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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罗庚
（1910～1985）

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10年11月12日生于江苏金坛，1985年6月12日卒于日本东京。

1924年金坛中学初中毕业，后刻苦自学。1930年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36年赴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学习。1938年回国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6年赴美国，任普林斯顿数学研究所研究员、普林斯顿大学和伊利诺斯大学教授，1950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中国数学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全国数学竞赛委员会主任，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外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学化学部副主任、副院长、主席团成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主任、副校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职。曾任一至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曾被授予法国南锡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主要从事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多复变函数论、偏微分方程、高维数值积分等领域的研究与教授工作并取得突出成就。40年代，解决了高斯完整三角和的估计这一历史难题，得到了最佳误差阶估计（此结果在数论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对G.H.哈代与J.E.李特尔伍德关于华林问题及E.赖特关于塔里问题的结果作了重大的改进，至今仍是最佳纪录。

在代数方面，证明了历史长久遗留的一维射影几何的基本定理；给出了体的正规子体一定包含在它的中心之中这个结果的一个简单而直接的证明，被称为嘉当-布饶尔-华定理。其专著《堆垒素数论》系统地总结、发展与改进了哈代与李特尔伍德圆法、维诺格拉多夫三角和估计方法及他本人的方法，发表40余年来其主要结果仍居世界领先地位，先后被译为俄、匈、日、德、英文出版，成为20世纪经典数论著作之一。其专著《多个复变典型域上的调和分析》以精密的分析和矩阵技巧，结合群表示论，具体给出了典型域的完整正交系，从而给出了柯西与泊松核的表达式。这项工作在调和分析、复分析、微分方程等研究中有着广泛深入的影响，曾获中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倡导应用数学与计算机的研制，曾出版《统筹方法平话》、《优选学》等多部著作并在中国推广应用。与王元教授合作在近代数论方法应用研究方面获重要成果，被称为“华-王方法”。在发展数学教育和科学普及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发表研究论文200多篇，并有专著和科普性著作数十种。

华罗庚
华罗庚同志是当代自学成才的科学巨匠，是萤声中外的数学家。他是中国解析数论、典型群、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与多复变函数论等很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与开拓者。

1910年11月12日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华瑞栋，开一爿小杂货铺，母亲是一位贤惠的家庭妇女。他12岁从县城仁劬小学毕业后，进入金坛县立初级中学学习。1925年初中毕业后，因家境贫寒，无力进入高中学习，只好到黄炎培在上海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学习会计。不到一年，由于生活费用昂贵，被迫中途辍学，回到金坛帮助父亲料理杂货铺。

在单调的站柜台生活中，他开始自学数学。1927年秋，和吴筱元结婚。1929年，华罗庚受雇为金坛中学庶务员，并开始在上海《科学》等杂志上发表论文。1929年冬天，他得了严重的伤寒症，经过近半年的治理，病虽好了，但左腿的关节却受到严重损害，落下了终身残疾，走路要借助手杖。

1930年春，他的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在上海《科学》杂志上发表。当时在清华大学数学系任主任的熊庆来教授看到后，即多方打听并推荐他到清华大学数学系当图书馆助理员。1931年秋冬之交，华罗庚进了清华园。

华罗庚在清华大学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他用了两年的时间走完了一般人需要八年才能走完的道路，1933年被破格提升为助教，1935 年成为讲师。1936年，他经清华大学推荐，派往英国剑桥大学留学。他在剑桥的两年中，把全部精力用于研究数学理论中的难题，不愿为申请学位浪费时间。他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国际数学界的注意。1938年回国，受聘为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从1939年到1941年，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写了20多篇论文，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数学专著《堆垒数素论》。在闻一多先生的影响下，他还积极参加到当时如火如荼的抗日民主爱国运动之中。《堆垒数素论》后来成为数学经典名著，1947年在苏联出版俄文版，又先后在各国被翻译出版了德文、英文、匈牙利和中文版。

1946年2月至5月，他应邀赴苏联访问。 1946年，国民党发动内战，昆明城内恐怖万分，他于6月离开昆明赴上海， 9月和李政道，朱光亚等离开上海前往美国，先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担任访问教授，后又被伊利诺大学聘为终身教授。

1949年新中国成立，华罗庚感到无比兴奋，决心偕家人回国。他们一家五人乘船离开美国，1950年2月到达香港。他在香港发表了一封致留美学生的公开信，信中充满了爱国激情，鼓励海外学子回来为新中国服务。3月11日新华社播发了这封信。1950年3月16日，华罗庚和夫人、孩子乘火车抵达北京。

华罗庚回到了清华园，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接着，他受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邀请开始筹建数学研究所。1952年7月，数学所成立，他担任所长。他潜心为新中国培养数学人才，王元、陆启铿、龚升、陈景润、万哲先等在他的培养下成为著名的数学家。

回国后短短的几年中，他在数学领域里的研究硕果累累。他写成的论文《典型域上的多元复变函数论》于1957年1月获国家发明一等奖，并先后出版了中、俄、英文版专著；1957年出版《数论导引》； 1959年莱比锡首先用德文出版了《指数和的估计及其在数论中的应用》，又先后出版了俄文版和中文版；1963年他和他的学生万哲先合写的《典型群》一书出版。他为培养青少年学习数学的热情，在北京发起组织了中学生数学竞赛活动，从出题、监考、阅卷，都亲自参加，并多次到外地去推广这一活动。他还写了一系列数学通俗读物，在青少年中影响极大。他主张在科学研究中要培养学术空气，开展学术讨论。他发起创建了我国计算机技术研究所，也是我国最早主张研制电子计算机的科学家之一。

华罗庚以高度的爱国热情参加新中国的各项社会活动。 1953年，他参加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赴苏联访问。他作为中国数学家代表，出席了在匈牙利召开的二战后首次世界数学家代表大会。他还出席了亚太和平会议、世界和平理事会。 1958年他和郭沫若一起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在新德里召开的“在科学、技术和工程问题上协调”的会议。

1958年，华罗庚被任命为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兼应用数学系主任。在继续从事数学理论研究的同时，他努力尝试寻找一条数学和工农业实践相结合的道路。经过一段实践，他发现数学中的统筹法和优选法是在工农业生产中能够比较普遍应用的方法，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改变工作管理面貌。于是，他一面在科技大学讲课，一面带领学生到工农业实践中去推广优选法、统筹法。1964年初，他给毛主席写信，表达要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决心。同年3月18日，毛主席亲笔回函：“诗和信已经收读。壮志凌云，可喜可贺。”他写成了《统筹方法平话及补充》、《优选法平话及其补充》，亲自带领中国科技大学师生到一些企业工厂推广和应用“双法”，为工农业生产服务。“夏去江汉斗酷暑，冬往松辽傲冰霜”。这就是他当时的生活写照。1965年毛主席再次写信给他，祝贺和勉励他“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

“文革”开始后，正在外地推广“双法”的华罗庚被急电召回北京写检查，接受批判。周恩来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指示：“统筹方法还是要搞的。”1970年4月，国务院根据周总理的指示，邀请了七个工业部的负责人听华罗庚讲优选法、统筹法。这之后，他凭个人的声誉，到各地借调了得力的人员组建“推广优选法、统筹法小分队”，亲自带领小分队到全国各地去推广“双法”，为工农业生产服务。小分队共去过26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所到之处，都掀起了科学实验与实践的群众性活动，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他的工作受到胡耀邦、叶剑英等同志的关心和支持。

1975年他在大兴安岭推广“双法”时，因积劳成疾，第一次患心肌梗塞。

粉碎“四人帮”后，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多年的研究成果《从单位圆谈起》、《数论在近似分析中的应用》（与王元合作）、《优选学》等专著也相继正式出版了。 1979年5月，他在和世界隔绝了10多年以后，到西欧作了七个月的访问，以“下棋找高手，弄斧到班门”的心愿，把自己的数学研究成果介绍给国际同行。

[1956年沉思在数学王国的华罗庚，他的专著《典型域上的多元复变函数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浆。]

1982年11月，他第二次患心肌梗塞症。

1983年10月，他应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邀请，赴美作为期一年的讲学活动。在美期间，他赴意大利里亚利特市出席第三世界科学院成立大会，并被选为院士；1984年4月，他在华盛顿出席了美国科学院授予他外籍院士的仪式，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1985年4月，他在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华罗庚担任的社会工作很多。他是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他于1952年9月加入民盟，1979年当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他1958年就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1979年6月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答邓颖超同志的勉励时他表示：“横刀哪顾头颅白，跃进紧傍青壮人，不负党员名。”

1985年6月3日，他应日本亚洲文化交流协会邀请赴日本访问。6月12日下午4时，他在东京大学数理学部讲演厅向日本数学界作讲演，讲题是《理论数学及其应用》。下午5时15分讲演结束，他在接受献花的那一刹那，身体突然往后一仰，倒在讲坛上，晚10时9分宣布他因患急性心肌梗塞逝世。

华罗庚一生在数学上的成就是巨大的，他的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多个复变函数论、偏微分方程及高维数值积分等很多领域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之所以有这样大的成就，主要在于他有一颗赤诚的爱国报国之心和坚忍不拔的创新精神。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毅然放弃美国终身教授的优厚待遇，迎接祖国的黎明；他才能够顶住非议和打击，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成为蜚声中外的杰出科学家。

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

华罗庚同志是伟大的数学家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民主同盟卓越领导人、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主席团委员及学部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华罗庚同志，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于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二日晚在日本东京不幸逝世，终年七十四岁。华罗庚同志的逝世是我们党和人民在科学技术事业上的一个重大损失。全国人民为失去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而万分悲痛。

华罗庚同志1910年11月12日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一个城市贫民的家庭。一九二四年他从金坛县立中学初中毕业，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学习，因家庭贫困，一年后离开了学校，在父亲经营的小杂货铺当学徒。在此期间，他利用业余时间自学数学。一九二九年，他在金坛中学任庶务会计，开始在上海《科学》杂志发表论文。他的论文《苏家驹之代数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受到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的重视。经熊教授推荐，他一九三一年到清华大学工作。他只用了八年的时间，从管理员、助教、讲师进而到英国剑桥大学研究深造，一九三八年受聘任昆明西南联大教授。在极为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他白天教学，晚上在菜油灯下孜孜不倦地从事研究工作，写下了名著《堆垒素论》。但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一名著无法出版，只好送到国外出版，直到解放以后才以中文版在我国正式发行。一九四六年秋，迫于白色恐怖，他出走美国，先后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伊利诺大学终身教授。195O年，华罗庚同志响应祖国召唤，毅然从美国回到北京，先后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数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学部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主任、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会长等职。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投入到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特别是数学研究事业之中。

华罗庚同志是当代自学成才的科学巨匠，是萤声中外的数学家。他是中国解析数论、典型群、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与多复变函数论等很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与开拓者。他的著名学术论文《典型域上的多元复变数函数论》，由于应用了前人没有用过的方法，在数学领域内做了开拓性的工作，于一九五七年荣获我国科学一等奖。他的研究成果被国际数学界命名为“华氏定理”、“布劳威尔--加当--华定理”、“华--王(元)方法”。华罗庚同志一生为我们留下了二百篇学术论文，十部专著，其中八部为国外翻译出版，有些已列入本世纪数学经典著作之列。他还写了十余部科普作品。由于他在科学研究上的卓越成就，先后被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法国南锡大学、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荣誉博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他的名字已载人国际著名科学家的史册。华罗庚同志是中国科学界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十亿中国人民的骄傲。

华罗庚同志也是我国最早把数学理论研究和生产实践紧密结合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从五十年代末期开始，他就走出书斋和课堂，来到广阔的工农业生产实践之中。他把数学方法创造性地应用于国民经济领域，筛选出了以改进生产工艺和提高质量为内容的“优选法”和处理生产组织与管理问题为内容的“统筹法”(简称“双法”)，并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写出了《优选法乎话及其补充》和《统筹法平话及补充》两本科普读物。二十多年来，华罗庚同志为推广“双法”，足迹遍及全国二十六个省、市、自治区。他组织和领导了广大工人、农民、战士和工程技术人员参加推广“双法”，使“双法”得到大面积普及和推广，以至运用到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研究，不仅为节约能源，增加产量，降低消耗，缩短工期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而且培养了一支为国民经济服务的科技队伍。毛泽东同志对华罗庚同志在科学上的这一创新曾给予高度评价，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两次写信给华罗庚同志，”祝贺和勉励他“壮志凌云，可喜可贺”，“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年动乱期间，当华罗庚同志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时，周恩来同志以大无畏的精神挺身而出，保护华罗庚同志，支持他继续从事“双法”的研究和推广工作。胡耀邦同志一九八二年给华罗庚同志写信，充分肯定他把数学理论应用于生产实践，号召“更多的同志投身到新技术、新工艺攻关的行列中去，从而把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共同建造中国的“通天塔”。

华罗庚同志是一位经历过新旧两个不同时代，从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的我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早年，他曾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爱国运动，是李公朴、闻一多烈士的挚友。一九四六年春，他应邀赴苏联访问，写下了《访苏三月记》，表达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新中国的诞生，更加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他看到“祖国已黎明”，放弃在美国终身教授的优厚待遇，冲破重重封锁，回到祖国的怀抱。在横渡太平洋的航船上，他致信留美同学：“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他爱国不怕险，纯真赤子心，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和一切爱国知识分子的称颂。华罗庚同志在长期的科学研究工作中，特别是在把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强烈要求加人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十年动乱期间，他虽然身处逆境，但也未动摇对党的信念。拨乱反正以来，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心情舒畅，精神振奋。一九七九年，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宿愿。他在答邓颖超同志的祝贺中兴奋地写道：“沧海不捐一滴水，洪炉陶冶砂成金，四化作尖兵”，“横刀哪顾头颅白，跃马紧傍青壮人，不负党员名”；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坚定信念和高尚情操。他把入党作为自己前进道路的新起点，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不顾年老体弱多病，以惊人的毅力，经过三年的拼搏，终于把十年浩劫中被盗走的手稿重新追忆出来，写成了《计划经济大范围最优化的数学理论》不仅完整地记述了以往的研究成果，而且有了新的发展。

华罗庚同志还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是一至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他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为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献计献策。他积极参加民盟的活动，为民盟工作的开展，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和实现祖国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他多次出国访问，广交朋友，在华裔知识分子中从事大统一、大团结的工作，常以“海外有知己，天涯成比邻”的诗句，来激励海外华人为祖国四化建设和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出力，并为加强我国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和科学文化交流，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华罗庚同志是推动我国科学事业前进的伟大数学家，是中华民族一代人自学成才的典范。华罗庚同志的一生是光荣的、战斗的、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为了振兴中华和人类进步，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人民的科学事业。他走过的道路，一是本世纪我国知识分子前进的光明大道。华罗庚同志给我国和世界科学文化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他是我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学习的榜样。华罗庚同志自学成才，勤奋求实，勇于开拓，永远向前。他一共上过九年学，只有一张初中毕业文凭，最后能成为蛮声中外的杰出科学家，完全是依靠刻苦自学取得成功的。他即使到了晚年，在学术界的声望和地位已经很高，仍然手不释卷，顽强地读和写。他从不迷信天才，认为：“天才由于积累，聪明在于勤奋”。他提出“树老易空，人老易松，科学之道，戒之以空，戒之以松，我愿一辈子从实而终”的名言，作为对自己的告诫。直到他逝世前不久，还这样写道：“发白才知智叟呆，埋头苦干向未来，勤能补拙是良剂，一分辛苦一分才。”这就是华罗庚同志成功之路的秘诀。

华罗庚同志热爱祖国，热爱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常说：“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自己的祖国的。”他企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和对党的热爱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只要是党的需要他愿赴汤图火。他把“一心为人民”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用以衡量一切是非真谬的尺度。他把自己的思想、行为、追求、理想，溶于祖国、党、人民的最高利益之中，不愧为一位品德高尚的共产党人。华罗庚同志精心扶持年轻一代茁壮成长。他十分注意发现和推荐脱颖而出的拔尖人才。他是新中国在中学生中开展数学竞赛的创始人和组织者，引导青少年从小热爱科学，进入数学研究领域，扶持他们成为我国新一代的数学家。华罗庚同志顽强拼搏，为四化奋斗到最后一息。十年前，华罗庚同志第一次患心肌梗塞症，出院后曾留下这样的诗句：“壮士临阵决死，哪管些许伤痕。向千年老魔攻战，为百代新风斗争，慷慨掷此身!”一九八二年秋，他因日夜写作，劳累过度，第二次患心肌梗塞住进了医院。他在病床上谆谆要求助手们坚持为国民经济服务的方向，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推动应用数学的发展。今年六月三日，他带领一批中年业务骨干赴日本进行学术交流。十二日下午，在向日本数学界作学术报告的讲坛上，当他讲金最后一句话时，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一颗恒星就此陨落.我们敬爱的华罗庚同志，为祖国的四化建设，为加强中日两国人民和科技界人士的友好合作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实现了他“最大希望就是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壮丽誓言。华罗庚同志与我们永别了，华罗庚精神将永存。让我们以他为榜样继续为中国的腾飞贡献自己的力量.

你想要的是中国古代教育史，那么就请从头看起（比较多，我适当删减给你转载一下）：
有文献记载的可追溯到有虞时代舜所设庠，舜时，设庠为教，分下庠，上庠，七岁入下庠，庶老为师，十五岁入上庠，国老为师。
我们从上古时期就非常重视教育。
先秦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春秋时期，孔子办学，开启了私学教育。
夏商时期的情况是这样的：夏朝，国家就设立了以“序”为形式的官方学校，到了商代中华文明已经有了一定的文化积累，并形成了成熟的文字系统，在此基础上，开始出现新的学校形式“瞽宗”。从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上，发现当时的学校还被称为：大学、右学等，教育的对象主要面及贵族子弟，学习内容以文武、礼仪、乐舞等为主，在天文、历法方面也多有涉及。而老师则由巫师、乐师或者政府官员充当。
周时期进一步发展：西周时期，政府设国学和乡学两类。国学又分大学和小学两级，而乡学则多称为庠、序、校、塾等。《礼记. 王制》记载，“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西周前期，因战事频仍，学校教育以武事为主，而西周后期政权稳定，开始倾重文化教育。当时大学学习以礼、乐、射、书为主，而小学则多学六艺基础知识。而此时的教育依然一贵族教育为主，平民是很难进入官办学校学习的。

出土于西周初期的《大盂鼎》记载，“女妹辰又大服，余隹即朕小学，女勿克余乃辟一人”，意思是大孟年纪很轻时父亲就死了，他继承了父亲的官职。康王就对他说:“你年纪这么轻就做官，我要你进我的小学。”。
教育内容

一为书、数，西周时，人们已经开始在学校教授基本的计算方法，类似今天的“九九乘法表”一样。二为射、御，主要教授学生驾驶车辆、战马，并学习射击等内容。三为礼、乐，此部分主要学习《周礼・春序》中记载的吉，凶，宾，军，嘉等礼仪规范。
教育方向

一为西周统治者要求学生能够在学习上涉猎广泛，文武兼备，周成王对伯禽说:“夫有文无武，无以威天下；有武无文，民畏不亲；文武俱行，威德乃成”就是这个意思。二为统治者要求学生能够将所学在实际中熟练应用。三为周朝的教育侧重点不同，有前重武后重文现象。
教育特点

西周教育的最大特点就是“学在官府”，而且还专有教育的器具和材料，《周礼・地官司徒》说：“闾共祭器，旅共表器，党共射器，州共宾器，乡共吉凶礼乐之器”，可见礼乐之器当时是多么重要的物什。
东周时期，战乱频仍，礼乐崩坏。周王失去了对全国的控制，诸侯开始为政一方，不受管制。诸侯开始在设立自己的官学，称为“痒宫”。然而此时的教育开始由官方向民间延伸和发展，“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所谓“百家争鸣”就是当时教育的典型写照。孔子出名正是因为他开创了私人办学先河。之后诸子百家多是各自立学说，招门生，既是教育，又是宣传。由于战乱频仍的关系，各国都需要大量的人才为自己服务，而私学的盛行正好满足了统治者的需要，也带来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繁荣。此时的教育脱离了官学形式的束缚，开始变的多样性，可以说是无所不谈，从生到死，从和平到战争，从法律到诉讼，无所不包。诸侯开始脱离官办教育的角色，主要以“养士”来吸引人才。教育特点上首先内容无所不包，其次学宗百家，三为讲求实践与实际相结合，且教育场所不固定，或家，或官，或野。四为教育平民化。
秦代：后，初设博士之官，掌管全国教育，因多爱批评时政，丞相李斯提出：“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并批评私学的存在，“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学议之”。秦始皇采纳李斯意见之后，实行严酷的专制统治，取消并禁止办私学，焚书坑儒，屠杀博士和方士。要求希望学习的人“以吏为师，以法为教”。古代教育遭到沉重打击。
汉代：。汉武帝于是在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把儒家典籍《诗》《书》《易》《礼》《春秋》拔高到“经”的地位，并设儒家五博士，取消了其它各家传记博士，使朝廷教育方针向“独尊儒术”转变。元朔五年（前124年），汉武帝立太学，置弟子五十人，设五经博士教授儒家经典。其时在郡国称为学，在县称为校，在乡称庠，在聚称序，学、校分别设经师一人，庠、序各设孝经师一人，以主掌地方儒学教育。新形式的官办学校开始形成。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中国教育开始以儒学经典为主要教授和学习方向。将儒家经典作为课堂的必修教材。人们在官学学习儒家经典，进而通过“举孝廉”、“征茂才”、“举贤良方正”等方式进入政府。太学设立后，对学生的出身不做严格要求，为才华出众是举，并对家境贫寒者提供资助。
两汉时期，国家教育管理机构也逐步完善，中央设太常兼管教育。蜀郡守文翁成都石室办学以后，地方学府兴起，由行政长官兼管。太学或其他中央学校以及地方学校主要教授学生儒家经典，兼插六艺，在辞、赋、画、书等方面也无所不包。

私学方面虽然没有得到更多发展，但在教育模式上以和官学接近。幼年以认字教育为主，少年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青年以研究和应用为主，基本和官办学校教授内容相同。

魏晋南北朝：由于“丧乱弘多”，政局跌荡，官学衰落，士族阶层转而从《老子》、《庄子》和《周易》中找思想依靠，形成了“玄学清谈”。嵇康就是其中代表人物。教育内容除官学外，已不在以儒家经典为主，开始教授相对立的放任思想，有人提出”超名教，任自然”等观点，不再学宗一师，且不主张学习和实践相结合，讲究清净无为。

地方私学兴盛起来，凭藉“朝章宽简，政网疏阔”却有了长足的发展，当时的情形是“横经受业之侣，遍于乡邑；负笈从宦之徒，不远千里”。教育模式也向家族式、私塾式两个方向发展，而家族式教育成为这个时期的主流模式，进而士族家庭人数繁多，逐渐形成了世族势力。世族家庭教育不在以儒学为主，更兼玄学及博弈书算方面，并将儒释道相互掺杂，教授知识面也逐渐变广。此时民间多学经学，而贵族家庭则更倾向诗、书、朝仪等方面，有些家族则世代只通一门，或历史，或礼仪，或琴棋书画，王献之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

隋唐教育的系统化：隋唐时期由于政治、文化、科学、经济等方面都发展迅速，国家教育模式也摆脱了汉代独尊儒术的观点，同时兼顾佛道思想，逐渐形成以儒学为主，佛道为辅，兼通六艺的发展方针。

隋文帝开国后，在中央设立了国子寺，设寺祭酒转管教育，又置博士、助学等充当老师。下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算学、书学等专科学校，大理寺同时设立了律学，教授法律。由于隋初学校系统发达，学生众多，但人才鲜少，隋文帝下诏废天下之学，只保留国子寺一所综合式学校。国子学后改称太学，而隋炀帝以后，国子寺改为国子监，并在地方设立庠、序等学校，教育规模逐步扩大。但由于隋炀帝好兴边事，战争不断，学校教育最终变的徒有其表，失去了为国家选拔人才的意义。 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始置进士科，开创了科举考试制度，为国家教育和选拔人才提供了新的方式由于创制之初，规矩尚不完备，考试内容、方式等没有定式，所以对国家教育未形成重要影响。

唐朝是中国教育完善和发展的重要阶段。唐高祖建制以后，继承了隋朝的教育制度，在国子监之外又设立弘文馆、崇文馆两所贵族式学校。地方设立州学、县学。除教育科目繁多以外，唐高宗还令当时在各学科有造诣的官员编写各科教材，指定为“国学行用”书籍。教育年限不等，有三年，也有七年，分科完成。学生来源也屏弃了魏晋唯出身的陋习，不分贵贱，唯才是举。科举考试制度也在这一时期得到完善，公元702年，武则天还创设武举，以选拔武术人才。唐朝后期，韩愈提出了按照人性的不同，因才施教。强调教育对一个人品性的影响。唐朝教育随着国力日盛，继而发展成为国际教育。高丽，新罗，百济，日本，安南等国家都派遣了留学生或留学僧来国子监学习各科课程。据统计，当时中央和地方学校在学人员达到6万多人，各科人才备出，专科优异也可为官成为那个时期的主要体现。主要的教育机构是国子监。国子监设祭酒一人，是最高行政长官。设司业二人，助祭酒掌邦国儒学训导之政令。设丞一人，督导学生学业。设主簿一人，负责文书簿籍，掌管印监。府州县学学生由长史掌管。国子监设有博士、助教、直讲等，主管经学教授。老师多以社会名流、政府官员充当。

弘文馆则是主要生源。崇文馆要求学生都是一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国子监为文武三品以上，太学五品以上，四门学七品以上及庶人才学优异者都可参加。律学、书学和算学需八品以上并兼收社会专攻型人才。级别上，弘文馆、崇文馆最高，国子监次之。中央学校生源选拔主要来自贵族子弟及各地考试优异人才。地方官学中的优秀人才也可经推荐、考试后进入太学学习，平民入学者称“俊才”。学生学习时间长短不一，入学时间也不相同。毕业年限分6年和9年两种，按学习科目划分。

官学分旬试、岁考、毕业考三种。旬试即10天一考，考试内容为背诵和讲解儒家经典。岁试即年终考试，考试内容以年内所学所有课程，分上等、中等、下等三个分数线。下等为不及格，需重新学习，不及格三次则需延长在校时间，累至9年仍不及格者，令其退学。毕业考由博士出题，国子监祭酒监考。各学学生能通二经者，平民能通三经者，才有资格考试。各地官学考试及格者由下往上，升入上级学校学习，直至升入太学、国子监学习。

宋代：重文轻武政策

宋初皇帝采取“重文轻武”政策来缓解武将谋国的压力，提高文人的政治待遇，这一政策也体现在国家教育上。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在解除武将兵权的同时，重用儒臣，实行儒臣执政、以文代武的政策。宋太宗以后后，提倡“用文德礼治”，“遵周孔之礼”，主张以儒学为修身之道，同时讲求佛道思想的作用。宋仁宗时，下诏州、县办学，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度。
兴学运动

第一次兴学运动发生在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即“庆历兴学”。旨在对教育机构和科举制度进行改革。 内容有在州县设立学校，扩大太学和国子监规模，增加讲经博士人数，规定凡受教育者才可参加科举考试，考试内容改为策、论、诗赋三种。但运动因组织者范仲淹被罢黜官职，只进行了很短的时间，就匆匆结束。

第二次兴学运动从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开始至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继续推进，由同平章事王安石倡导，改革内容将太学分为三个等级，即所为三舍法，下舍成绩优秀升中舍，中舍优秀升上舍。熙宁四年五月在地方设立官学，拨学田，置小学教授。十月颁布“三舍法”，改革太学。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颁布太学令。改革科举取士的方法。王安石认为国家选拔人才应“本于学校”，提出停止明经试科，增加进士名额，取消科举考试中的诗赋、帖经和墨义内容，改为经义和策论。同时恢复各类专科学校。王安石还提出学校教育要”求专门，兼文武”，在东京设立武学，教授军事知识。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朝廷设立了经义局，对《诗》、《书》和《周礼》进行新的注释和讲解，汇编成《三经新义》作为全国教育系统统一经学教材。此次兴学运动时间长，成效大，但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兴学运动也中途而废。

* 第三次兴学运动从宋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开始，这年八月，诏天下兴学，以“三舍法”令行天下。州置教授二员，县置小学。县学生选考升州学，州学生三年升太学。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又下诏以学校取士，停废科举。崇宁兴学的目的在于恢复第二次兴学运动中的改革内容，学校制度变化不大。
宋代官学，规模空前，政府在中央设立国子监、太学、武学、律学及四门学和广文馆。中央各部门也设立书学、算学、画学、医学。地方上，设立州县两级学校，并在路设立学官。教师先由地方选聘，后改聘进士或国子监、太学毕业学生，教材有国家统一颁布，多以五经为主。

有宋一代，各地书院式私学盛行，主要由于自唐朝以来，印刷业发达，书籍增多，民间可掌握的教育资料也开始增加，又因五代时战乱四起，教育中断，想学习的人一般都集中在有学识的学者的周围，既而形成书院。宋朝时，官方为了对私人办学进行管理，对私学“赐匾”、“赐书”、“赐学田”，给予承认，于是书院形成了以私学，半官办，官办私学等多种方式。另外由于当时有学识有威望的学者，比如朱熹、陆九渊都喜欢在书院讲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书院式私学的威望。著名书院有石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和茅山书院。�南宋时期，书院规模扩大，学生增多，逐步在社会上形成另一种办学和上学的风气。书院也从最初的教学场所变为兼顾研究的学术机构。
两宋时期，由于国家重视文人，经济发达，使得国人受教育程度也越来越高，对于受教育的目的，怎么教育人，各时期没有统一观点。王安石主张学以致用，为国家政治服务。范仲淹主张学以研究，为国家体制的改革服务。陈亮等人主张受教育是为了谋取功名，建功立业。这时期的学派代表都主张”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的知识都可以拿来学习。南宋时期的程朱理学主张受教育要“明天理，灭人欲”，主张教育目的是为了培养人的品德，强调教育的连续性，提出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教学的基本用书。
辽金两国的教育

辽金两朝为了巩固本民族在中原的统治，笼络文人，仿照中原教育制度，在中央设立国子监，地方设州学、县学，并举行科举考试，推崇儒释道思想，对中国教育起到了推进作用。对于本民族，辽金还设立了特殊学校，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58年）创设女真国子学，仅限金人子弟优异者入学。地方还设立女真学府及京外医学。在宫廷还设立宫廷学校，专门教授宫女。
元朝教育的低迷
元朝统治者仿照宋制，在中央设立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三类学校。地方上各级行政区域除设立普通官学外，还设立了培养专门人才的医学，蒙古学，阴阳学。在农村还设立社学，社学是一种启蒙式的小学校。虽然元代也于公元1313年恢复科举制度，学习和考试《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主，讲解以以朱熹《四书集注》为准。以注解《四书》为考试内容，也从元代开始。虽然元朝有完善的教育体系，但由于统治者过分强调种族优越性，将国家管辖的民族为为不同等级，蒙古有蒙古法，而汉人有汉法，造成种族对立。元朝的教育制度并没有缓和这种对立情绪，进而转变为大规模农民暴动，导致亡国。

明朝教育的兴盛
教育机构逐步扩大和完善

明朝开国后，朱元璋非常重视教育，并在刘基、宋濂等大臣的参与下，制定了一系列完善国家教育的方针政策。明朝在中央设立国子监、太学、宗学、武学、医学、阴阳学等学校，地方上，在内地省份设立府学、州学和县学，边疆省份设立卫学，统一名称为“儒学”，按照地方行政等级不同称为都司儒学、行都司儒学、宣慰司儒学、按抚司儒学、诸土司儒学等。洪武八年还在乡村设立社学，明孝宗弘治十七年还规定乡村每35户就要设立社学一所。中央以礼部作为全国教育管理机构，地方则在诸路设置学政等官掌管教育。

明朝为照顾功勋旧臣，对这些人的子孙特别优待，他们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直接进入学校学习。生源一般分为“举监”、“贡监”、“荫监”、“例监”四部分，前二者，多为地方选拔的优秀学生，后二者多为官员子弟或对朝廷有物资贡献人的子孙。在国子监读书的称为监生。此外还有来自朝鲜和琉球的留学生也在国子监学习。

八股取士

由于科举考试实行几百年，逐步完善，程序越来越复杂，而在考试内容方面也越来越狭窄。明朝科举考试提倡程朱理学，以“四书”、“五经”为主。而“四书”、“五经”又以《四书大全》、《五经大全》作为科举取士的唯一教材。并作为全国教育系统的统一教材。在考试模式上，也规定必须使用八股文写作，字数也受限制，内容不能自由发挥，这严重影响了学生思想的多样性。
书院政治

明朝初期，书院教育模式被命令禁止，后又逐渐小范围恢复。但这时期的书院已经褪掉私学的角色，成为了官学的另一种形式。张居正当政时，以书院学生聚齐在一起发泄对朝廷不满为由，大量毁坏书院。明朝末年，无锡人顾宪成被罢官归还原籍，出于对朝廷政治的不满，遂聚徒讲学，并以东林书院为基地，不时议论朝政，和朝廷里的清流派相呼应，形成了历史上的“东林党”，逐渐卷入政治旋涡中，书院教育也逐渐失去以教育为主的功能，成了朝野政治斗争的工具。
王守仁的道德教育与明末启蒙教育理论

明朝中叶，王守仁对流行已久的程朱理学提出批评，认为程朱理学讲求的品德修养和现实严重脱钩，应该将教育目的放在“致良知”，即忠孝仁义信等对自身的实际的道德修养，掌握辨别是非的能力，作到“省查存养”，有事无事都要时刻对自身和外界进行是非错误的辨别。王守仁还主张对于萌芽教育，要顺应孩子的“乐嘻游而惮拘检”之情。到了明朝末期，随着社会矛盾激化，边界战争和内部人民暴动频起，以及在经济发达地区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主张人性不分善恶，是与生俱来。他们批评程朱理学主张的中庸之道，反对无关外界的“修身养性”，提出教育要”经世致用“，学习各方面知识，反对八股文钳制人的思想，讲求学习和实践结合，学会应用所学知识，趋利避害，强调“履事、习事、实历、习行、习作、实践”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
清朝传统教育的衰落
清代前期国家教育体系沿用明制，顺治元年（1644年），清世祖入主北京，恢复科举考试，并修复国子监，改称国学，设置祭酒、司业及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籍、典簿等官，并设府道州县学，乡村设置社学、义学，边疆设置卫学。为满族和蒙古族设宗学、八旗学、蒙古学。后来在国学内设立满洲司，允许八旗子弟进入国学学习。清代前期教育和明朝教育体制变化不大，除进一步完善教育的基础建设以外，还增加老师的人数，提高老师的授课水平，注重选师的能力和学识。清朝也接受外国留学生在国子监学习，比如俄罗斯，琉球两国在不同时期都派遣过留学生。
清朝教育在考试方面对科举制度作了更严格的规定，在严肃制度、慎重科名、防止弊案作出了更细致的规定，并相应的提高了科举考试人员的待遇。顺治丁酉科作弊案和康熙辛卯科作弊案成为清代前期最著名的考场舞弊事件。由于清朝政府注重汉族知识分子，在科举考试中，规定宗室不参加乡、会试，旗人、蒙古人不得录为三甲。另外前期教育中，政府注重平衡各地的教育差距带来的考试不公平现象，按照各地教育的规模和入学人数分配考试录取名额。然而由于清朝在教材上以“四书”为主，考试内容也是在四书中寻章摘句，让考生根据官方注解进行解析，使得学生为了考试而考试，学习面过于狭窄，达到不知古不识人的程度。鸦片战争之后，洋务运动如火如荼，青年学生开始被派遣到外国留学，带回先进技术的同时，也带回许多先进的观念。在传统教育和外国教育的碰撞中，传统教育因在科技方面的缺失而越来越受到留洋学生的轻视。张謇提出“教育救国”，希望通过学习外国先进的文化，挽救中国的衰亡。但他不主张完全嫁接外国教育模式，提出严格教育论，“凡教之道，以严为轨。凡学之道，以静为轨，有害群者去之，无姑息焉”。容闳提出中国教育应借鉴西方模式，取消科举考试，让学生学习各方面知识。国家经历洋务运动、庚子国变之后，传统教育受到各界的批评日间增多，以至于光绪三十二年，朝廷废止了传统的科举考试，改设新学，先按传统考试发放录用人才，在设立小中大学堂之后，又根据成绩优劣授予功名式文凭。
自此，中国新学开始，新式教育兴起，中国教育史也不再是古代教育史了。你可以自己w-i-k-i百度不让我发他们的网站。用谷歌搜一下。我是转自那里的。看看还真是长知识。

读“hao hao shan shang（第一声）”，这来源于范仲淹《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浩浩汤汤hào hào shāng shāng
浩浩汤汤的中文解释
以下结果由汉典提供词典解释
【解释】：犹浩浩荡荡。指水势壮阔的样子。
【出自】：宋・范仲淹《岳阳楼记》：“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示例】：大江洪河出三峡，下底柱，奔腾冲突于平原之地，～，莫之能御矣。 ◎清・薛福成《论俄罗斯立国之势》

作者：fenkyo 回复日期：2005-6-28 2:26:10

作 者: 叶曙明(叶曙明)

老广为何要死守着自己的方言？

中原人在岭南定居后，他们带来的文化，便一如水银泻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处于弱势地位的土著语言――古百越语，很快被逐入深山老林、穷崖绝谷之中。客家人有一警句：“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言”。祖宗的语言，是他们在远离故乡，不得不挣扎求存于“瘴疠之地”时，仍然抱着庙宫未改，城社尚存的心态，坚守强势文化优越感的精神支柱，成为维系一个族群世代相传的重要纽带。
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位广东人，在广东出生，吃广东米，饮广东水长大，从小到大你填写简历时，籍贯一栏都是填广东。但有一天，冷不防有人问你：“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是广东人呢？”你脱口而出的回答是什么？因为我在广东出生？因为我父母是广东人？还是因为我的户口在广东？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在广府、潮汕和客家三大民系中作过一个调查，到底广东人是根据什么认定自己是广东人的？结果，在被访对象中，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是根据方言，其次是血缘关系，第三才是地缘关系。也就是说，人们是根据乡音，从茫茫人海中，找到自己的同乡的。就算你生活在梅州，但不会说客家话，你也不算客家人；就算你的户籍是潮州，但你不会说潮州话，走到街上也不会有人当你是潮州人。在广东人心目中，方言的位置就是这么高。方言的功用，并不仅仅是简单的信息传递工具，而且是重要的感情交流工具。
以前，北方人把广东话一律称之为 “禽声鸟语”。大清皇帝召见广东地方官员时，被他们一口一个“我�O、���O”搞得头大如斗，一怒之下，诏令闽粤两地都要设立正音蒙馆、正音书院，以驻防旗人为正音教师，全力推广普及官话。可惜驻防旗人本来就懒，又碰上广东这样的方言死硬派，推广了半天，广东人的舌头没有卷起来，正音书院却荒废倒闭了不少。
五岭之外，依然是一片鸟语花香。
今天，“推广普通话，迈向现代化”这个口号，喊得震天响。似乎方言成了现代化的障碍。其实，欧盟15个国家，统一了货币，统一了经济政策，也没统一语言，不是一样可以现代化吗？香港人在回归前也没有推广普通话，大家都说粤语，并不妨碍她成为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事实上，广东话与现代化并不矛盾，说到底，普通话只是一种交流的工具，无须提升到道德与素质的高度，甚至与国家前途、民族兴衰挂上钩。
广东人都是很讲实际的，只要生活确实有讲普通话的需要，根本不用政府采取行政手段，他自然会去学、去讲。只要有助于他“�h食”，别说是普通话，就是非洲土话他也肯学。学普通话就等于学英语一样，多掌握一种交流工具，绝对有赚不赔，但不能为了鼓励学习普通话，就去践踏自己的母语。广东人并不拒绝学习普通话，而且他们的“推普”是不遗余力的，“煲冬瓜”的水平，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中青年一辈基本上都能听能说了。只要尊重事实，就不会否认这个巨大的进步。
今天北方人到广州的商店购物，大部分售货员都会主动和他说普通话；公务员也都会讲普通话了；城市的大部分学校都用普通话教学了。据调查，银行、邮局、公园、商店、的士等行业的普通话也都全部过关。这还不够吗？难道非要广东人在家里也说普通话不可？非要粤剧也用普通话来演唱不可吗？

在全国七大方言中，粤方言是最古色古香的，大量原汁原味的古汉语词汇和用法，像“企”（站）、“食”（吃）、“行” （走）、“颈”（脖子）、“渠”（他、她）、“晏”（晚）、“悭”（节省）、“无”（没有）、“银子”（钱币）、“卒之”（最后）、“姑勿论”（且不说）、“于是乎”（于是）等等，读起来儒雅之至，白话文早就没人这样用了，可在粤方言里，还大行其道，成为市井坊间的日常口语，甚至连“嗟”、“噫”这些古汉语中的感叹词，广州的小孩子也常冲口而出――“嗟，怕乜？”（“嗟”白话读作“车”，含否定之意，“怕乜”即“怕什么”。）“噫，好肉酸！”（人们通常误把“噫”写作“咦”，其实在粤语中，两个字是不同的。“肉酸”意即“难看”。）使人不禁拍案惊奇。
广东人里有不少中原世家，古风余韵，虽废犹存。在台山人的家庭里，媳妇把家婆称作“安人”。安人，从宋代开始就是正从六品官诰命夫人的封号。除了台山，据说在花都、从化一带，也有称家婆为安人的。听起来颇有点官宦人家的派头，也许，这就是“祖上也曾风光过”的遗痕吧。
有人认为，粤语形成于晋代，所谓“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西晋时发生“八王之乱”，继而出现“五胡乱华”的局面，这是一个北人南迁的高潮。故广东人“至今能晋语”，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但清代广东著名学者陈沣认为，广州音最切合隋唐音，最方便阅读古文。他写过一本《广州音说》，专门解释其原因，“盖千余年来中原之人徙居广中，今之广音实隋唐时中原之音。”
人们所说的“粤语”，主要是指广府话，尤其是指以广州西关（上下九、第十甫一带）口音为本的白话。如果你想验证自己的粤语说得准不准，有一个办法，念念这首歌谣吧：“阿四阿四，�{条锁匙，开个夹万，�{两毫子，买斤荔枝，唔爱黑叶，要爱槐枝。”这首歌谣取衣韵，必须上下齿咬合，舌面向上，才发得出衣音。如果你能咬字清晰准确，就算会说正宗的白话了。
在粤语词汇中，据说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方言。广州人日常口语中，方言出现的频率，竟高达五六成。最令北方人头痛的，也许是广州话中大量的倒装句。北方人说“你先走”，广州人说“你行先”；北方人说“很感谢”，广州人说“多谢晒”；北方人说“太饱了”，广州人说“饱得滞”；北方人说“给你一块钱”，广州人说“畀一文过你”；北方人说“找不到你”，广州人说“�h你唔到”。如此等等，真是天涯同此路，人语各殊方啊。
在粤语文化圈里，常听到人们谈论起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掌故。当年，帝制倾覆，共和初肇，在中华民国国会里，要求奉粤语为中国“国语”的呼声很高，支持的票数，已然过半。但孙中山逐一去说服粤籍议员，劝他们放弃粤语，改投北京话一票。最后，凭着孙中山的人望，粤语仅以3票之差，败给了北京话。
揣测孙中山的用意，当时南北双方仍处于对立状态，既然清朝把北京话作为官话已经两百多年了，继续沿用下去，可以避免节外生枝，减少南北统一的障碍。这恰恰表现了南方人胸襟开阔，相让为国的精神。南腔北调，乃地理自然形成，本无所谓优劣，既然我可以奉你的语言为国语，你又何必非把我的语言斥为“鸟语”不可呢。
广东人始终坚持认为，白话是广府人的母语，福佬话是潮汕人的母语，客家话是客家人的母语。方言是一个族群的身份认同，是一种凝聚力。方言蕴含了丰富的地方人文内涵，一种方言的消失，势必会使它所传达的那种地方文化也随之萎缩和贫乏化。正如美国一位语言学家所说：“一种语言从地球上消失，就等于失去一座卢浮宫。”所以从文化的角度看，普通话固然应该推广，但方言也不应听凭它消亡。
在广东这个移民大省里，各种方言错综复杂，四乡八镇，各有不同，甚至村头村尾亦相迥异。没有哪一种方言，能够把三州六府的乡音统一起来。即使人们力图从语言学上把它们分类，也往往予人绠短汲深的感觉。广东真是一座语言的大宝库。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调查显示，有82.86%的广府人、39.18%的客家人和38.18%的潮汕人认为自己的方言比其他方言好听。同时也有 37.06%的客家人和37.27%的潮汕人认为广府白话比其他方言好听，而广府人对潮汕话和客家话的“好听度”，评分却很低。由此可见，在广东地区，白话占了绝对的优势。
广东人的兼容并蓄，同样反映在语言上。近20年，大量华洋杂陈的港式粤语长驱直入，对粤方言所作的深耕改土，是历史上两百年都难以达到的。其结果，粤方言在最古色古香的美名之外，又增添了一个最多创新词汇的特点。“炒更”、“�h食”、“搞掂”、“无厘头”、“士多”、 “T恤”、“的士”、“擦鞋”、“人气”、“案底”、“做骚”、“草根阶层”、“夹心阶层”、“人间蒸发”等等新词，以及“他很阳光的样子”、“她苍白着脸”这些词法乱用的港式粤语，复畅行内地。
半个多世纪以来，广东还经历了两次移民高潮。一次是1949~1952年间，解放大军南下，土改大军南下，大批北方干部浩浩荡荡开入广东。另一次是1980年代以后，广东改革开放，在“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口号激励下，千百万北方人怀着创业梦想，奔赴广东这片热土，形成风起云从，百川赴海之势。粤语一度成为人们热衷学习的语言，许多地方都竞相开办了粤语速成班，报学者十分踊跃。我们从电视新闻上看到南下列车上的汹涌人潮，亦不禁瞠目结舌，叹为百年难见的奇景。
移民潮对广东政治、经济、文化所带来的影响，是互动互补的。尤其是第二次的移民潮，还在持续高涨。不管我们乐意与否，南北文化都在不断洗牌，民风民俗的丕革，已深入到每条街巷、每家店铺、每个公司、每户家庭、每个人的起居、饮食、衣着、娱乐、求职、婚姻等等庸常生活，却是不争的事实。
像深圳这个新兴城市，1982~1990年间，就有164.25万人口，从外地迁入，占了当地人口增长的96.62%，普通话在这里已差不多成为主要的交际媒介。如果还按传统的广府、潮汕、客家三大族群标准来划分它，未免有牵强之感。
有人认为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显示了推广普通话的必要性。但我却认为，正因为大量外来人口涌入，才显示了保护粤语的刻不容缓。我在报纸上看到，杭州市一位政协委员在向政协会议递交的《关于保护杭州方言，防止历史文化名城内涵缺失》提案中大声疾呼：“当你来到四川茶楼里，发现摆龙门阵的人操的不是四川话；当你在对外电视节目上，再也听不到闽南话；当你来到了非洲的某个部落，发现土著人全说一口流利的English（英语），你会不会觉得很失望？当所有的城市都说同一种语言时，那么每个城市独有的吸引力就减弱了。所以，我呼吁要保护杭州方言。”
我不禁为这位委员拍案叫好。什么时候，我们广东也有人能挺身而出，理直气壮地为保护广东方言而奋臂大呼，我一定为他呐喊助威。

被人排斥，还要担着排外的恶名

广东人排外。
这是北方人对广东人一个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误解。以至许多根本没踏足过广东，甚至连一个广东人都不认识，一句广东话都不会听的人，也如矮子看戏一般跟着嚷嚷：“广东人排外啊！广东人排外啊！”让人在无奈之余，也恍然明白，为什么曾参杀人、三人市虎的故事会在中国流传千年，有时以讹传讹的杀伤力，真是大得惊人啊。
广东人是否排外，我们不妨到广州的南海神庙看看。相传唐代从印度来了一批朝贡使者，在南海神庙这里登岸，其中有一个叫达奚司空的使者，在神庙两侧各种了一棵波罗树。后来这个达奚司空因贪看日出风景，竟误了上船，他的同伴都走光了，他却孤身一人流落异乡，不久郁郁而死。他的遭遇令当地乡人深为感动，于是封他为南海神手下六侯之一的助利侯。从此南海神庙也称“波罗庙”。
达奚司空居然可以成为中国人的神灵，受人间香火供奉，是一件极具象征意味的事情，令我不禁想起广州华林寺中的马可•波罗，不也成了五百罗汉之一吗？还有唐代被贬到广东的韩愈，虽然在潮州只逗留了不及一年时间，但当地人不仅建起韩文公祠纪念他，甚至连潮州山水也改称“韩江”、“韩山”、“韩木”，其崇拜程度，高于孔子，简直超佛越祖；海丰的方饭亭，是纪念文天祥的；虎门也有纪念林则徐的博物馆和纪念碑。他们都不是广东人。
任仲夷这个名字，广东人都很熟悉。他是河北人，1980年代曾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的改革开放，就是在他任内正式启动的。广东人对他一直念念不忘。多年后，任仲夷在谈到广东人是否排外时说：“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能说广东人有排外思想，更不能笼统地说是‘地方主义’。比如，过去隶属广东的海南岛，有个五公祠，五公祠里的‘五公’都不是广东人，但是当地人给这‘五公’修了庙。”他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说：“我没有感觉到广东人排挤我。”
这一类的例子，举不胜举，足证广东人并不排外。凡对社会有功德的人，自然可得到人们的崇敬，不管他是来自北方，还是西方。

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看一看历史，受到最多歧视和排斥的，到底是广东人，还是北方人？如果说广东人确有排外行为，那么，是出于他们夜郎自大，目中无人，还是受到压迫后的反弹？广东被称为“南蛮”，历代王朝对她进行了种种妖魔化，史书上有盈千累万的记载。即使到了现代，在革命风暴的荡涤下，许多不合时宜的旧观念，或剥落蜕化，或一扫而空，但广东人两千多年来所遭受的误解，却没有多少改观。任仲夷所提到的“地方主义”，就是一个痛苦的例子。
一位革命老人向我追述往事。1949年，解放军渡过长江，长驱南下，快要打到广州了。当时担任两广战役的主力军，绝大部分是东北战士，这位老人就是其中一分子。他很坦率地对我说，当时他们的确有一种观念，觉得广东人都是些“有待解放”的小商贩和小土地出租者。南下行军途中，各种有关广东人排外的传言，已经传得沸沸扬扬。有人说“广东麻风病人很多，一旦染上，无法医治，全身霉烂而死”；有人说“广东天气炎热，煎饼不用火烤，放在太阳下一晒就熟”；也有人说“北方人到广东语言不通，工作难做”。飞短流长，谈虎色变，有人干脆要求在赣州掉头回北方。
为了让东北战士更多地了解广东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在赣州召开一次扩大会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和第三书记方方都在会上作了报告，详细解释广东人的历史和生活习俗。他们当年所说的话，在今天看来，仍是非常中肯与客观的。方方是广东普宁人，他在会上说：
“关于民情民风俗，广东人是著名强悍好斗。流行的一句广东话叫‘唔做衰仔’，就是不要跟别人不上，以落后为可耻。因此，广东人有一股傻劲。在广东常常发生械斗，乡与乡之间，或姓族与姓族之间常因争风水、争水利，械斗数年不止，甚至历代成为世仇。”
“广东人一般是豪爽、热情、喜交朋友，富于冒险精神，敢拼、敢干的。如明末清初许多华侨是坐了木船漂洋出海的，这便是拼与干的精神的表现。因此广东人做事一般是大胆的，勇敢的，参加革命很积极。但广东部分城市居民，受坏影响较久，有骄傲、自大毛病，自以为开化较早，见得事情多，弄小聪明，不只轻视外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