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国际飞行学校学费 林士谔的人物生平

据世界卫生组织3月5日发布的数据，截至欧洲中部时间3月5日23时，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98067例，死亡3281例。中国境外共78个国家累计确诊17637例。

中国疫情防控效果逐渐彰显，海外却不断拉响新的警报，这让中国面临的境外疫情输入风险成为一个需要迫切对待的问题。

统计显示，截至3月4日零时，全国海关共发现入境有症状旅客6728人，其中疑似病例779例，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75例。境外输入风险有多大？主要来自哪里？《环球时报》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

他们选择关了店铺，从遥远的亚平宁辗转回国

“意大利歌照唱，舞照跳，但华人却吓坏了。”据了解，意大利全国有超过20万华人，大部分来自浙江丽水和温州，他们在意大利开服装厂，或经营餐厅、酒吧等服务业，李娜就是其中之一。她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她认识的意大利浙江人因疫情已回国的还不多，“但打算回国或已经订了机票的挺多的”。她说，这是因为意大利疫情蔓延很快，但该国的政策却和华人的防护意识存在矛盾。

据国家卫健委通报，截至3月4日24时，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20例，其中浙江的境外输入病例占一半。3月1日、2日两天，浙江有8例境外输入病例确诊。他们均为意大利返乡人士，目的地指向同一个地方――被称为“华侨之乡”的浙江丽水市青田县。5日，浙江湖州发布信息称，新增2例意大利输入病例。

李娜居住的城市离意大利第一例确诊病例所在地仅20公里。“一开始当地十分紧张，可是没过两天气氛就变了。我觉得这和当地政府的宣传有关。当初中国疫情最严重时，意大利也很紧张，每天都更新确诊数字什么的，但轮到自己时却又放松了。现在意大利很多老百姓觉得这就是普通流感。”

“我家开的酒吧已关门十多天了。”李娜说，现在意大利华人普遍比较紧张，很多人关掉了店铺，但一转头看到意政府和社会的措施力度却不大，他们心里着急，一些人选择回国是情理之中。

不过，浙江多地已开始对归国华人华侨进行严格管理。李娜虽然暂时没有回国计划，但也收到了家乡温州市文成县的通知，要求如果回国需提前进行健康申报，且入境后需要集中隔离。她说，文成县的侨联和防控领导小组还向各国文成籍的华侨发了通知文件，提醒他们在海外和回国路上的注意事项。

温州隔壁的丽水也没放松。该市青田县政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这几天，他们不仅派专人到上海、杭州、温州三地机场“严阵以待”，还以免费专车或社会竞价方式，直接将青田籍归侨接回集中隔离地，以减少从入境口岸至隔离点之间的接触，做到“全程精控”。青田县将对所有海外返青人员，不论从哪个国家来，均采取与原国内疫区回青人员相同的措施――统一送至县内医学观察点集中观察14天。

该政府人员介绍说，目前该县医学观察点中已有从意大利、西班牙回来的华侨。青田各个街道和乡镇的管控也在加大力度，在必要出入口设置健康监测点，24小时值守。健康监测点会对“生面孔”“提行李”的人员加强询问。此外，青田还重点发动意大利侨团，使其分区域和区块了解相关情况。

上海浦东机场青田服务组的一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他们从2月29日起就驻守在上海，最初接到的多是意大利侨胞，3月3日起，从意抵沪人员在上海统一就地隔离，这两天他们送回青田的还有来自西班牙、德国、瑞士等国的侨胞。

要不要离开，伊韩日华人情形大不同

和意大利一样令人担心的是伊朗，早在2月26日，宁夏就发现一例伊朗输入病例。3月5日，甘肃新增11例伊朗输入确诊病例，上海新增一例。

张明（化名）是3月4日乘中国包机回国的中国人之一。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他在伊朗疫情重灾区库姆学习和生活，随着越来越多的死亡病例公布出来，他愈发忐忑不安，最担心伊朗的医疗水平和医疗设施跟不上。“伊朗人的生活习惯以及个人防护意识也让我担心。国内的父母一直催我回来。我周围的同学，除特殊原因外，都归心似箭。”

张明说，在伊朗，口罩价格飞速上涨，一只N95口罩的价格几乎相当于伊朗人一个工作日的收入。由于伊中之间暂停直飞航班，从伊朗回到中国需要转机，通常选择的路线是借道俄罗斯或泰国。“如果转机到这两个国家遇到比较严格的入境措施，那就更麻烦了。”他说。

目前包括张明在内的第一批坐包机的中国人共140余名，都在兰州进行隔离。“登上中国包机的那一刻，我心里感慨万千：终于安全了。现在在隔离期住的是单人间的公寓，吃住都很好……心里真是完全放松。”张明说。

在另一个疫情比较严重的国家韩国，当地华人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韩国对疫情的重视程度不够，但他暂时没有回国打算，因为回国即失业。他说，受疫情影响，工作岗位减少，外国人往往成为第一批被辞退的对象，这些人可能会考虑离开韩国回国。

崔女士一家生活在首尔，她对记者说，首尔的情况不像大邱那么严重，所以很多人不重视，政府呼吁民众减少聚集，但效果不佳。“年轻人还好，主要是家里老人孩子抵抗力弱。”她打算再观望一阵子，实在不行，就辞职回国避一避。

据了解，在韩国确实有一些中国人想回国，包括中资企业员工、在韩直播卖东西的中国人等。目前，从韩国返回国内的人员均要接受为期14天的隔离。而烟台、大连、延吉、青岛等重点城市一早就采取了针对性举措。

至于日本，其防疫举措近来引来当地华人吐槽。东京的上班族李想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日本对于新冠肺炎的共鸣不强，政府、媒体和民众起初都不重视，像是“别国的事情”。随着疫情愈发严峻，各大公司开始实施错峰上班、在家办公等措施，“但出手太晚了”。她很担心，但因有工作，无法做出辞职回国的决定。

没工作的学生党也无法轻易回国。姜姜就读于大阪一所语言学校，在她发给记者的照片当中可以看到，当地闹市区还有很多人不戴口罩。报道里说大阪目前的感染人数有17人，她对此表示怀疑。姜姜说，很多中国留学生想回国，但眼下日本的政策一天一变，万一无法入境日本，之前交的学费就打了水漂。

富山县卫生研究所所长大石和德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总的来看，和伊朗不同，近期在日华人绝大多数不会回国。有回国意愿的是短期滞留者，这批人之前已经由使馆安排包机接回。日本下周开始对中国全境入境人员强制隔离，中国也对来自日本的旅客采取了防疫限制措施，加上这段时间往来中日的人员、航班明显减少，整体情况可控。

法、美等国，疫情潜在风险难估量

在欧美国家中，法国、德国、西班牙、美国被认为是近期疫情加重比较明显的国家。以法国为例，在法居住的福建商人曹华钦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感觉法国接下来疫情肯定会严重，因为当地的防控措施不到位，“主要是法国的国情没法做到比较严格的社会阻隔”。

“据我了解，法国华人因为疫情想回国的不是很多。在这里的华人也很警惕，很多人买好了三个月的米粮、水和日用品，尽量不出门。”曹华钦说，“法国的医疗水平整体十分发达，且目前死亡病例都只是患有其他疾病的老年人，华人对一旦患病可以治愈比较有信心，因此还没有出现像意大利那样的情况。”

曹华钦表示，近期法国华人因其他事务回国的也不多，因为疫情暴发以来，大部分人已取消不是非常必要的行程。据他了解，中国驻法国使馆和中国各省市的侨界都全面细致地做工作，通知了当地华侨在海外和回国的注意事项。他自己就接到了福建侨联的通知。另据法国驻华大使馆此前向《环球时报》记者透露，许多法国企业和商务人士也因疫情推迟了赴华行程。

《环球时报》记者联系在美华人，包括4日进入紧急状态的加州地区资深媒体人，了解的情况大同小异。他们均表示未听说有人打算近期回国，因为很多航班已取消，也担心飞行过程中被感染。

但美国国内的疫情发展值得持续关注。截至《环球时报》记者发稿时，美国新冠病毒的确诊患者已超过150例，由于大量舆论质疑美国联邦疾控机构的检测力度和范围，不少学者怀疑真正感染人数远大于已公布的数字。

加州是全美第三个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州。在洛杉矶某大型医院工作的吴先生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感叹道，“美国人依然觉得新冠病毒和流感差不多，最紧张的都是华人”。他认为，美国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能力受到限制，一方面是检测工具不足，另一方面是检测费用高昂，很多人不愿意进行检测。吴先生和美国当地医生、公共卫生专家交流发现，美国人普遍认为加州疫情大规模暴发的风险不大。以洛杉矶为例，其城市布局松散，开车出行者多，和北京相比，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更远。

耶鲁大学全球健康政策与经济学助理教授陈希对《环球时报》记者说，随着多国进入社区传播阶段，简单通过旅客来源来判断风险大小的做法已经失效。此前美国对中国的旅行禁令起到一定作用，因为当时的传播是一对多，现在则是多对多。比如已经感染的意大利人可能在另一个国家感染了他人，后者再旅行至世界各地。

据美国《纽约时报》5日报道，美国确诊病例中，有43人来自“钻石公主”号邮轮，15人有中国旅行史，11人有意大利旅行史，2人有埃及旅行史，有韩国或伊朗旅行史的各一人。

专家：在入境关卡处快速识别风险很关键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王培玉5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除上述国家外，根据与中国间的航班数量和该国的疫情，还有一些国家需要更多注意，比如中东地区的科威特、巴林，亚洲的泰国、柬埔寨以及欧洲部分国家。

飞友科技向《环球时报》提供的《COVID-19疫情重点国家及与中国内地通航情况表》显示，3月3日零时之前的24个小时内，有32个国家共计420个航班往返于中国与海外。在重点监测的疫情比较严重的国家中，中韩往返执行的航班为85架次，执行率已经下降到23.10%。中国同伊朗的往返航班只有2架次。中国与日本执飞了57架次。中国与美国执飞17个往返航班。其他与中国航班往返比较多的国家是泰国，监测时段内当天有83架次的航班执飞，柬埔寨为41架次，马来西亚为19架次。

根据另一份数据，2月25日至3月3日，自韩国到达中国航班数量最多的是北京、青岛、上海、沈阳、延吉等地的机场，从日本到达中国的航班数排在前面的是上海、北京、广州、大连等，美国则是上海、北京、沈阳排前。

《环球时报》记者从国内多个机场获得的相关文件中，均强调加强自境外疫情严重国家（地区）乘机入境人员的管理工作。厦门机场要求所有航空公司在入境航班落地签，务必收集、询问、排查所有乘客14天内是否存在日、韩、伊、意及新加坡逗留或旅居史。浙江各机场也要求航空公司对于日、韩、伊、意四国通过中转联程机票入境的人员，需提前将名单告知目的地机场。从目前的数据看，国际中转城市值得特别注意，近期输入的意大利病例就是经巴黎戴高乐机场或莫斯科机场进入中国的。

在王培玉看来，防治输入性病例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入境时进行严格体温检测和旅游史调查、登记，二是呼吁公民减少前往疫情多发和风险较大的国家。陈希认为，中国眼下是几线作战，针对外来输入并没有特别有效的管控方式。“中国是一个非常全球化的经济体，不可能通过禁止大量旅客入境来达到防控目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在入境的关卡处快速识别风险，政府也可以考虑在主要的航空港附近征用一些设施，方便有风险的旅客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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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最早的飞行员
1904年7月，常乾坤出生于山西省晋南王屋山下的垣曲县毫城村。常乾坤7岁入私塾，聪明好学，15岁时以第5名的成绩考进县城高小。17岁想报考太原中学，因学费太贵，便考入“文”“武”合一的斌业中学，实际上是阎锡山的一个初级军官学校。1925年毕业时，常乾坤与同学一起到达广州，恰逢黄埔军校第3期招生。常乾坤义无反顾地报考黄埔军校，分配在炮兵队学习。
1925年7月，常乾坤在黄埔军校受到中共党组织的重视和培养，由范洪亮、曹汝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时期，黄埔军校学生要集体加入国民党，经中共党组织批准，常乾坤成为具有国民党党员身份的共产党员。1926年1月，常乾坤从黄埔军校毕业。1926年春，广东航空学校第2期招生。这所由苏联政府援助的军事飞机学校，学生的来源主要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中国共产党为了掌握航空技术，决定选派常乾坤等进入广东航空学校学习。同年6月，常乾坤作为学校的代表，由当时的国民政府派往苏联学习飞行。在苏联，常乾坤主要是学习航空理论，比较系统地学习了空中领航学和空中射击学等专业知识。1930年1月，常乾坤进入苏联空军独立航空队，开始认真地对待每一次飞行，一直保持了优异的训练成绩，成为中国共产党几个最早的飞行员之一。
1932年12月，常乾坤又到苏联茹考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学习，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毕业设计时，常乾坤曾设计了一台发动机和一架侦察飞机。虽然没有达到制造的水平，还是受到专家的表杨，并获得航空工程师和空中领航员的技术职称。这期间，常乾坤通过学习《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
1937年7月，日本向中国发动全面进攻，常乾坤再也坐不下去读书了。他找到共产国际中国代表任弼时要求回国参战，得到的答复是：要他继续学习，安心等待。直到1938年3月，任弼时才通知常乾坤说：“共产国际已同意你回国，何时动身尚难确定，你准备吧！”
1938年9月初，为了赶赴国内参加抗战，常乾坤没有等到茹考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的毕业典礼，就匆匆告别了年轻的苏联籍妻子和孩子回国。从莫斯科回国到达新疆迪化时，因这里有中国共产党员参加的航空队，常乾坤曾力争进航空队当教官，想利用自己所学报效祖国。由于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是个多疑善变的政客，他不同意常乾坤等留苏人员任教，一直到1940年12月，常乾坤等才奉命回到延安。
1941年2月，常乾坤等向中共中央提出在延安成立航空学校的建议。毛泽东主席非常重视，亲自接见并给予鼓励。中央军委根据常乾坤等的建议和当时延安的条件，做出了成立第18集团军工程学校的决定，校址在陕北安塞，并指定常乾坤等负责建校筹备工作。创办工程学校的目的，是为了培养航空技术人才。选拔学员的具体条件：一是具有3年以上军龄、党龄，表现好的；二是高小以上文化程度；三是身体健康。1941年3月6日，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工程学校校教务主任。3月10日，已经选调了100多名学员的工程学校在安塞正式成立，4月6日开始上课。10月，根据中共中央“精兵简政”的精神，工程学校奉命撤销，改组为工程队，隶属于延安抗大3分校。后来，抗大3分校又改编为延安军事学院，工程队改为军事学院的一个俄文工程大队。这个队就住在延安宝塔山附近，常乾坤为大队长，并主持俄文教学工作。北京第一外语学院的创建时间，就是从常乾坤在延安创办俄文大队算起的。
1942年夏天，军事学院迁往缓德，俄文工程大队改为总参俄文学校。10月，常乾坤被任命为军委编译局编译处长，主要从事军事条令的编译和俄文教学工作。1943年2月，延安军事学院改为抗大总校，工程队随之撤销。有一部分人留在俄文学校。1944年5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在第18集团军总参谋部下成立航空组，常乾坤任副组长，担任航空方面的一些调查研究工作和处理有关的事宜。这一年7月，航空组组织了延安机场的工程建设，机场竣工后，保障了飞机在延安的起降。 日本投降不久，党中央派出大批干部到东北创建东北革命根据地。当时，在延安航空小组的常乾坤也在焦急地等待中共中央的决定。一天清早，叶剑英参谋长把常乾坤找去说：“枣园有电话来，要你去，想是谈你们去东北的问题。”听到这话，常乾坤高兴得连早饭都没有顾得吃，就急忙赶往枣园。9点来钟，一个同志把常乾坤带到任弼时同志住的窑洞里。任弼时同志像是早在等常乾坤的到来，他和常乾坤握手后，直截了当地说：“你们的愿望快要实现了。中央要你们马上赶到东北去，设法创办一所航空学校，培养一批技术骨干。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你看怎么样？”常乾坤激动地连忙回答：“这对我们搞航空的人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是我们早就盼望的，……我们一定坚决地按照中央的决定去工作，一定很好地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任弼时同志又说：“我记得1940年你们刚刚从苏联学习回国的时候，就写信给毛主席，建议筹办一个航空工程学校。……只怪那时候的条件太差了，这个航空工程学校后来不得不并在抗大三分校里。俄文，有的当了农业合作社的主任，还有的当了木匠、铁匠，有的去赶大车……”任弼时听了常乾坤的介绍笑了笑，接着又说：“把这些木匠、铁匠、农业合作社的主任都带到东北去吧，你们还需要什么人，写个名单交给中央组织部。”任弼时还嘱咐：“赤手空拳办航校，有许多料想不到的困难有待你们去克服它，……遇到难解决的问题要多请示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
吃中午饭的时候，刘少奇同志也来了。他一再叮咛：“这次到东北创办航校是件大事，是党和中国人民创建航空事业的一个开端。要有坚强的信心和决心，要有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勇气和克服困难的精神，一定把航校办起来，而且要把它办好。”1945年10月15日，常乾坤一行20余人启程的那天，周恩来前来送行，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放出去的鹰，遇到事要多动脑子。”肩负着党的使命，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常乾坤一行告别了革命圣地延安，星夜赶赴东北。
经过1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常乾坤一行在冰天雪地的季节到达东北。常乾坤首先到东北局报告了党中央关于创建航校的决定，东北局根据局势的发展，对建校的方针、原则和具体作法都作了许多重要的指示。当时，日寇丢弃的航空器材散布东北各地，许多机场和飞机、器材都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仅留下来的一些飞机也是残缺不全。为了不使这些器材落到国民党军队的手里，或被土匪特务抢走，东北局要求常乾坤等一定要依靠各地党、政机关的领导，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把一切可以抓到的器材全部抓到手中，迅速把航校建立起来。
为此，常乾坤等把东北局原先派去搞航空的同志组织在一起，进行紧急动员。大家冒着大风大雪，不分昼夜地四处寻找航空器材。有的同志在寻找器材时误入原日寇遗留下来的毒气场，中了毒；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然而，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收集了不少破飞机、发动机、油料、航空器材等，收获也是巨大的。就是这些全部家当，成了航校进行飞行训练的物质基础。
1946年3月1日，在通化正式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所航空学校，习称东北老航校。按航校成立的日期上报了个代号为“三一部队”。在开学典礼上，通化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代表中共中央、中央东北局讲话，并宣布了航校领导班干部的任职命令，通化军区后方司令员朱瑞兼任校长，常乾坤为副校长。
争取尽早开始训练，培养我们自己的飞行员和航空技术人才，这是党中央和东北局的意图，也是常乾坤等同志的光荣任务。但航校训练需要有个比较稳定的环境，可航校成立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搞了两次大搬家：第一次是1946年4月中旬，在四平战役吃紧的情况下，航校由通化搬迁到牡丹江。常乾坤召集领导干部进行紧急动员，决定从空中、地面同时进行转移。4月20日，常乾坤在通化机场指挥飞机转移。突然，国民党空军15架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掩护下，轰炸扫射半个小时之久，老航校有7架飞机受损和几个人受伤。经过全体同志的努力，终于在短短的几天内，把绝大部分能飞的飞机从空中转到了牡丹江，不能飞的飞机和器材也陆续抢运到了敦化、延吉等地。
5月航校转移到牡丹江后，朱瑞不再兼任航校领导，常乾坤任校长，王弼为政委。航校的代号从6月1日也改称“六一部队”在硝烟滚滚的战争环境中，创办航校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东北解放区再次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敌人逼得很紧，有向牡丹江一带进犯的态势。于是，学校赶快抽出大部分人员抢修东安机场，于1946年11月间，航校又从牡丹江搬到东安。国民党为了消灭人民航空事业这个刚刚萌芽的嫩苗，经常派飞机侦察、轰炸、扫射，妄图把人民的航空事业扼杀在襁褓中。航校迁东安不久，国民党空军又出动飞机追到东安机场轰炸。为了避免不必要有损失，常乾坤又组织部分飞行人员迁到更偏僻的千镇。
训练终于开始了，一连串的难题也摆在常乾坤的面前。要飞机上天，首先要有各种航空技术人才，要有飞行教员，要有教领航、机务、维修、气象等方方面面的人才。为解决教员和教材问题，常乾坤等校领导确定了飞行教员和机械教员训练班，由留用日籍人员担任教员，加紧训练。常乾坤自己带头并动员全校所有懂航空理论和飞行技术的干部兼任一些课程，并动手编写教材。
航校建立之初，各方面的技术人员比较复杂，有驾机起义的同志，也有留用的日本人员，以后又从新疆航空队回来的老红军。常乾坤严格遵照上级的指示和党的政策精神，以中国共产党人的模范行动和胸怀去教育和争取人，团结人。对驾机起义归来的同志，常乾坤本着革命不分先后，只要参加革命工作就一律欢迎，使起义归来的同志一到航校就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例如，刘善本是国民党空军第一位驾机起义的飞行员，被任命为老航校副校长。在校长常乾坤的支持和鼓励下，刘善本积极工作，把自己的技术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航校的训练。当时，老航校留用的日本航空技术人员有300多。常乾坤等校领导对这些人以诚相待，尊重他们的人格，鼓励他们发挥自己的技术专长为航校工作。同时，启发教育他们认清过去的历史，将功赎罪。日本航空技术人员，在东北老航校和后建的空军第7航空学校工作10多年之久，为航校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寺村邦三等16位先生因积劳成疾在中国逝世，安葬在被他们称为第二故乡的牡丹江。
常乾坤和东北老航校的建设者们，带着党中央的嘱咐，以高昂的革命精神，不畏艰难险阻，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在炮火硝烟的战争环境里把航校办起来了。三年多的时间共培养出各类技术干部560人。其中飞行班5期126人，机械班4期322人，领航班24人场站等保障人员88人。不少人都成为人民解放军空军建设事业中的骨干力量。
致力新中国空军建设
1949年初，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三大战役先后胜利结束，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大部分被解放军歼灭。人民解放军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建立人民空军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为歼灭残敌，保卫新中国的需要，党中央即着手组建军委航空领导的机构。同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决议中提出：“在1949年及1950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同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为了使党中央、中央军委具体了解东北航校的建设情况，经刘亚楼兼校长提议，常乾坤、王弼于3月上旬从北平乘汽车到西柏坡向中央首长汇报。走前，按刘亚楼的指示，在北平的航校党委委员召开专门的会议，集体讨论研究向中央汇报的内容。常乾坤、王弼从石家庄回来后，传达说：“他们到西柏坡时，二中全会还没有开完。等了几天后，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接见了他们，听取了汇报。” 当常乾坤等谈到东北创办的这所航校所走过一段艰苦历程，并取得了很大成绩。毛主席兴致很浓，听得入神。即便他有事要出去，暂时离开一下，也要让常乾坤休息一下，等他回来再讲。当常乾坤汇报到航校已经培养出空、地勤人员500多名时，毛主席高兴地连声称赞说：“了不起！了不起！”周恩来副主席则眉飞色舞地说：我们的学生很不错嘛！为党争了气，立了功（常乾坤在黄埔军校学习时，曾是周恩来的学生）。
当汇报到航校现有的飞机装备和数量时，毛主席询问：你们现有的飞机，能不能赶上我去重庆谈判时坐的那种飞机？常乾坤回答说：现在飞机缺少零备件，都是拆东补西，飞机的安全系数还不是很高。毛主席兴奋地说：等着以后我坐你们开的飞机。毛主席还说：“很好，过去在延安办不到的事，今天办到了。你们为今后正式建立空军做了准备工作，培养出了一些种子。”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了解情况的同志想到毛主席在延安时就提到过建立空军的事，那时有人建议请苏联援助飞机，成立航空队。毛主席说，延安只有碗口那么大，延安的河水也只有那么多，飞机要烧汽油，暂时还没有条件成立空军。
建立全军性航空机构
中央领导同志根据当时的形势，为了有组织、有领导地接收新解放区的机场、航空设备与国民党空军人员，加强航校建设，加速培养航空人员，为创建人民空军作好准备，决定建立一个全军性的航空机构。
3月17日，中央军委即电告4野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军委决定成立航空局，人员由东北航校抽调。19日，军委又电东北军区、4野：航空局长望由常乾坤、王弼两人中选一人担任，或由常、王二人分担局长、政委。3月30日，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军委航空局局长兼老航校副校长、王弼为军委航空局政委兼老航校副政委。航空局下设作战教育处，由方槐任处长；航空工程处，由蒋天然任处长，朱火华任政委；民航处，由油江任处长；以及情报科、供给科等机构，暂编60多人。以后，由于航空业务增多，工作范围的扩大，又增设了政治处、航行管理处、秘书处。全局170余人，办公地点在北平的灯市口同福夹道。军委航空局成立的主要任务是：组织接收国民党空军遗留下来的机场、设备，收容其空、地勤人员；组织修复航空工厂，尽早恢复生产；加强机场管理，开辟空中航线；加速培养航空人才，为正式组建人民空军创造条件。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全国性的航空管理机构，是人民空军的雏形。
当时，中共中央机关、中央军委机关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领导下，已于3月25日胜利进驻北平。从此，北平成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指挥中心。4月21日，军委航空局接到中央军委的通知，说南京李宗仁政府拒绝在《同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毛主席、朱总司令已于当日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第二、第三野战军已于21日晨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长达500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成功。军委向航空局发出指示：由于南京政府拒绝和平解决问题，不存在整编其陆海空的问题了，应立即组织得力干部随军过长江，到宁沪杭和华中地区接管国民党空军，准备近日南下。常乾坤和王弼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讨论研究了南下航空接收的干部名单。4月22日，周恩来副主席亲自接见南下干部。常乾坤局长向周副主席介绍了从东北老航校抽调人员的情况后，周恩来副主听后高兴地说：“好嘛！派得力干部，建立接管机构是很重要的问题。渡江的解放军进展很快，国民党军队正向上海、杭州方向逃窜，李宗仁也坐飞机走了，解放军已经兵临南京城下，估计今明两日就可完全占领。你们应尽快到达，争取被接管的所有人员，物资少受损失。”各航空接收组按军委航空局的统一部署，在各军区、野战军首长的领导和支持下，接收工作进行的很顺利。
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于5月4日派遣6架B―24重型轰炸机，对刚刚解放的北平实施空袭。国民党的空袭给北平人民和党的领导机关造成严重威胁，也给本来就忙碌的军委航空局带来沉重的工作压力。6月的一天，周恩来副主席在中南海的办公室召见常乾坤局长。周副主席说：“党中央决定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保卫工作十分重要，地面的罗瑞卿同志负责，来自空中的，你们能不能出把力呢？” 常乾坤局长回答说：“我们可以组织一个能担负作战任务的飞行队！” 周副主席非常高兴地询问有多少名能驾机起飞的飞行员？有几架可用来打仗的飞机？并且问“能否组织起一支可以担负防空作战的飞行部队？” 常乾坤局长如实地作了汇报，周副主席听到后说：“你们回去后拟定一个计划，向军委报告。”并且一再嘱咐“要争取时间。” 经过反复讨论，确定飞行队的组成架构和飞行员的选调方案。确定从各军区航空处和东北老航校“抽调9架战斗机与必要的飞行人员，集中北平训练一个月，于9月5日起，首先在北平执行防空任务。”“必要时协助陆、海军解放长山列岛。”并确定将这9架飞机“组成一个混合中队，建制属华北航空处，作战指挥统一由军委航空局负责。”随即开始调集飞机和空地勤人员，同时决定由徐兆文任飞行队队长。后因徐兆文飞行训练负伤住院，临时从东北老航校调战斗训练大队邢海帆代理队长。经中央军委批准后，人民解放军第一个飞行队，于1949年8月15日在北平南苑机场正式成立，辖4个飞行分队，1个机械分队。同年9月5日起正式担任保卫北平的防空作战任务。以后，又成立了第4运输机分队。
8月下旬的一天，常乾坤局长带方槐、油江等参加了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召集的开国大典准备会议，华北军区和北平市的有关领导均有人参加。会上，聂代总长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开国大典组织群众和阅兵的重要指示。随后，聂代总长询问航空局能否组织机群编队通过天安门上空接受毛主席、朱总司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常乾坤当即作了肯定的回答。聂代总长听了非常高兴，并要求回去后很好地做准备。第二天上午，聂代总长又专门把常乾坤等叫到他的办公室，详细地询问了现在的多少飞机、设备和飞行员？还问有没有困难？大家表示：“头一回，没有经验。”油江想到上个月，自己接待过苏联民航代表团，便说：“苏联民航谈判代表团团长过去是苏联空军中将，搞过莫斯科红场阅兵。”聂代总长说：“可以向他们请教，向他们学习。”聂代总长最后说：“你们先搞个计划出来，过两三天再来向我讲一下。” 那时，人民空军还未能正式成立，要进行这样大规模的空中受阅，从组织领导上来说困难是可想而知的。首先是受阅使用的飞机全是从国民党空军那里缴获过来或是起义归来的。飞行员虽然是以飞行队的为主，但飞行队刚刚成立，大多数人是从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或国民党中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过来的，中国共产党自己培养的飞行员只有方槐、安志敏、林虎、孟进、姚俊、王洪智、王恩泽等。按空中受阅的需要，在飞行技术上要过硬，在政治上也要纯洁，因为稍有差错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这一点是航空局领导考虑最多，也是承担最大的关键问题。常乾坤作为具体领导负责的军委航空局长，为圆满完成受阅飞行任务废寝忘食，费尽了心血。
在组织飞行训练中，常乾坤要求各分队严格编队队形训练。他亲自主持机群编队长机在地面进行沙盘作业，把飞机按空中规定的间隔、距离摆好，组织飞行员反复观看，牢记长机在自己风挡玻璃上的投影与位置，并掌握判断偏差和修正的要领。然后，反复进行空中演练和预演。为了使整个机群在天安门上空便于中央首长观看，达到最隹的效果，常乾坤亲自登上天安门城楼实地观看确定飞行航线。经过预演，常乾坤觉得航线偏北则太靠近天安门，观看者仰头太厉害，不便观看，甚至于会被天安门城楼的大屋顶挡住视线而看不到飞机；航线偏南则起不到与地面通过的装甲部队协调一致，达不到检阅指挥部的要求。所以，机群必须保证在金水桥以南，南红墙（当时天安门对面长安街南面有一道红墙）以北通过，西面对正复兴门才是最好的航线位置。
10月1日，凌晨5点，南苑飞行队的受阅飞行员就进入了机场的各个工作岗位，担任战斗值班的飞行员已做好了随时升空的准备。常乾坤、油江处长等进入天安门城楼下的大会总指挥部，对受阅部队和各项保障工作做了受阅前的最后检查。16时，受阅指挥部通过常乾坤给油江下达起飞命令，油江立即通过设在华北航空处对空无线电指挥室，通知南苑飞行队受阅飞行梯队起飞。常乾坤人在天安门城楼，心系受阅飞机，直到受阅任务的圆满完成其心情才轻松下来。晚上，常乾坤又率受阅飞行员参加党和国家领导人举行的国宴。
此外，在常乾坤局长的精心组织安排下，航空局设计制造了人民空军的机徵、军徵，报经中央军委批准，于开国大典当日实行。同时，尽快恢复了航空工厂的生产，修复40多个机场，开辟北京――长春、北京――上海等空中航线。
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长。常乾坤在东北老航校接到任命的电报时，心情非常激动。常乾坤立即给刘亚楼司令员复电说：“我愿诚心 诚意地协助您，兢兢业业地为中国人民空军而努！”在人民空军的创建中，常乾坤在空军的军事训练、院校建设、科学研究、武器装备及民航事业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于面对失败的事例：

一、聂荣臻

1962年3月21日，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代中程地地战术导弹“东风二号”在茫茫戈壁进行首次飞行试验，聂荣臻元帅现场观摩。发射几秒后，导弹像喝醉了酒似的摇摇晃晃，头部还冒白烟，然后是发动机起火，21秒时导弹完全失控，69秒后导弹坠毁。

“东风二号”首次发射遭遇失败，大家的心情十分沉重。发射失败的第二天，老五院的两位负责人王秉璋和钱学森就乘专机赶赴发射现场。面对聂荣臻元帅，大家都心怀忐忑，不知晓失败原因，一头雾水，还有强烈的自责和懊恼。

聂荣臻看了看围在身边的同志，第一句话说：既然是科学试验，总会有成功，有失败。成功了，我们就取得经验；失败了，我们就得到教训！成功了，功劳是你们的，失败了，责任由我来负！

二、J.K.罗琳

当作家J.K.罗琳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说的时候，并没有把重点放在自己的成功上。相反的是，她告诉大家的是自己的失败。她讲述了一个年轻女人的故事，这个女人放弃了自己写作的梦想，在大学的时候选择了更为实用的专业。

尽管如此，这个女人最后还是成了一个失业的单身妈妈，除了没有无家可归之外，简直要多穷有多穷。但是在她到达了生活的谷底的时候，她意识到自己还有个非常棒的女儿，有一台老式打字机，还有一个能够成为她重建生活的基础的想法。也许你听说过哈利•波特？

“也许你们永远不会品尝到我那种程度失败的滋味，”罗琳对她的优等生听众们说，“没有人一辈子都不知道失败为何物，除非你一直小心翼翼地生活，但你的生命却不会在你这个世界上留下一点痕迹。这样的人其实也是失败者，因为他缺席了自己的生命。

“一个人只有在尝试了各种可能性之后，才会真正认识自己，认识到自己身上蕴藏的力量。这个时候你所认识

林士谔的人物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