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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资质较佳的私立中学有北京私立汇佳IB学校、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实验学校、爱迪(国际)学校、清华志清中学、北京市金融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此外北京中山学院和北京兴华大学也是北京口碑不错的私立高等学府

北京私立汇佳IB学校
汇佳学校是集小学、初中、高中为一体的十二年制，中外籍学生同校就读的全寄宿私立学校。现有75个教学班，中外籍学生2000余人，其中来自14个国家的外国籍学生200多名，中外籍教职工500多人，是北京市规模最大的一所私立中小学。.

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实验学校
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实验学校是锡华集团于1993年创办的全寄宿制新型实验学校，学校设有小学部、初中部和高中部。学校地处海淀区航天桥西，与中央电视塔相毗邻，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极为便利。

爱迪(国际)学校
爱迪(国际)学校是由澳大利亚教育发展集团投资创办，经北京市教委批准、国家教育部备案、澳大利亚政府认可，是中国唯一一所全英文授课的中外合作学校，为中国境内中、外籍学生系统提供全英文澳大利亚高中、大学本科连接课程及雅思英语课程。
爱迪国际教育园区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楼梓庄路7号

清华志清中学
清华志清中学创建于1989年，是由清华大学附中老教师协会创办，北京远洋投资集团投资举办的一所纳入北京市统招计划的全日制寄宿高中，经北京市和海淀区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批准具有接受留学生，颁发留学生“外”字高中毕业证书资格。学校坐落于中关村科技园区，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北京市世青学校
北京市世青学校是经北京市教委批准、朝阳区教委主管的全日制普通中学。学校经北京市教委、北京市外办、北京市公安局联合审批，具有招收境内外中外籍学生资格。学校经世界国际文凭组织（IBO）考察评估，2001年被授权为国际文凭（IBO）世界学校。

北京市金融商贸职业技术学校
北京市金融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是一所以金融事务、国际商务为主专业的职业高中校，学校于2002年被北京市教委评为北京市职业教育先进单位，2004年学校金融事务（银行）专业被评为北京市中等职业学校骨干特色专业。

北京中山学院
北京中山学院是1985年由民革中央创办、北京市教委批准的全日制、综合性高等学府。外语+专业+职业资格认证的教学模式，按企业的标准培养人才，实现到外企就业或国外留学。

北京兴华大学
北京兴华大学创建于1983年，是北京市建校最早、规模较大的民办综合大学之一。1993年成为首批国家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试点院校。2001年在北京市教育、教学综合评估中，被评为首批合格院校。

李四光（1889-1971)，蒙古族，字仲拱，原名李仲揆，1889年10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寒人家。他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

1904年，李四光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他在日本接受了带有汉民族主义的反满革命思想影响，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孙中山赞赏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决意回国效力。途中，为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还特地取道莫斯科。

从1920年起，李四光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他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国准备。这时，伦敦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

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58年，李四光由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李四光早年为悼念一个好学生曾写过此诗，亦为其毕生从事地质科学研究的光辉写照。

崎岖五岭路，嗟君从我游。
峰峦隐复见，环绕湘水头。
风云忽变色，瘴疠蒙金瓯。
山兮复何在，石迹耿千秋

李四光的最大贡献是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以力学的观点研究地壳运动现象，探索地质运动与矿产分布规律，新华夏构造体系的特点，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说明中国的陆地一定有石油。从理论上推翻了中国贫油的结论，肯定中国具有良好的储油条件。毛泽东、周恩来在认真听取了汇报后，支持了他的观点，并根据他的建议，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开始了大规模的石油普查。1956年，他亲自主持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在很短时间里，先后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华北、江汉等油田，为中国石油工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勘探部门相继找到了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大油田，在国家建设急需能源的时候，使滚滚石油冒了出来。这样，不仅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也使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
李四光原名李仲揆，出生日期：1889年10月26日，逝世日期：1971年4月29日
籍贯地：湖北省黄冈（今团风）县回龙山香炉湾 家人：父亲李卓侯，姐姐李希贤，夫人许淑彬，女儿李林（中国科学院院士）身份：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
李四光，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寒人家。他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
1904年，李四光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他在日本接受了革命思想，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孙中山赞赏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决意回国效力。途中，为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还特地取道莫斯科。
从1920年起，李四光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他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国准备。这时，伦敦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
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58年，李四光由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

“科学救国”

李四光在农村生活了近14个年头。从五六岁起，他就在父亲教书的私塾里读书，还要帮着母亲打柴、舂米、推磨、提水……，艰苦的生活培养了他刻苦奋斗的精神和倔强的性格。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之后，洋务派兴起，湖北办起了许多新学堂，以讲新学而标新立异。李四光被深深地吸引，他只身前去投考，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在新学堂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由于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被省里选作官费留学生，送到日本学造船。

李四光在日本度过了7年，在那里，他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

李四光回国后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参加了汉口的保卫战，作为新被任命的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他亲自组织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夫运军火、上前线。随后，他被选为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部长。正当李四光准备大干一番事业之时，辛亥革命失败了。他发愤专心于科学技术的研究，走“科学救国”之路。他去英国留学，先是学采矿，以后转到地质。他祈盼着有一天，得见政治清明之世，为祖国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留学生活并不轻松。为了维持不断上涨的学费，李四光假期到矿山去做工。在伯明翰大学的6年里，他不仅专业学习成绩优秀，而且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先后获得了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婉言拒绝了一家矿山的高薪聘请，接受了蔡元培先生的邀请，回到祖国，在北京大学地质系担任教授。

第四纪冰川的发现

李四光到北大地质系后，主讲岩石学和高等岩石学两门课程，他以严谨的冶学作风赢得了学生的尊重。他经常带学生到野外进行实地教学，边看边讲。一个山头、一个沟谷、一堆石子、一排裂缝，他都不放过。学校经费不足，他带领学生白手起家搞建设，将学习环境收拾得十分雅静。

在教学的同时，他对研究工作也不放松，他一生中在地质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如古生物蜒科的鉴定方法、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发现和地质力学的创立，都是在这期间开始的。在研究过程中，他从不为已有的观点和学说所束缚，而是按照自然规律，去寻找尚未被人们认识和掌握的真理。因此，他能不断提出创造性的见解，并敢于向一些旧观点提出挑战。

例如，从19世纪以来，就不断有德国、美国、法国、瑞典等国的地质学家到中国来勘探矿产，考察地质。但是，他们都没有在中国发现过冰川现象。因此，在地质学界，“中国不存在第四纪冰川”已经成为一个定论。可是，李四光在研究蜒科化石期间，就在太行山东麓发现了一些很像冰川条痕石的石头。他继续在大同盆地进行考察，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于是，他在中国地质学会第三次全体会员大会上大胆地提出了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看法。到会的农商部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轻蔑地一笑，予以否定。

为了让人们能接受这一事实，他继续寻找更多的冰川遗迹。10年以后，他不仅得出庐山有大量冰川遗迹的结论，而且认为中国第四纪冰川主要是山谷冰川，并且可划为三次冰期。

当李四光的这个学术观点再次在全国地质学会上发表以后，引起了1934年著名的庐山辩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中国的科学家低人一等，外国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带着民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情绪到中国来的。因此，尽管大量事实摆在眼前，几位外国学者并没有改变他们的观点。

1936年，李四光又到黄山考察，写了“安徽黄山之第四纪冰川现象”的论文，此文和几幅冰川现象的照片，引起了一些中外学者的注意，德国地质学教授费斯曼到黄山看罢回来赞叹道：“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发现。”李四光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第一次得到外国科学家的公开承认。可是，他知道，这还远远不够，他干脆把家搬到庐山上，又在庐山脚下建立了一个冰川陈列馆，起名叫“白石陈列馆”（后被国民党海军炸毁）更深入细致地进行冰川研究。

李四光关于冰川的多年研究，在1937年完稿的《冰期之庐山》中得到全面阐述。可惜由于抗战爆发，这部书10年后才得以出版。

回国找油田

1927年，李四光应蔡元培的约请，离开北京南下，主持地质研究所的筹建工作。1928年1月，地质研究所成立，李四光担任所长。搞地质研究常常要餐风饮露，条件十分艰苦。况且刚刚成立的研究所经费少，设备缺，甚至没有固定的所址。八年抗战期间，李四光和他的研究所受尽奔波辗转之苦。那时，他抽的是用草纸做的烟，穿的是土布衣服，生活十分清苦，但是，他和同事们始终没有放弃地质研究。由于生活的艰辛和工作的劳累，他患了心绞痛和肺结核。

1948年2月初，李四光从上海启程赴伦敦，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他的夫人许淑彬也一同前往。会后，他们在英伦三岛上又住了一年，一面养病，一面观察国内外时局的发展。李四光虽远在欧洲讲学考察，但仍关注着祖国的命运。1949年初，他数次给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许杰（地质学家、解放后曾任地质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等人写信，支持他们坚守南京，反对搬迁广州，为新中国地质科学事业保留了一支队伍及设备。
1949年4月初，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出国前，郭沫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给李四光带了一封信，请他早日回国。看了这封由郭沫若领头签名的信，李四光非常激动。新中国就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自己的本领可以施展，抱负可以实现了。他积极奔走起来，准备尽快返国。可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从英国到远东的客轮船票要一年前预订，归期只得拖延。他一面调养身体，一面把科研方面遗留的事情办完。

李四光焦急地等待着起程的日期。一天，伦敦的一个朋友给李四光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接到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一个声明，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拒绝接受人民政协给他的全国委员的任命，否则就有被扣留的危险。

事情紧急，李四光当机立断。他拿起一只小皮包，迅速前往普利茅斯港，准备从那里渡过英伦海峡，先到法国去。普利茅斯港海面宽阔且多风浪，是偏僻的货运航道，一般人通常都不会从这里渡海，因而能避开国民党特工人员的追踪。临行前，他提笔给驻英大使写了一封信，让许淑彬两天后寄出。第二天，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果然派人来找李四光，许淑彬机警地对来人说，李四光外出考察去了。

两天以后，许淑彬寄出了李四光留下的信，信中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多少年来日思夜想的理想国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是我竭诚拥护的政府。我能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委员，我认为是莫大的光荣。我已经起程返国就职。他还规劝这位大使脱离祸国殃民的国民党政府，早日回到光明祖国的怀抱……

两星期后，许淑彬收到李四光的来信，得知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便立即前去会合。

1950年5月6日，李四光终于到了北京。这一年他60岁，但是他觉得，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新中国的诞生，揭开了李四光科学事业崭新的一章。他提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质部部长和科联主席。

他认真学习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等著作，努力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工作和科研；他注重理论学习，也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决心扔掉那些旧日留下来的包袱，……达到忘我的境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祖国的地质事业中去，兢兢业业，鞠躬尽瘁。在他的具体领导下，我国的地质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1958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端的日子里，毛主席、周总理就询问过李四光：我国天然石油这方面远景怎么样？

早在1915至1917年，美孚石油公司的一个钻井队，在陕北肤施一带，打了7口探井，花了300万美元，因收获不大就走掉了。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来到中国调查地质，写了 《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石油资源》一文，下了“中国贫油”的结论。从此，“中国贫油论”就流传开来。但是，李四光根据自己对地质构造的研究，在1928年就提出了：“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以后他在《中国地质学》一书中，又一次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沉降带有“可能揭露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个沉积物讲的就是石油。

因此，李四光乐观地回答了国家领导人的提问：“我们地下的石油储量是很大的。从东北平原起，通过渤海湾，到华北平原，再往南到两湖地区，可以做工作……”。

1955年，普查队伍开往第一线。在几年里，就找到了几百个可能的储油构造。1958年6月，喜讯传来：规模大、产量高的大庆油田被探明。地质部立即把队伍转移到渤海湾和黄河下游的冲积平原。以后，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其他油田相继建成。地质部又转移到其他的平原、盆地和浅海海域继续作战。

1964年12月，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起来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李四光的工作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充分肯定。

李四光故居与“李四光小道”
在北京市海淀区魏公村中央民族大学南侧，有一条又长又窄的小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生前总喜欢在这儿休息散步、思考问题，人们习惯地称它为“李四光小道”。
今天的魏公村已成为繁华的市区，而在解放初，这里只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只有十几户居民的小村落。“李四光小道”这条小路已被加宽变得热闹起来。
说到魏公村，这一名称的来历是和古代畏兀儿人（即今维吾尔族的前身）有着密切的联系。明代官修《顺天府志》也提到“大慧寺，在畏吾村。”到明朝万历年间，这里除了称作畏吾村外，又称作“苇孤村”。万历二十一年刊刻的《宛署杂记》有如下记载： (宛平)县之西北，出西直门一里曰高良桥，又五里曰篱笆房，曰苇孤村，又二十里曰鞑子营。又十里曰北海店，其旁曰小南庄、曰八里沟、曰牛栏庄……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畏吾村的异名，也说明畏吾村的具体位置与今天的魏公村是一致的。直到清光绪七年(1881年)，这里仍称作畏吾村。
“辛亥革命”胜利后，随着民国的建立以及人们思想的转变，北京市的许多旧地名被纷纷代之以新的称谓。“文化大革命”时期又称“为公村”，至今魏公村附近的一座立交桥仍称作“为公桥”。所有这些都是依照语音，略作改动。而建国以后，李四光居住到这里，为魏公村这个地区增添了文化色彩。
李四光走得多了，便成了“李四光小道”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央民族大学正门南侧是一片小树林，树林带和民族学院南墙之间，有一条东西向的小路。这条路向西走到多半截向南一转，就通向李四光家及其所在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当年这几家单位所处的具体辖区，是北京市四季青公社万寿寺大队法华寺生产队。显然，当年这里应该属于城乡结合部。这条小路就是有名的“李四光小道”，现在叫民族大学南路。
十几米宽的土路，中间隔着一个村子，附近的菜园子里、肥沃的黑土上，茂密地长满了杂草和绿藤，就像传说中的金银岛。据说，那曾是乱坟岗子。
小孩子每天下学，都会跟几个小哥们拿个树枝，把运动服绑在腰上，红领巾扎在脑门上，玩探险游戏。穿过高高的围墙、沙土堆、脚手架，从乱坟岗子、水塔、烟囱到民院深深的防空洞……
许多如今在北京早已销声匿迹的动物，冬眠的水蛇、像小脸盆一样大的蟾蜍、从眼前飞一般穿过、不留一丝痕迹的黄鼠狼、缩成团儿的大刺猬和小刺猬，甚至还有狐狸。
其实这条路本没有名，当时之所以叫“李四光小道”，不是因为这条路是给李四光家修的，也不是因为这是一条李四光出来进去的必经之路，而是因为工作之余的闲暇时刻，李四光每天傍晚准时来这条路上散步。李四光走得多了，便也成了“李四光小道”。起点是家门口的银杏树下，终点是白石桥路，通常走一个来回，有时边走边和随员讨论工作，有时带着马扎儿，坐在门前的银杏树下思考问题。
当年周围都是菜地，“李四光小道”也是一条田间小路，起初是周围农民慢慢叫起来的，后来越传越远，据说还一度上了北京市的交通图并在邮局备案。如今那片小树林早已不存在，“李四光小道”一改再改，现在叫“民族大学南路”，这条路上也多了北京舞蹈学院等单位。
李四光晚年的两部重要著作《地质力学概论》和《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以及十多篇学术文章，就是在这条路上和银杏树下构思完成的。
李四光自1962年迁居于此
在寻访李四光纪念馆的著名的“李四光小道”上，路上除了很多人对我的打听的茫然，没有更多的人清楚它的位置。
早春，在第37个世界地球日――4月22日来临的时候，我敲开那扇耳闻已久的宅门。而当公众涌向地质博物馆的时候，李四光纪念馆却很少有人前往。纪念馆前大门紧闭，和地质博物馆那边形成反比。
我扣响了大铁门，寻问……李四光纪念馆的负责人白先生，领我走进这个我憧憬已久的世界。
李四光的最后十年（1962年至1971年）是在国家为他专门建造的宅院里度过的。几十年过去了，这个院子还在，并于李四光诞辰一百周年（1989）时辟为李四光纪念馆，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题写了馆名。李四光故居是一幢两层小楼，总建筑面积989.1平方米，有院墙环绕，院门朝北（以前朝南），楼门朝西。院内曲径通幽，有假山、喷泉、果木环衬。
看到了李四光用过的电视机、收音机、照相机、小提琴……他的办公桌、他的书柜、他喜欢的千万种石头……像跨越时空，与一位前辈聊天。
李四光解放后回国，搬过几次家，曾落脚在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上世纪60年代，因备战需要而迁居。有关方面请他去看过李济深在城内东单的一处住宅，李四光感到那处房子过于豪华，与自己一贯的生活志趣相左，便放弃了。
此后，他亲自选址、设计，并由国家建造了这栋小楼。如今院子里很多已成材的大树，都是当年李夫人许淑彬带着大家栽的，李四光也亲手种植了其中的几株。
李四光自1962年迁居于此后，一直住到1971年去世。他在这里生活、工作、做学问。一些由他主持或他参加的小型会议，常在家里召开；何长工、刘景范等原地质部负责人也常来家中汇报事情，因而一进大门右手那间面积较大的客厅，实际兼具会议室的功能，四周是书橱和沙发，中间是一张长条桌和若干把椅子。现在，靠窗一侧陈列着许多第四季冰川沉积物的地质标本，多为当年李四光野外考察的收获。
其他家具则是那个年代留下来的，一个质感陈旧的皮沙发的扶手已经开裂，露出里面的棉絮。这几个沙发，还是李四光1950年回国时，在旧货市场上买的便宜货，看来年头更为久远。客厅的隔壁是办公室，尚未恢复原样，但一张大写字台是李四光用过的。
办公室一端墙上有一块玻璃黑板，当年地质队野外作业回来，向李四光汇报时，他常利用黑板做一些讲解或布置，也曾借这块黑板给科技人员讲授地质力学，这大概是多年执教生涯所养成的习惯。值得一提的是，黑板上写着“斗私批修”四个粉笔大字。
李四光有着很深的国学基础，不光散文写得好，旧体诗写得好，即便是地质学的论文，同样写得“有声有色”。他的音乐造诣也相当深厚，尤好小提琴。他在巴黎写的一首小提琴曲《行路难》，是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首小提琴曲。李回国后曾请音乐家萧友梅过目提意见。这首提琴曲写于1920年，在近八十年之后的北大百年校庆的晚会上，第一次得到公开演奏。它的面市修正了马思聪是中国最早的小提琴曲作者的说法。现在这首曲谱和李四光在国外常拉的小提琴，都陈列在纪念馆里。
晚年的李四光，生活很简单，衣着也很不讲究，得过且过，甚至补丁摞补丁。李四光去世后，工作人员想找几样遗物留下来，找来找去也没发现什么像样的值得保存的东西。
李四光夫妇在世时，这幢小楼只他们两人居住。他们去世后，女儿李林一家搬了过来。李林三年前过世，丈夫邹承鲁也患病在身。一门三院士，已传为佳话。
四十多年前，李四光家的小楼，李家南门外那棵有上千年历史的银杏树，以及明朝大太监刘瑾等历史人物的墓碑，都是周围颇为扎眼的标志。如今高楼林立，李四光故居被夹在当中，小楼因年久失修，多少显得有些残旧。

他们相识于高中，同班同学。在那个保守又羞涩的年代，他们坐了多年的同桌，却极少有交流，高中三年他与她总共说过的话只用一只手就可以数过来。

很久以后当她回忆起来那段日子，能想到的就只是无聊的课程与考试，至于少年的他，只是一个模糊的侧影而已，是那个“似乎有点聪明，很会做恶作剧”的男生。

那时的国家仍处于一场所谓革命的后期，一切混乱都没有彻底平静。日子有一点无聊，有一点迷茫，有一点激荡。

无论怎样，高中三年还是就这样匆匆滑过，高考时，她如愿考上了东北那个知名学府，远离了家乡，而他也在考试中榜上有名，坐着火车来到了南方的一个城市，进入了军校。

作为高考恢复初期的应届毕业生，考上大学的寥寥，他与她同时位列其中。不知是这小小的共同点让他注意到了她，还是之前同桌时的只言片语曾触动过他，男生那颗年轻的心，就这样悄悄埋下了一丝期盼。

那是在18岁的那一年，未来会怎样，他们并不知晓也从未考虑。大学的生活一切都是崭新的，生活仿佛充满了无数种的可能性。

女孩的日子波澜不惊，却也有滋有味。她会为复杂的高数头疼，也会在枯燥的毛概课上溜出去买瓜子，还会在寝室里与同学整晚聊天，同时也会在看完手抄本的小说之后偷偷憧憬着爱情。

而此时，在祖国另一端的男生，也认识了一众北京老乡，并以无数合作完成的恶作剧而闻名整个校园。

他们在各自毫不相干的生活里就那样一天天地过下去，一切就像是理所当然。女孩并不知道那恼人的高数会在很久之后忽然成为一个梦魇纠缠着自己的梦境，而男孩也从没想过一起恶作剧的老乡在多年以后成为了一辈子的兄弟，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给了自己和妻子莫大的帮助。

转眼大学毕业，女孩回到了北京工作，而男孩按照学校的分配，来到了东南沿海的一座城市，成为了沿海舰队的一员。

那一年的探亲假，男孩回到北京，辗转打听到了女孩的现状与住处。他经过了怎样的心理活动，如今我们已无从知晓，只是他大胆地来到了女孩家楼下，见到了刚刚下班回来的她。看到多年未见的老同学站在面前，女孩很诧异，然而这个老同学说出的话更是让女孩惊讶非常，并且再也无法平静。

那是个质朴的年代，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人们对一切的浪漫并不熟悉。在见面的那一刻，男孩非常直白且大胆地向女孩表达出了自己的感情。

许多年以后，当经历了人生起落的她向我说起最初的这一切，淡淡的微笑始终挂在嘴边，神色平静，眼神柔和了许多，她说，她也曾问过男生，这感情从何而起，男生自己也说不清楚，只是绝不是在表白的那一年。他曾将对她的感情埋藏在心里许多年，只因两人大学相隔了半个中国，他认为自己无法时刻陪在女孩身边，保护她，照顾她，因此迟迟没有对她说明。也正因这默默的关怀，当年的女孩在大学过得无忧无虑，没有过早的开始相思煎熬，也为这段感情避免了因年轻而可能产生的许多变数。

她说，一开始对于他，她是没有什么感觉的，毕竟上学时说话不多，也没有任何接触。但是在他再次出现之后，她越发地发现了男孩的好。

两个人在一起总有讲不完的话，说话办事都是那样合拍。女孩在大学期间曾经历过一段失败的恋情，被无数的吵架充斥，彼时在那个男生眼中她所有的缺点，此时却变成了男孩心里女孩最最可爱的地方。“也许这就是合适吧，”多年以后她这样说，“那时的我们，几乎从不吵架，我的想法和他的想法总是在没有沟通之前就出奇的一致。他对我又是那样体贴。”就这样，女孩从没有感觉，渐渐爱上了这个忽然出现在自己生活中的男生，尽管男孩在假期结束后回到了部队，两个人又相隔了半个中国，但是距离却没有对他们的爱情产生丝毫影响。在高中毕业7年之后，他们走入了婚姻。

那时的他们，无论是在家人还是朋友的眼中，都是模范夫妻，相爱至深，从不吵架，日子过的幸福无比，令人艳羡。

就在几天前，她去了一位多年老友家中做客，见到了朋友的妈妈，老太太还笑呵呵的对她说，还记得当年你和他感情多好啊，都不吵架。她回来后自嘲地跟我说，“可见不吵架也不是好事。”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开始相信幸福守恒，那样幸福的日子，用完就完了。

新婚的那几年，他依然在地方服役，直到孩子出生，两个人动用了各种关系，几经辗转，终于把他调回了北京，一家人才团聚，在单位分的筒子楼里，过上了挤挤挨挨热热闹闹的日子。

几年后，他转业，同朋友一起创业。在两个人的共同努力下，他们的生活越过越好，家里也渐渐富裕起来。他开始有应酬，出去吃饭喝酒唱KTV。

那年北京的KTV管理并不规范，陪酒的小姐普遍存在，他却只是一个人静静坐在角落，对这种事情不理不睬。朋友们笑他各色，笑他妻管严，他也只是笑笑，说他不是怕老婆，只是不想让老婆知道以后伤心。

他们的婚姻就这样走过了5年、7年、10年，感情却仿佛精心酿制的酒，时间越长越是散发出迷人的醇香。

就在婚姻的第十个年头里，不知是从哪一天，上帝躲在云后偷偷一笑，他们的生活就在不知不觉间，掀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年孩子只有7岁，才刚刚上小学，他们每周一起去送孩子上学，看着小小的孩子背着大大的书包，拽拽的走进校门，从来都是欣慰与欢喜充斥心间的他们，却忽然间被割舍不下的牵挂与面对不公命运的凄凉感击倒。

就是那一年，年轻的她忽然患上了乳腺癌。我不知道他们究竟经历过多少个不眠的夜晚，女儿还那么小，她不敢想象如果失去妈妈，她要怎样生活。查出不久她便入院治疗，他始终陪伴左右。

化疗是痛苦的，恶心，呕吐，高烧，还会大把大把掉头发，幸好有他在。她知道自己一定丑极了，但是他看她的眼神却温柔一如既往，把她照顾的无微不至，在周末从学校接回女儿，三个人总会团聚在医院病房里。

小小的孩子并不能理解生与死的概念，只是盼望妈妈快点好，来到病房看到妈妈，就像是回家一样。那时的那间医院，那间病房，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

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那些年的生活，在现在看来，就像是一出电视剧，揪心的剧情一个接着一个。

在手术成功后，她痊愈出院了，身体慢慢恢复起来，面对癌症这个可怕的字眼，她有惊无险地挺了过来，对于他们来说真是天大的好消息，美好的生活仿佛又在眼前缓缓展开了。

记得那段时间，他们经常带着孩子去家附近一家国际连锁的大超市买东西，花花绿绿的零食，国产的，进口的，只要孩子想要他们统统买来。

那仿佛是压抑之后的疯狂释放，只要看到孩子满足欣喜的笑脸，他们就觉得发自心底的高兴，就觉得生活充满了力量，充满了希望。然而这种简单快乐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很久，癌症再次降临到这个家庭。

这次是他，一直不听话的胃终于爆发出了世上最令人谈之色变的疾病。这无疑是又一记沉痛的打击。我们不知道当时只有三十五岁的他们，年轻的他们，是怎样坚强起来勇敢面对这接二连三的命运玩笑的，任何一个家庭哪怕面对其中一样都会有毁灭性的影响，而他们两个人，相爱至深的两个人，却在两年之间接连面对了彼此的病痛。

要知道癌症往往是致命的，而与女人的癌症早期不同，男人这次查出的是胃癌晚期。这对曾经幸福的夫妻在那些年无时无刻不被失去彼此的阴影笼罩。

这样大的心理压力，这样沉重而又无力的巨大悲伤，我无法想象他们要怎样面对，怎样承担，更不用说接踵而来的巨额治疗费用。

女儿当时在家旁边的一家私立寄宿制学校上二年级，在学年结束时，她义无反顾地来到学校，无论老师怎样挽留，毅然决然地给孩子转了学校，即使老师提出减免学费的条件，即使当时并没有找到下一个合适的学校来接受女儿。记得离开学校那一天，老师还在试图挽留，她与老师谈着谈着便泪流满面，没有人知道她其实是怕，怕他的时间不多了，怕忽然哪一天一直隐藏在心底不愿去想不愿触碰的成为了现实，她只想让女儿走读，才能多一点时间陪陪爸爸，多一点时间，一家人能在一起，即使明知有什么样的未来等在前面，也给自己一些机会，假装像正常的家庭一样，三个人在一起，正正常常的过寻常人的日子。

其实她明白，这样的寻常日子，也许真的不多了。

他们两个人都是真正的乐天派，即便在那艰难的日子里，他们也没有选择愁眉苦脸地过。只要不是在医院治疗，他们都会尽可能地按时接送女儿上下学，在周末带她一点一点玩遍整个北京城。

在那几年，女儿几乎转遍了北京所有的博物馆、游乐园、公园，他俩最喜欢的香山植物园，他们更是去了无数遍。

既然命运无处可躲，那就乐观积极地去面对，即便回忆起来，也是充满了快乐，便没有遗憾。

在没有出游安排的周日，他会带着女儿早早起床，去小公园里锻炼身体，陪女儿跳跳绳打打羽毛球，太阳高照之后父女俩去老家肉饼饱饱的吃顿早饭再回家，日子依然是简单快乐地进行着，看着女儿无忧无虑的笑脸，他们真的感到了欣慰。

虽然心底的苦、愁、与怕无处排遣，但也从没有流露一点。只是有一晚，他与朋友们出去吃饭，却喝到醉醺醺地，很晚才回家。她看他蹲在厕所吐的昏天黑地，心里又痛又恼，她知道，他心里难过，她知道他被病痛折磨，她也明白，他对女儿，对她，是怎样的放心不下，种种压力下的他需要发泄。

然而她也恨，恨他这种时候还不知道好好珍惜自己的身体，恨他让自己担心。一时她心里五味杂陈，骂了他两句便痛哭失声。那一刻的她与他，真的不知道未来会怎样，自己会怎样，在泪水中迷茫到绝望。

97年，这个她一生都不会忘记的年头，在一如往常的爆竹声中到来了。

年初时，邓小平逝世，不到9岁的女儿坐在电视机前，看着看着新闻忽然就哭了。他们当时见了，觉得小孩子还这么多愁善感，满有趣的。

现在想来，不知道小孩子是不是第六感灵敏，对后来发生的事情潜意识里有所察觉。那一年，他的病情逐渐恶化，在医生的谈话中越来越多地听到“转移”这两个字。他们曾彻夜商量要不要放弃治疗，全家搬到环境好风景好的小城市，放慢生活的脚步，静静享受生活。最终不知因为什么，他还是依照常规住进了医院，按部就班地接受治疗。

她除了上班就是在医院陪他，不顾自己大病初愈的身体，只是不愿错过能与他相伴的每一秒。那年的中秋节，女儿放学后就带着买好的零食来到了医院，他们三个人，在小小的病房里，吃着零食，看着电视，被片刻的平静与幸福环绕。

那些年，家对面的这间专科医院成了他们三人除家之外最熟悉的地方，甚至女儿与小伙伴玩耍都会选在医院的院子里，累了就可以上楼见到爸爸妈妈，轻车熟路就像回家。真正的家却成为了一个睡觉的住所。

尽管他们努力地治疗，努力地生活，努力地给孩子创造快乐的氛围，那个庞大而令人压抑恐惧的结局，却静静等候在哪里，从不会因为他们的积极快乐而掉头离开。

10月2日，这个在以后十年里都令她痛苦非常的日子，就那样到来了。他走了，他们的努力没有留住他，他们至深的爱情没有留住他，在坚持了两年之后，他可以说是解脱了。她一反常态地平静，平静地让人感到担心。她一个人默默地处理完他的后事，找了份忙碌异常的外企工作，一个人扛起整个家庭，挣钱，还债，养活幼小的女儿。

没有人知道，她在默默承受着怎样的痛苦，只是最初的两年里，她学会上网，认识了一众网友，常常在劳累工作一天之后与网友出去玩到深夜才回家，到家时孩子已经熟睡。

我们不知道她看着曾经他生活的那个家，感受着他留下的无所不在的气息，记忆，怎样熬过一个又一个夜晚，怔怔等待着天明。

多年以后，当她从这一切痛苦中慢慢走出，她告诉过我，最初那样地深夜与朋友在外面玩耍，只是因为害怕回家，害怕一个人面对漫漫夜晚，只是想把自己的精力一点一点耗干，回家可以什么都不想，倒下就睡。

却不知道，从此熬乱了自己的作息，熬坏了自己的心脏。即便如此，她也觉得值得，面对无法承受的痛苦，她只能选择逃避，她明白自己不能垮掉，还有幼小的孩子要照顾，那是她的孩子，更是他的。所以她逃避，这样才能好过一点。

人们都说，时间是治愈一切伤痛最好的良药，可是对于她，时间在她那份难以磨灭的感情面前却失了效。

这些年她才慢慢从那段感情中走出来，她数次对我说，在他走后的十年里，真的是每次想起他来就心痛难耐，只能告诉自己努力不去想，却屡屡在梦中梦到他，梦到以前他们共同经历过的一切，梦到他来找她，来看她，无数次地在午夜梦回时哭湿了枕头。

她只是看着女儿一点一点成长，看着女儿身上酷似他的小小神情与动作，才觉得欣慰。每年的清明与国庆节，她必带女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