以上，比率为40%，多人被省、市重点高中录取；161位应届高中毕业生，被各类院校本科录取为76人（其中提前批为24人，第一批6人，第二批46人），本科率达47.2%，高考总录取率为98.14%，艺术类本科保持优势的同时，普通类本科不断增长。
国内外交流
广州市第一九中学坐落于极具艺术氛围的广州市二沙岛小区，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与办学特色相匹配的场地与设施，以及较高学历、特色教育相应的教学理论实践水平、有爱心的教师队伍；学校长年聘请艺术界、教育界知名人士、专家、教授组成客座艺术指导教师，依照校本课程着力全体学生的艺术熏陶与艺术本科生的培养。学校作为唯一的“广州市国际学生交流基地”，每年均与德国的法兰克福市、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中学以及澳大利亚进行师生教育互访交流，接待马来西亚、香港、澳门及内地教育考察团、中学演出团体与本校学生进行艺术演出交流。目前，学校已挂牌成为广州市素质的示范学校、教育科研的实验学校以及对外开放的窗口学校；二○○四年五月，学校被广州市人民政府授予“文明窗口单位”的光荣称号。 与时俱进,前途无量。一O九中人正以良好的政治素质、师德修养、人格感染力以及爱岗乐业的精神激励着学生，稳步推进学校特色教育事业的发展！
虽然介绍都不错，但是南武是这三间中最好的，加上我又在南武的兄弟学校毕业，我觉得南武也是很不错的一所中学

与体制内普通学校相比，国际高中的费用普遍都是比较高昂的。其中， 公立学校国际部的学费大多是在5万-15万/年，而私立国际高中大多是10万-25万/年 。下面列举部分开设国际高中课程班的学校及高中学费参考：

●北京王府学校：5.6万-21.6万

●北外国际高中：13.5万-16.8万

●天津格瑞思学校：12.8万-13.8万

●北京明诚外国语学校：23.8万

●成都七中国际部：12.8万

●广州中黄书院国际高中：15.8万

●上海美高双语学校：14.4万

●北京力迈中美国际学校：16.9万-19万

●深圳新哲书院（原讯得达国际书院）：22.8万

各 国际高中 学校的学费标准不一，家长可以根据家庭经济条件量力而行！

陈景润证明了1+2

哥德巴赫猜想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猜想：
■1.每个不小于6的偶数都可以表示为两个奇素数之和；
■2.每个不小于9的奇数都可以表示为三个奇素数之和。
1729年~1764年，哥德巴赫与欧拉保持了长达三十五年的书信往来。
在1742年6月7日给欧拉的信中，哥德巴赫提出了一个命题。他写道：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
随便取某一个奇数，比如77，可以把它写成三个素数之和：
77=53+17+7；
再任取一个奇数，比如461，
461=449+7+5，
也是这三个素数之和，461还可以写成257+199+5，仍然是三个素数之和。这样，我发现：任何大于7的奇数都是三个素数之和。
但这怎样证明呢？虽然做过的每一次试验都得到了上述结果，但是不可能把所有的奇数都拿来检验，需要的是一般的证明，而不是一个别的检验。"
欧拉回信说：“这个命题看来是正确的，但是他也给不出严格的证明。同时欧拉又提出了另一个命题：任何一个大于2的偶数都是两个素数之和，但是这个命题他也没能给予证明。”
不难看出，哥德巴赫的命题是欧拉命题的推论。事实上，任何一个大于5的奇数都可以写成如下形式：
2N+1=3+2(N-1)，其中2(N-1)≥4.
若欧拉的命题成立，则偶数2(N-1)可以写成两个素数之和，于是奇数2N+1可以写成三个素数之和，从而，对于大于5的奇数，哥德巴赫的猜想成立。
但是哥德巴赫的命题成立并不能保证欧拉命题的成立。因而欧拉的命题比哥德巴赫的命题要求更高。
现在通常把这两个命题统称为哥德巴赫猜想
[编辑本段]【哥德巴赫猜想的小史】
1742年，哥德巴赫在教学中发现，每个不小于6的偶数都是两个素数（只能被1和它本身整除的数）之和。如6＝3＋3，12＝5＋7等等。公元1742年6月7日哥德巴赫写信给当时的大数学家欧拉，欧拉在6月30日给他的回信中说，他相信这个猜想是正确的，但他不能证明。叙述如此简单的问题，连欧拉这样首屈一指的数学家都不能证明，这个猜想便引起了许多数学家的注意。从哥德巴赫提出这个猜想至今，许多数学家都不断努力想攻克它，但都没有成功。当然曾经有人作了些具体的验证工作，例如: 6 = 3 + 3, 8 = 3 + 5, 10 = 5 + 5 = 3 + 7, 12 = 5 + 7, 14 = 7 + 7 = 3 + 11,16 = 5 + 11, 18 = 5 + 13, ……等等。有人对33×108以内且大过6之偶数一一进行验算，哥德巴赫猜想(a)都成立。但严格的数学证明尚待数学家的努力[。
从此，这道著名的数学难题引起了世界上成千上万数学家的注意。200年过去了，没有人证明它。哥德巴赫猜想由此成为数学皇冠上一颗可望不可及的"明珠"。 人们对哥德巴赫猜想难题的热情，历经两百多年而不衰。世界上许许多多的数学工作者，殚精竭虑，费尽心机，然而至今仍不得其解。
到了20世纪20年代，才有人开始向它靠近。1920年挪威数学家布朗用一种古老的筛选法证明，得出了一个结论：每一个比大偶数n（不小于6）的偶数都可以表示为九个质数的积加上九个质数的积，简称9+9。这种缩小包围圈的办法很管用，科学家们于是从（9十9）开始，逐步减少每个数里所含质数因子的个数，直到最后使每个数里都是一个质数为止，这样就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
目前最佳的结果是中国数学家陈景润于1966年证明的，称为陈氏定理：“任何充分大的偶数都是一个质数与一个自然数之和，而后者仅仅是两个质数的乘积。”通常都简称这个结果为大偶数可表示为 “1 + 2”的形式。
■哥德巴]赫猜想证明进度相关
在陈景润之前，关于偶数可表示为 s个质数的乘积 与t个质数的乘积之和(简称“s + t”问题)之进展情况如下:
1920年，挪威的布朗证明了“9 + 9”。
1924年，德国的拉特马赫证明了“7 + 7”。
1932年，英国的埃斯特曼证明了“6 + 6”。
1937年，意大利的蕾西先后证明了“5 + 7”, “4 + 9”, “3 + 15”和“2 + 366”。
1938年，苏联的布赫夕太勃证明了“5 + 5”。
1940年，苏联的布赫夕太勃证明了“4 + 4”。
1948年，匈牙利的瑞尼证明了“1+ c”，其中c是一很大的自然数。
1956年，中国的王元证明了“3 + 4”。
1957年，中国的王元先后证明了 “3 + 3”和“2 + 3”。
1962年，中国的潘承洞和苏联的巴尔巴恩证明了“1 + 5”， 中国的王元证明了“1 + 4”。
1965年，苏联的布赫 夕太勃和小维诺格拉多夫，及意大利的朋比利证明了“1 + 3 ”。
1966年，中国的陈景润证明了 “1 + 2 ”。
从1920年布朗证明"9＋9"到1966年陈景润攻下“1＋2”，历经46年。
[编辑本段]【哥德巴赫猜想意义】
“用当代语言来叙述，哥德巴赫猜想有两个内容，第一部分叫做奇数的猜想，第二部分叫做偶数的猜想。奇数的猜想指出，任何一个大于等于7的奇数都是三个素数的和。偶数的猜想是说，大于等于4的偶数一定是两个素数的和。”（引自《哥德巴赫猜想与潘承洞》）
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难度我就不想再说什么了，我要说一下为什么现代数学界对哥德巴赫猜想的兴趣不大，以及为什么中国有很多所谓的民间数学家对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兴趣很大。
事实上，在1900年，伟大的数学家希尔伯特在世界数学家大会上作了一篇报告，提出了23个挑战性的问题。哥德巴赫猜想是第八个问题的一个子问题，这个问题还包含了黎曼猜想和孪生素数猜想。现代数学界中普遍认为最有价值的是广义黎曼猜想，若黎曼猜想成立，很多问题就都有了答案，而哥德巴赫猜想和孪生素数猜想相对来说比较孤立，若单纯的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对其他问题的解决意义不是很大。所以数学家倾向于在解决其它的更有价值的问题的同时，发现一些新的理论或新的工具，“顺便”解决哥德巴赫猜想。
]例如：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是：素数的公式。若这个问题解决，[关于素数的问]题应该说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为什么民间数学家们如此醉心于哥猜，而不关心黎曼猜想之类的更有意义的问题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黎曼猜想对于没有学过数学的人来说，想读明白是什么意思都很困难。而哥德巴赫猜想对于小学生来说都能读懂。
数学界普遍认为，这两个问题的难度不相上下。
民间数学家解决哥德巴赫猜想大多是在用初等数学来解决问题，一般认为，初等数学无法解决哥德巴赫猜想。退一步讲，即使那天有一个牛人，在初等数学框架下解决了哥德巴赫猜想，有什么意义呢？这样解决，恐怕和做了一道数学课的习题的意义差不多了。
当年柏努力兄弟向数学界提出挑战，提出了最速降线的问题。牛顿用非凡的微积分技巧解出了最速降线方程，约翰・柏努力用光学的办法巧妙的也解出最速降线方程，雅克布・柏努力用比较麻烦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虽然雅克布的方法最复杂，但是在他的方法上发展出了解决这类问题的普遍办法――变分法。现在来看，雅克布的方法是最有意义和价值的。
同样，当年希尔伯特曾经宣称自己解决了费尔马大定理，但却不公布自己的方法。别人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这是一只下金蛋的鸡，我为什么要杀掉它？”的确，在解决费尔马大定理的历程中，很多有用的数学工具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如椭圆曲线、模形式等。
所以，现代数学界在努力的研究新的工具，新的方法，期待着哥德巴赫猜想这个“下金蛋的鸡”能够催生出更多的理论。]
[编辑本段]【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
一 、
命px(1,2)为适合下列条件的素数p的个数： x-p=p1或x-p=p2p3 其中p1,p2,p3都是素数。 〔这是不好懂的；读不懂时，可以跳过这几行。〕 用x表一充分大的偶数。
p-1 1
命cx=ii --- ii 1- -----
p\x p-2 p<2 (p-1)2
p>2
对于任意给定的偶数h及充分大的X，用Xh（1，2）表示满足下面条件的素数p的个数：p≤x,p+h=p1或h+p=p2p3其中p1,p2,p3都是素数。本文的目的在于证明并改进作者在文献[ 10] 内所提及的全部结果，现在详述如下。
二、
以上引自一篇解析数论的论文。这一段引自它的“（一）引言”，提出了这道题。它后面是“（二）几个引理”，充满了各种公式和计算。最后是“（三）结果”，证明了一条定理。这篇论文，极不好懂。即使是著名数学家，如果不是专门研究这一个数学的分枝的，也不一定能读懂。但是这篇论文已经得到了国际数学界的公认，誉满天下。它所证明的那条定理，现在世界各国一致地把它命名为“陈氏定理”，因为它的作者姓陈，名景润。他现在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陈景润是福建人，生于一九三三年。当他降生到这个现实人间时，他的家庭和社会生活并没有对他呈现出玫瑰花朵一般的艳丽色彩。他父亲是邮政局职员，老是跑来跑去的。当年如果参加了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