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标榜是贵族学校学费 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关系,只是想知道这方面的知识! - ...

燕京大学（Yenching University）是20世纪初由四所美国及英国基督教教会联合在北京开办的大学，也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好、环境最优美的大学之一，创办于1919年，创始人司徒雷登长期担任校长、校务长，他将燕大的校训确定为“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1928年春，燕京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到1930年代已经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之列，在国内外名声大震。

扩展资料

燕京大学原是美国教会在清朝晚期所创办的三座大学――北京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与通州协和大学合并而成。倡议合并始于1919年，并聘请在南京金陵神学院讲授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司徒雷登教授为校长。但是大学名称久议不决。

于是就延聘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以及吴雷川、胡适、傅增湘和王厚斋为议定校名的五人委员会。最后在诚静诒的建议下，才决定以“燕京大学”为新校名，并于1921年开始以早年的淑春园遗址为中心，兴建新校舍，1926年夏基本落成，正式迁校并由蔡元培题写了“燕京大学”四个大字，制匾悬在校门上。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燕京大学

适度的压力可以刺激学生的学习，对教学成效之提升颇有助益，然而过度的压力将使学生身心无法负荷，造成身心的伤害。目前存在於教育体系中的沉重升学压力不仅对学生身心产生伤害，更扭曲了教育的本质，使每个阶段的教育都在为下一阶段教育的入学考试作准备，学生被训练成「考试的机器」、「解题的技术工」，反而该学的知识、技能均被忽略，教育培育「全人」的功能无法达成，现今社会中年轻人不知进退应对，国民素质逐渐低落，都是因为受到升学压力过度沉重影响的结果。

许多教改人士认为升学压力沉重是因就学机会不足所导致的结果，创置更多入学机会就成解决问题的重要策略，「广设高中大学」因而成为四一零教改联盟上街头诉求的四大目标之一。但是随著入学机会的增加，吊诡的是升学压力却不减反增，以今年入学为例，高中职、五专的入学机会已远超过国中毕业的学生人数，大学入学的机会已超过八成，但升学的压力却较之以往更未严重，家长、学生的抱怨声不断，显然的创建更多入学机会似乎并未为升学压力解套。

升学压力产生的原因

在台湾的社会中，升学压力有其特殊的背景与来源，与国外供需是否平衡的状况大不相同，如果深入的分析，不难发现台湾社会中的许多因素及教育体制中的许多作为都是创造升学压力的主要根源：

一、 社会多元的价值观尚未建立：台湾虽号称已是多元的社会，但「士大夫」的观念却仍深植人心，机关、企业用人之时，仍然是「文凭至上、学位第一」，虽时常以「职业无贵贱」安慰年轻人，但如果不能继续升学，则会被贴上「不学好」、「没前途」的标志，如果没有学位，在就业市场中谋职不是到处碰壁，就仅能能担任在社会中没有地位的的蓝领工作。在这样「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价值气氛（Value Climate）下，每个家长都会为了子女的前途，要求渠等继续升学，而莘莘学子也以升学为最重要的求学目标，在竞相升学的风潮下，升学压力沉重不言可喻。

二、 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主导台湾社会：过去的社会阶层是较为两极化的，不是贵族式的统治阶级，就是平民百姓的工作阶级，阶级分明，分工明确。但随著社会的进步及民主化的过程，中产阶级逐渐主宰社会的命脉与运作。根据研究的结果，台湾有七成以上的民众自认自己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虽未拥有钜大的产业，但因受过较高的教育，都拥有较为专业的工作，都有不错的收入，也过著较高品质的生活，因为亲身的体验，特别了解教育的功能，也特别肯定教育的价值，当然更期盼子女也能遵循自己走过的轨迹，接受高等教育、享受高品质的生活，对其子女的升学当然也特别的重视，当然也为升学产生强烈的激化作用。

三、 家庭有能力支应子女高等教育的费用：虽然教育部标榜著「合理学费政策」，但高等教育的费用对家庭而言，仍是一笔相当大的负担。早期，家庭穷困，除了能就读免费的军警、师范校院外，有许多家庭要求子女就读职校或早日辍学，赚取薪资，帮忙家计。然而随著台湾经济的发展，社会日渐富裕，一般家庭大多能支应子女教育的费用，穷困的家庭也因社会福利日渐健全，助学贷款、奖助学金、工读机会的提供，也有能力支持其子女就读高等教育，也使升学的竞争不再仅是富裕家庭的专利，如今已成全民运动。

四、 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直接植基於资讯、知识激发、传递、应用的经济型态称之为知识经济，台湾虽因知识工作者的比例未达标准而无法宣称已进入知识经济的社会，但近年来政府致力於知识经济的开发却是不遗余力，可以预见的，台湾进入知识经济世代指日可待。在知识经济时代，欲求在社会上有所发展，不论个人或企业，最重要的条件莫过於具有创新的知识，而知识的根源最主要也是源自教育。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更加重知识的重要性，也加深了教育的竞争性，当然，升学压力的升压也是必然的结果。

五、 私校所占比例过高：在高中职阶段，虽入学的机会率已超过国中毕业学生人数，但约有一半的入学机会却属於私立学校，在大专校院方面，约有四分之三的入学机会属於私立学校。由於政府补助经费有限，而私校自筹的经费不足，大部分的教育经费均须由受教者支付，因此学杂费大都是公立学校的两倍以上，但教学的品质却无法与公立学校并驾齐驱，除非别无选择，学生大都优先就读公立学校，但因公立学校的机会极为有限，尤其是公立明星学校的入学机会更是僧多粥少，而私立学校却无法发挥分流的功效，升学压力并无因增加私校的入学机会而稍加纾解。

六、 技职教育体制吸引力不足：技职教育为学生未来的生涯发展提供准备的机会，而在学制的设计上，近年来也为技职校院的学生提供再进一步进修的机会，学生就读之后，进可再进修，退可立即就业，本应是学生的最佳选择。然而因受限於社会的价值观，技职教育成为「重要但不受重视」的教育，再加上升学的机会不如普通教育，技职教育虽号称「第二国道」，无法吸引学生就读，成为学生的「不得已」、「第二」的选择，当然无法成为升学压力纾解的分流。

七、 明星学校的迷失未除：学校应建立多元学习的特色，不同专长智慧的学生可至适合其专长智慧的学校学习，学校如能促进学生专长智慧的成长就是明星学校，只要在专长智慧上能有所成就，能有所发展就是菁英学生，只要发展得宜，「生生皆英才，校校是明星」的目标是不难达成的，但可惜的是因受社会士大夫观念的影响，所谓明星学校是升学率高的学校，而学校结构有如金字塔型，在尖端的明星学校数量少，一般性的学校多，在大家都争相「挤」明星学校的情况下，能进明星学校或明星科系的学生人数极为有限，增加再多的入学机会，在尖端的明星学校无法大量的增加，升学压力不动如旧。

八、 学校科系与社会需求脱节：台湾近年来产业已逐渐高科技化、知识化，进入WTO后，社会所需的人才也起了急遽的变化，学校既然为社会中主要人才培育的场所，理应配合社会需求调整科系，而学生也应依据自己的兴趣、能力选择自己喜好的科系，达到「学习分道、压力分流」的目标。然而，各级学校科系的设置却是数十年如一日，而且各校所设置的科系也大多雷同，既然科系与社会需求不符，与个人的兴趣、能力也不能配合，学生「选校不选系」，压力当然无从纾解。

九、 各级学校未建立特色：早期因相关法令、制度的限制，学校自主空间有限，无论系所的增设调整、招生名额的多寡、学校的组织及运作、课程的规划、教师资格的审查、校地的大小，样样均在管制之中，因此学校无从建立各自的特色，近年来学校虽然已经较以往松绑（Deregulation），但高中都以升学为目标，大专校院却相互模仿，都以「世界一流、研究为主的综合型大学」当作办学的宗旨。学校既然无特色可言，学生就以过去学校的排名为选择的依据，学生选择的目标一致，压力自然无法纾解。

十、 多元入学方案的不当：过去升学机会较为稀少，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公平是社会追求的目标，因此，联考就应运而生。然而，随著学校的增设，入学的机会逐渐增加，当入学机会充裕之后，社会重视的已由公平逐渐转移至合理，亦就是学生的「适性发展」。然而多元入学方案提出之后，由於宣导不足，教师、家长、学生等对其精神并不了解，因为多元入学的管道多样化，为了增加入学的机会，就不顾学生的专长智慧，所有的入学机会都要尝试，结果，多元入学方案不仅不能让学生有适性升学的机会，也无法达到纾解升学压力的目标。

十一、 课程一纲多本的结局：「教科书开放民间编辑」是这一波教改中大家关注的另一个焦点，希望透过教科书开放民间编辑，教科书可以更多样化，教学可以透过教科书的选用，达到符合学生特质、建立学校特色的目标。然而此种观念在国民小学尚可施行，到了国中以上的学校，因为要参加入学考试，但不确定考题会出自哪个版本的教科书，为了放心起见，只好所有的教科书都购买，所有的教科书都研读，此种情形在过去有统一课程标准的时代或许稍微好一些，如今教育行政主管机关仅公布课程纲要，各版本的教科书书差异性更大，为了防止疏漏，更非熟读各版本的教科书不可。根据统计，报考大学指定考科，如果所有版本的教科书都要研读，学生需熟读七十三本的教科书，升学的压力怎会不沉重？

十二、 补习班兴风作浪：最近SARS蔓延，有一位建中居家隔离的建中学生跑至补习班补习，引起轩然大波，但令人惊讶的是，一个人人称羡的明星高中的学生还需至补习班补习，也显现补习风气的盛行。本来，补习班应该是提供补救教学的场所，成绩不佳的同学透过补救教学，可以提升学业水准。然而，如今的补习班却已沦为训练学生成为「考试机器、解题技术工」的场所，在分分计较的考场上，到补习班补习，至少可以不会「输在起跑点上」，人人补习的结果，除了「垫高」入学标准，使入学考试更白热化之外，对学生的学业成就毫无助益，而令人婉惜的是无法缴交高额补习费的贫寒学生升学机会受到严重的挤压。

十三、 联考的阴影尚未消除：许多教改工作者均以废除联考为职志，多元入学方案的推动更是以消除联考的弊病为目标，然而，联考的阴影在多元入学方案中并未消除，仅是藉由不同的名义借尸还魂而已。以高中职多元入学方案的登记分发入学方式而言，其入学所依据者仅为基本学力测验的成绩，与传统的联考并无太大的差异；至於大学多元入学方案中考试分发入学的丙案，学生不参加学科能力测验，入学所依据者仅为指定科目考试成绩，与过去的大学联考完全相同。既然联考是扭曲学校教学的元凶，更是学生升学压力的主要泉源，必需去之而后快，但在号称改革的多元入学方案中却暗藏联考，升学压力无法纾解当然也就不足为奇了

十四、 终生学习的体制尚未健全：随著知识半衰期的缩短，知识能使用的期限大为减少，不仅造成了知识量的爆增，也使得学习型态产生重大的改变。过去学历相当程度反映了一个人的学识与能力，现在个人於工作或生活上所需的知识不可能在获得最后一张文凭前就完全学习齐备；「一技在身、终身受用无穷」的时代已成过去，「活到老、学到老」的终身学习社会应运而生。由於现今学习环境与过去大为不同，学生无需急於一时完成所有的学业，可在任何学习阶段之后进入职场就业；任何时刻，只要有学习需要，随时都可自我进修或有接受回流教育。然而目前各级学校在适应终身学习需求的能力上似乎仍待加强，对各种进修班级不仅资格限制严格，尚需经过入学考试等重重的关卡，与终身回流教育的理念不符，间接也助长了青少年的升学压力。

升学压力之纾解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了解升学压力的产生并非源自升学机会的不足，主要来自社会的价值观、社会环境及教育环境，升学压力不能纾解，不仅扭曲教育的本质，更戕害青少年的身心，因此，在教育改革的浪潮中，升学压力的纾解应为第一要务，但疏解升学压力必须是全套的措施，枝节性或片面性的措施於事无补，以下是纾解升学压力必要的作为：

一、 建立社会多元价值观：想要纾解升学压力，其首要的工作就是社会多元价值观的建立。台湾的社会已极为进步、民主，已是十足的多元化社会。既然是多元的社会，理应有多元的价值观，然而，目前主控台湾社会的菁英份子，大多四、五十岁上下，这些战后婴儿潮末期出生的社会中坚，在成长的过程中，士大夫观念、升学主义已深植心中，因此对其子女甚至於员工、部属的期盼，大多无法脱离传统的「学历至上、文凭第一」的单元价值观。想在短期之内改变这些人士的价值观是不可能做到的，但如何透过各种的媒体、管道，宣导「行行出状元」、「每个人都有自己一片天」的观念，却是必须持之以恒的工作，而对年轻的一代加强宣多元价值观尤其重要。在学校，应自幼稚园起就要逐渐建立起这种观念，「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应被唾弃，「多元智慧、多元成就」应为社会的主流思潮，惟有社会多元的价值观成型，各行各业都受到大家的尊重，大家不再盲目的挤明星高中、大学，升学压力方才有纾解的一天。

二、 建立「学力本位」叙薪制度：利用各种媒体、教育的机会对年轻人、成年人宣导「多元价值观」固然不可忽略，但仍无法在短期之内对社会的价值观产生「移风易俗」的效果，然而，如果能建置一套「重学力轻学历」的叙薪制度，在叙薪制度的引导下，逐渐变更国人「唯有读书高」的观念，相信更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而这套制度必须先由政府用人做起，用人、升迁，不应再以学历为唯一的标准，能力才是主要考量的因素；同时，亦应推广、落实职业证照制度，从事各种行职业，凭藉的是个人的能力而非学历。唯有如此，个人方能依个人的资质作最佳的生涯的规划，不仅有助於士大夫观念的淡化，亦有助於升学压力的纾解。

三、 加强学生生涯辅导工作：顺利的生涯发展必须植基在於两项基础之上，第一，学生的专长智慧应及早发觉、确定，并且以此为终生发展的目标，其次，学校必须功能区隔、建立特色，以提供学生专长智慧发展的环境，果真如此，每个学生都有专长、成就，都是英才，而每所学校都能协助某一种或多种智慧的学生发展专长，都是明星学校。在「生生皆英才、校校是明星」的情况，学生选择最适合自己发展的学校，而不是盲目的追逐并非适合自己的传统「明星学校」；学生选择的是适合自己专长智慧发展的学校、科系，学校招收的是配合学校功能、特色的学生，真正能达成「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境界，升学的压力自然纾解，然而，欲达成这个目标，学生的生涯辅导工作必须加强，不仅应透过谘商、辅导的过程发觉学生的潜力及专长智慧，更应协助学生及早规划适合自己特质的生涯目标，而非迷失在浩瀚的升学浪潮之中。

四、 提供多元学习机会：学生的智慧是多元的，因此学校必须建置多元的学习环境，让学生的专长智慧有发展的空间，精於语文、数理者，可至普通高中或一般大学就读，艺术院校提供具有艺术天份的学生学习的机会、精於技艺者则可至技职校院发展个人才华。各个学校自我定位、自我建立特色，学生依自己的专长选择学校，而在毕业之后，个人的生涯发展都是无限的宽广，自己都可创建自己的一片天空，学生不再盲目的追求传统「明星学校」，压力自然在各取所需的情况下获得纾解。

五、 尊重多元智慧的多元入学：多元入学方案的主要精神来自多元智慧的概念，虽然智慧是多元的，但因先天的条件及后天的因素，每个人仅有少数的专长智慧适合发展，因此，学生应及早发掘自我的专长智慧，并作为未来生涯发展的选择依据。自国民中小学起，学校就应设置多元学习环境，提供学生专长智慧学习的机会。国中毕业后，专长智慧已发掘并且经学习后有专长成就的学生，就应提供专属的升学管道，进入适合其专长智慧发展的高中职、大专校院继续就读，毕业后就成多元人才，以满足多元社会对多元人才的需求。然而，现今的多元入学方案中考试登记入学固然是为性向尚未明朗的学生提供入学的机会，但为有专长智慧、专长成就的学生设计的推甄、申请入学，却多仍以智育的成绩作为入学的依据，多元入学的精神并未凸显，升学压力当然沉重。是以，多元入学方案应为有各种专长智慧、专长成就的学生分别设置适合入学的管道，引导多元智慧的学生进入另一个阶段的多元学习环境学习，为社会培育所需的多元人才。

六、 建立公平的学生特殊才能评估制度：最公平的升学方式应是适才适所的多元入学方式，然而这种制度必需建置在公平评估学生能力之上。对於学生学科能力的评估，大学入学考试中心成立已有十余年的历史，而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心理测验中心研发国中基本学力测验多年，渠等的公平性已能受到社会的肯定，但对学生的特殊才艺、能力部分，例如音乐、美术、体育等，却仍缺乏一套公平的评估制度。目前由各校自行测验的做法，不仅没有公信力，学生尚需一校一校应试，不仅疲於奔命，更劳民伤财，恢复过去术科联考的方式，成立特殊才能评估委员会除负责特殊成就的评估外，更应负责特殊才能的考验，只要考一次即可为入学、甄选、分发的依据，更可获得社会的公信力。

七、 提升入学考试出题技巧：测验本是教学过程中了解学生学习成效以及诊断学习困难的重要方法，但因过去入学机会少，想要升学学生的人数多，因此，考试成为筛选学生的重要工具，而随著升学压力的增加，各级学校学生学习的重点逐渐由教育的本质转为入学考试的内容，考试领导教学变成教学的梦魇。在升学压力尚未纾解之前，要改变考试领导教学似乎是件不可能任务，唯一能做可能是提升入学考试出题的技巧，将学生所应学习的内涵，在入学考试中都予以包涵，甚至於可以开发成题库，学生熟读题库的题目，事实上也等於学习到应学习的内容，考试引导教学以及升学压力挤压教育本质的效应因此也可降至最低的效应。

八、 实施十二年国教：高中职的社区化虽可逐渐纾解升学的压力，但实施免试入学的十二年国教才是根本解决之道。自民国五十七年实施九年国教以来，我国经济持续进步，不仅外汇存底名列前茅，经济贸易量也位居世界第十四名，堪称经济大国，惟独国民教育仍停留在九年国教阶段。实施免试入学的十二年国教，可以彻底的解决升学主义所带来的问题。十二年国教的学校型态可以有高中、高职、五专、综合高中、完全中学、单科中学等多元类型，学生可依性向、志趣选择临近社区的学校就读，对於不想升学、只想就业的人，政府亦可规划将职业训练纳入十二年国教的范围，帮助其增长专业技能。十二年国教的实施，将可彻底纾解升学压力，使学生得到适性的发展，使教育回归本质，培养学生因应未来挑战的能。

九、 采认远距教学学历：利用网路四通八达，不受时空现制的特质，网路远距教学已逐渐成为学习的主流。而且网路学习不仅可以克服时空的限制，因同时修习的学生人数不受限制，也是一种钜量教学（Mass Instruction）方式。可惜的是目前教育部仅同意大学毕业生采认三分之一的网路学分，但当网路蓬勃发展后，整体的教育方式都会受到冲击，网路学习将是未来主流的学习方式，教育主管机关应以开放、前瞻的眼光，依照不同领域的特质，尽速订定承认网路大学的学分标准，适合透过网路学习的领域，采认的学分可以提高，甚至於透过网路学习的学位都可以承认，让更多的学生可以透过网路的学习满足教育的需求，而不必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般的挤大学的窄门。

十、 技职教育与专业教育�U糊化：由於功能之不同，教育被区分为两种制度，一为以继续升学或学术研究为宗旨的普通教育，一为就业导向的技职教育。整体而言，普通教育虽为学生的升学或学术研究做准备，对大部分的学生而言，大学或研究所毕业之后，仍然需要就业，与技职教育以就业为导向并无二致。然而，由於人为的设计，技职教育与普通教育却泾渭分明，无法互通，且因是大夫观念的影响，技职教育成为二等的教育，学生不得已的选择。技职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分野是人为的结果。随著综合高中的设立、十二年国教的实施，以及大学功能区隔为研究型与教学行大学，普通教育与技职教育的分野交逐渐的�U糊化、普通大学可以设立技职科系，技职校院可以招收高中毕业生，两者间的鸿沟逐渐消失，学生的选择将以自己的兴趣、能力为依归，不再以技职教育与普通教育为区隔，升学选择的机会增加，压力在无形中逐渐崩解。

十一、 各级学校建立特色：建立各校特色：多元入学方案的主要精神就是呼应多元智慧的概念，希望藉由多元入学方案，促使各级学校教学正常化，发展学生多元性向；强调的是多元选择，学校自行选择多元招生方式，学生主动选择入学方式；最后不仅能够发展学生的多元智慧，更能促使学校发展多元特色，以符合多元社会的需求。在这种理念之下，学校应依办学理念、教师条件、学生特质，选定学校的发展方向，建置多元的学习环境，让符合学校特色的学生入学，并进一步发展其特质，达到「校校皆明星、生生是英才」的境界

十二、 学校科系与社会需求配合：进入WTO是我国各界努力多年的目标，而在今年年初终於实现了这个理想，但紧接而来的却是教育产业对外的开放。国内高等教育过去在政府的保护下，仅能在稳定中求进步，如今在国外高等教育的冲击下，反倒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契机。国外大学挟其已建立的国际性校誉，对向往国外留学的学生而言，能在国内就读国外名校，必定有极大的吸引力。国内各大学恰可在这样的冲击下，斟酌学校的条件、社会的环境、学生的特质，建立各校的特色，吸引学生就读，而由於学生可各选自己喜好的系所、学校就读，压力自然分散而纾解。

十三、 公私立学校均质化：在教育竞争的过程中，私立学校所处的是最不利的地位。虽然号称属於社会公益的财团法人，私立学校接受各级政府的补助一向不足，学校所依赖的仅是学生学杂费的收入，为什�N培育的都是毕业后进入社会服务的学生，只因设立的主体不同，政府设立的学校，政府予以大量的补贴；而民间设立的公益性学校却无法得到政府的协助，除了因此影响私立学校的教育品质外，也使公私立学校学杂费的差距变得如此悬殊。公私立学校均质化及缩小两者间的学杂费差距将是公私立学校能否公平竞争之关键，因此政府应在加强财务监督的前提下，增加对学校的补助，更应透过私校教育代金的方式补贴学生的学杂费，缩短公私立学校学杂费的差距，使公私立学校站在公平的基础竞争，如果私立学校能吸引学生就读，学生不再竞相挤入公立大学，压力自然纾解。

十四、 学校设置地域均衡：高中职社区化的首要任务是使社区内的国中毕业生都有学校可读，以目前现实的状况可能还无法像国中一样依学校划分学区，因此现阶段不妨先以已自然形成的生活圈作为规划的范围，学校的数目增加之后，再将学区缩小。每个社区先必须统计国中毕业生人数，社区内如果入学机会不足以容纳所有的国中毕业生，则可以将现有的国中改设为完全中学；如果供需间有极大的差距，也可新设高中予以容纳，至於高中职的比例，科班的设立，都可根据社区的需求弹性调整，逐渐达到社区学生就近就读高中职的目标。至於大专校院方面，在政府每个县市都设置一所以上大专院校的政策下，就是偏远的台东、澎湖、金门，都已有大专校院的设置，如今接下来需要做的是提升这些校院的教学品质，吸引当地的学生就读在地的学校，再分众的政策下，对升学压力的疏解必有助益。

十五、 建置终生学习的教育体制：网路科技的日新月异，加上知识的爆炸及知识半衰期的缩短，知识不断更新、汰换，使得不断学习变成现代人掌握时代脉动、适应现代社会、甚至影响其生存与发展的动力来源。知识经济时代中，全民的学习力深深影响国家竞争力，知识的取得、学习与管理，不只是知识工作者与管理者所关切的课题，更是全民应学习的课题。因应新时代的挑战与趋势，政府应从宏观、前瞻的角度，及早建制一个完整的终身学习体制与环境，设法将提供全民的教育机会及服务，从现有的学校体制拓展到家庭与社会、从正规学校教育延伸至全民的全方位学习、从传统的学习管道扩展为数位网路、与全球同步的学习资源网，引领全民一起迈入学习的新纪元，「处处可学习、时时可学习」相信民众对升学的期待就不如现在的殷切，压力自然跟著纾解。

结语

国内的教育在升学压力的沉重负担下，教育的本质被扭曲，教育的功能被抹煞，学生备受煎熬，但却无法学到应学的观念、知识、技能，长此以往，不仅个人的发展前途受到影响，国家的竞争力亦将逐渐减弱，其影响之深远，实非笔墨所能形容，教育行政当局实应在短期内提出具体可行的方案，遏止日渐严重的升学压力，否则，国家、社会未来的希望在哪？个人的前途在哪？可能永远无法得到答案。

不要放弃

有事者，事竟成
失败乃是成功之母

我觉得好多高一的都有这种感觉,我也是今年刚高一的,周围好多人都是这样的,当然也包括我自己

毋庸质疑, 现代社会存在着社会分化和社会分层现象, 这两个典型的社会特征曾是社会学最具有想象力的主题。所谓的社会分化,
即社会生活的各个组成要素在时间和空间上逐渐分离成专门的部分。诸如, 家庭的权力越来越多地交给了社会, 特别是孩子的抚养和教育,
有了专门的托管机构和学校。学校教育根据分化后的社会要求建立起各种专门的学校,
学校会将不同的个人经过筛选后送到社会中的一定位置。教育社会学就是专门关注不同位置的人是怎样经由教育插入的, 并安心于这一位置的,
这关系到教育与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关系。在今天的社会中, 教育已经成为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的最主要因素。
一、从社会分层的观点看中国的社会现实
对社会分层的研究主要归功于那些关注社会中权力与结构的社会学家们的工作, 他们用分层理论来说明和描述那些实质现象,
如阶级、利益群体、地位、种族不平等、民族不平等以及社会性别不平等。（注1）
有关社会分层的种种奠基性主张关注的是从封建式的不平等体系到资本主义的不平等体系过渡。马克思曾在早期的研究中认为,
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关系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社会日渐划分为两大阶级,
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为后来的新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者所追随, 论证了教育与阶级的关系。在新马克思主义者看来,
教育机构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文化再生产的工具,
它从根源上维护了现在的阶级状况。另外一位社会学家韦伯也区分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四个阶级, 他们是: (1)
作为整体的工人阶级――越是成为整体, 工作也就趋于自动化; (2) 小资产阶级; (3)
缺乏财产的知识分子与专业人士(技术人员、各类白领雇员、公务员等) ; (4)
凭借财产和教育获得优势的阶级。（注2）韦伯的分析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了“中产阶级”, 在美国, 中产阶级越来越成为大多数,
这也是美国所标榜的中产阶级是社会走向民主、富裕的保证。从美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看,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除了家庭因素外他们依靠的是成功的学校教育,
因为美国学校教育的价值也与中产阶级的价值类似, 高等教育机构似乎也就成了生产“中产阶级”的场所。
中产阶级为什么会控制了教育并使教育成为他们再生产的场所呢? 新韦伯主义者柯林斯(Randall Collins)
继承了韦伯的传统, 集中分析了教育是如何使一些人成为中产阶级的。他认为教育也像是一个竞技场, 最初时,
各个集团为了达到或巩固他们的高地位阶层, 都去争夺并控制教育, 使教育成为达到他们目的的工具。这样,
当代教育制度就成了大多数人用来作为促进他们自己的目的――主要是在社会流动方面――的一种方式。教育已经被当代社会中的大多数人看成是改善他们自己的经济地位和获得地位、声望的一种工具。在他的书《文凭社会》(
The Credential Society) 里, 他进而引用了韦伯的观点对当代社会教育制度进行了分析并指出,
教育的资格正被用来“限制角逐社会和经济有利地位的候选人的一种稀缺资源”,
并且将这些有利的社会地位卖给“教育证书的持有者”。（注3）当社会中这些教育证书持有者越来越多时,
他们的资源和势力已经使高地位阶层和贫困阶层成为少数, 并能左右学校教育的资源和政策, 这就是教育为何成为中产阶层再生产的场所的原因之一。
上述情况在西欧许多国家中都存在着, 高等教育一直是通向“高社会地位”的最佳途径。在中国,
上大学似乎越来越成为就业的必备条件,“高学历”与“好职位(高收入) ”挂起钩来。在还不富裕的社会, 教育作为成本的投入,
已经成为每个家庭中最沉重的“包袱”之一, 从小学到大学, 如果顺利的话, 一位孩子的教育费用基本占了全部家庭收入的一半以上,
甚至还多。贫困地区的家庭一般是供养不起孩子上大学的, 那么, 他们的孩子只能从事低层次的劳动, 获取低的劳动报酬。
中国社会的分层状况在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就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过去的所谓“三大差别”已经被更多更大的差别所取代。仅从收入看,
现在社会可以大致地分为高收入群体、低收入群体和需救济群体。据有关人士调查发现, 在全球化背景下, 中国的失业问题近期得不到解决,
而且居民收入差距会逐步扩大。还有, 就是贫富两极分化已经相当明显。从城市居民内部的情况看, 1999 年由国家统计局等6
部委联合进行的城镇生活调查结果显示, 20 %的高收入户收入占到总收入的42.4 % , 20 %低收入户则仅占6.5
%。不同居民家庭之间的财富占有状况更为悬殊。占总调查户8.74 %的富裕家庭拥有60 %的金融资产。而最低收入的20
%家庭仅拥有全部金融资产的1.5 %。国家统计局的一份调查报告提供的结果显示: 在农村, 至1998 年末, 占人口比重20
%的高收入农户拥有银行存款占全部样本农户总存款的比重也高达55 % , 而占农村人口比重14.6 %、年人均收入在1000
元以下的农户, 拥有的存款尚不足总额的3 %。在高收入人群中, 已经不乏私人财富逾千万元者甚至更高。与此同时, 贫困阶层也明显分化出来,
农村目前至少有数千万人口尚未解决温饱, 他们成了“需救济群体”。（注4）
那么, 在中国为什么没有一个中间阶层呢? 其实仅根据收入情况居于中间阶层者比例非常低,
还不足以构成一个阶层。中国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就是为了促进社会中中产阶层迅速崛起, 但是,
高等教育的发展对社会的分层还要受许多因素的制约。诸如, 在20 世纪70 年代末至80 年代初,
中国城市出现了大批的个体户。他们大多从事商业和服务业, 而且利用好的政策和发展机遇迅速暴富起来。他们很多人都是受教育程度不高者,
而且蔑视学校教育对经济的无用。他们的行为和效果对当时的社会起到了极大的示范效应,
以至于在教育领域又一次刮起了“读书无用论”风潮。直至到了90 年代中期以后, 一些迅速暴发起来的企业商业资本拥有者开始陷入困境,
一些人士称他们为“长不大的个体户”。这是因为社会形态越来越趋向于知识经济, 教育的作用才被民间重视起来并予以了重新评估。从现在的趋势看,
高等教育的发展是有助于社会“中产阶层”的形成, 社会流动的资本开始由社会的向文化的转变。但是,
到现在近十年的发展为什么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层呢?
尽管有许多人视自己为中产阶层, 其实这是一种幻觉。中产阶层不仅仅指收入上达到一定的数额,
而且更重要的是自身所具有能持续发展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 还有相应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意识。在我国,
具备这样条件者还不足以以中产阶层自居, 因为他们为数不多, 暂时构不成一个完整的阶层。为什么中产阶层难以形成呢?
当前中国社会两极分化加重, 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存在一种“总体性精英阶层”, 他们过多地垄断着社会资源, 侵犯了社会众多阶层的利益,
原本应被社会中产阶层占有的资源, 现在被总体资本垄断去了。就目前的趋势看, 维持“总体性精英”阶层的规模和边界, 形成相应的封闭性,
是这个阶层的重要目标。而在拥有总体性资本的富裕阶层继续暴富的同时, 不仅农村,
而且部分城市人口被抛进贫困人口之中。（注5）比较符合客观情况的社会分层应该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1)
总体性精英阶层。他们人数不多但拥有多数的社会资源, 他们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2) 知产阶层。他们大多虽受过高等教育,
但并不是中产阶层, 而是作为知识分子活跃在社会各个领域。这个阶层也有着诸多的分化,
一些人通过自身的资本、工作成就和机会很可能会接近或进入总体性精英阶层或与总体性精英阶层联盟。一部分人从事知识生产和创作,
成为知识经营者,有较高的收入, 他们会以中产阶层自居。另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利益靠国家再分配给予补偿, 他们如果没有得到再分配补偿的情况下,
被市场抛弃的知识分子也出现了走向平民主义的倾向; （注6） (3) 平民阶层。他们在人口中的比例最大,
大多数人基本是靠国家工薪生活的。由于社会中各单位的情况不同,所以在收入方面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一些人是个体户维持着“长不大的”企业和商业过活。另一些人可能是靠着退休金过活。这个阶层在生活质量方面不能说过得很好,
但基本能达到“温饱”水平;(4) 需救济阶层。社会学者分析这个阶层是90 年代资源重新积聚的一个直接后果,
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弱势群体”。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他们生活处在贫困状态并且在市场竞争中处在弱势地位, 就是在社会和政治层面,
他们往往也处于弱势地位。原来的弱势群体主要在农村, 现在城市贫困群体越来越多。从目前的情况看,
我们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主要是贫困的农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和城市中下岗失业者。（注7）他们的生存主要靠国家和社会福利机构的救济,
也有一些人靠卖艺为生, 另外有一些人成为流浪者和乞丐。
上述四个阶层基本是隔绝的, 如果除了社会地位、权力和经济因素不论的话,
从文化角度去分析也许能恰好地描述阶层封闭现象。阶层封闭的一个最有效的工具就是“文化屏障”, 文化屏障并不是主观的, 更多的方面来看,
它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在下面进行具体的分析。
二、阶层间的封闭是“文化屏障”的作用吗
在我们的社会中, 社会阶层的存在已经是一种社会事实。各阶层之间的分界随着收入、地位和消费意义的差距加大,
一种明显的阶层界限建立起来, 并起到了明显的保护与排斥作用。其中“文化屏障”逐渐成为各阶层外显的与隐藏的分界标识,
或者是一种“文化符号”, 你没有这个阶层的文化符号就不能进入这个阶层, 同样,
没有与你一样的文化符号你也不能认同他并与他建立起关系。如果非要给文化屏障下个定义的话, 是否可以这样尝试着描述, 所谓的文化屏障是指:
不同文化身份、地位的群体, 都有着不同的文化资本、文化品位、文化消费和不同的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 人们在这种同质文化群体中,
通过交往和行动, 逐渐形成了一种共同的阶层文化保护和排斥意识――文化屏障――使其他阶层的人不能进入这个阶层,
也使得自己阶层的人的利益不受侵犯。文化屏障有时是以外显的方式作用于阶层保护, 有时是以隐藏的方式排斥其他阶层的接触。
上述对文化屏障的定义并非是作者无根据的杜撰,
许多社会学家和文化学者已经通过对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种族的研究发现了这一现象, 只是对这一现象的表达或描述的话语方式不同。
梅塞尔(Meisel) 认为社会存在着两大阶层: 精英和非精英或大众(mass)
。精英是一个与其人数相比特别有权发号施令的社会群体, 这一群体有着三个核心要素(也称三C) : (1)
群体意识(consciousness) ――精英成员必须自觉地意识到精英的存在及自身在其中的成员资格; (2)
凝聚力(coherence) ――个体成员的行动必须与群体利益的诉求相一致; (3) 共谋(conspiracy)
――成员间必须要有信息交换, 共同的策略必须不断演变, 以增进群体利益。⑧这三个核心要素已经构成一种阶层的“文化屏障”,
从而有效地阻断了其他阶层向这个阶层的流动,
使精英阶层的利益和维持他们特有的生活方式提供了最有效的保护。即使高等教育给予了一些人具有了向精英阶层流动的文化资本,但要想真正进入这个阶层,
还有许多其他的标准和要求, 一旦被精英阶层所接受, 那么他就一定要具备这一群体的三个核心要素。
在现代社会中, 不同阶层有着不同的文化资本, 这除了经过一定的教育途径获得外,
还需要有特定的阶层文化环境以及对文化的消费。作者曾就文化资本而论, 认同自己作为知产阶层,
但不足以是中产阶层。这个社会现在以知识经济为特征, 作为知识分子显然是会受到社会各个阶层尊重的。当知识分子以进入精英阶层为目的,
而不断接触精英阶层时, 他首先感触到的是如何打破他与这个阶层的“文化屏障”。大家都知道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里的主人公于连,
他为了进入上流社会, 从而学会上流社会的人的礼仪、举止和穿着, 学会与上流社会的人交流,
谈他们感兴趣的话题。这样经过了上流社会的一位贵妇人引进, 他也就顺利地进入这个阶层, 通过他所表达的文化符号和行动,
从而获得了这个阶层的认同。这种情况在当时的社会也许是可行的, 但是在今天的社会里, 就是“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
要进入“精英阶层”不仅仅要具备于连所要获得的那些资源和条件, 他还要有与他们相当的经济资本和消费习惯。比如, 当你进入到这个阶层时,
或参加他们举行的活动, 他们的穿戴可谓都是昂贵的“名牌”, 即使你能花上万余钱配置你的行头, 但你却不能与他们建立起真正的友谊,
他们邀你参加会员费不菲的高尔夫球俱乐部或某些健身俱乐部, 你恐怕就不得不听而却步了吧。当你与他们在一些活动中交谈时,
他们根本不感兴趣你的学问, 而你又想进入到他们的阶层, 于是你不得不顺着他们的话题谈些经历和想法。如果他们谈到国外的经历,
谈国外的消费和游玩, 那么你就只有听的份了。如果他们都是“宝马”车俱乐部成员, 你就更别沾边了。你要是个女知识分子参加他们的活动,
很可能你一进去, 就会被这个阶层的女贵族们认出, 你不属于他们这个阶层。他们只要闻闻你身上的香水味就知道是价廉物美的,
看看你的穿戴和首饰就知道你的消费文化水准和基础, 这样他们不会主动与你交往的。你作为知识分子, 同样感到他们缺乏与你对话的基础和条件,
他们其实也不能融入你的阶层。这种明显的阶层分离现象就是“文化屏障”的作用。
阶层文化屏障的现象不仅表现在成人社会中,
就是在幼儿园、小学和中学也同样存在着社会分层的现象。作者曾经在一些幼儿园和小学作过研究, 在参与活动时,
作者突然发现了一种现象。孩子们在选择伙伴时并不是随意的, 他们总是选择与他们家庭相似的孩子作为伙伴。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现象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于是我用了一段时间专门观察和分析这种现象。注意看孩子们玩什么, 说什么。一些孩子来自富裕家庭,
他们的父母大都是经理或企业成功人士, 他们的孩子从小就知道哪些衣服是名牌, 哪些玩具最流行, 什么书最好看, 哪里的餐馆菜好吃,
哪里的游乐园最好玩。这些孩子在一起有交流、有共同的话题和感受。这时, 若是一位工薪阶层的孩子参与到他们的谈话中,
明显的看到这些孩子有一种“歧视”的表情, 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喜欢这个孩子, 他们都会七嘴八舌地说, 他傻, 他连游乐园都没有去过,
我说的玩具他不知道也不会玩, 他爸爸每天骑自行车接他, 我们都是坐汽车回家。这么小的孩子说出这样的话着实让我感到吃惊,
但仔细一想也难怪, 孩子们说的其实是他们生活中的事情。当然,
富裕家庭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消费是不同于工薪阶层家庭的。孩子们由于各自带着自己家庭的生活习惯和象征,
在一起必然会找能“说到一起”的伙伴了。看来, 经济资本是区分贫富家庭的基本指标, 那么,
文化资本则是不同阶层的象征。文化资本不仅在一代人身上发挥作用,它还有继承性和再生产的功能。阶层之间的文化屏障总是通过文化资本来表达和再生产的。
社会学家布迪厄曾经关注过文化屏障现象,
并试图证明文化资本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他指出,像上剧院看演出、参观博物馆、听音乐会、读报纸之类的实践活动,
在人口中的分布都是随不同阶级而定的。这种分布可以还原为教育成就和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参与文化实践的能力是在教育经历中获得的。情况似乎是特定的文化实践被符码化,
从而只有那些可以解读这符码的才能获得这些文化实践, 而解读的钥匙又是通过教育授予的。教育的钥匙的分布随着社会出身的不同而定。布迪厄认为,
只有出身有教养的家庭即有品位的家庭的人, 才能获得这把钥匙。为此, 布迪厄区分出三种品位圈: 合法品位(Legitimate tast)
、中产阶级品位(Middle - brow tast) 和大众品位(Popular tast) 。（注9）
布迪厄在文化屏障与教育的作用之间作了分析,
他确定了文化资本和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关联。经济支配阶级能够根据其通向高等教育的途径证明自身的优越性, 使其处于上位(
superordination) 的位置合法化。而从属(subordination) 阶级的成员不仅受到物质方面的约束,
在高等教育的机会面前也是处于劣势的。社会不平等体制的种种事实也因此得以合法化。例如, 尽管在商业管理中,
大学文凭被认为是从事管理工作所必备的资格,
但管理者的孩子进入大学修此领域课业的比例仍相对较高,教育系统有着文化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为了能获得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和资本, 教育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中显然是越来越重要了。
由于教育具有文化资本的再生产功能,
并能维护精英阶层的利益和纯洁性。在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出现了一些“贵族幼儿园”和“贵族学校”,
这些教育机构都具有良好的教学环境和设施、有着高薪聘请来的“一流”教师。由于昂贵的费用早已把工薪阶层的孩子拒之门外,
文化屏障在学校教育时期就开始发挥显功能, 有效地阻断了其他阶层向上层阶层流动的途径。他们除了提供最好的教育质量外,
这些贵族式的教育机构还重在养成学生们的贵族气质和贵族意识。由于“贵族学校”的存在和教育质量的分化问题,
一些所谓的教育家们开始提出“教育市场化”和“教育商品化”的理念。如果教育真的推向市场, 那么, 对于大众来讲,
真正的教育机会会越来越小, 阶层分化将更加剧烈, 阶层之间的“文化屏障”也就更加坚固和合法化。但是,
这种趋势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并没有流行起来, 教育对个人来讲, 依旧具有逾越文化屏障的作用,
国家对于教育的计划、支持和调控真正有利于大众阶层的社会流动。但这样做会威胁到“总体性精英阶层”的利益, 他们并不能真正改变教育的情况时,
便会动员他们的所有资源, 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控制, 将高薪职位作为稀少资源,
从而加剧了高级人才对高薪职位的竞争。当人们看到高薪职位竞争的资格应当具有高学历时, 导致了高学位热的现象,
同时也导致了学位贬值现象。人才也就不得不“依次降格使用”, 从而保证了“总体性精英阶层”的稳定, 加剧了其他阶层的竞争和混乱。
三、教育真的有助于向上社会流动吗
正像上面提到的人们追逐高学位是为了获得高薪职位的目的, 也由于有些人通过这样的途径达到了目的(不管机遇和比例) ,
从而进入富裕阶层。于是, 人们已经看到了教育水平确实有助于向上社会流动。在今天的中国,
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已经是密不可分了。不同的教育层次使劳动力市场分成相应的领域, 劳动力市场的用人标准以学历制定;
而劳动力市场的用人信息又会及时传达给学校, 学校将迅速作出反应, 调整课程结构和专业方向,
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当教育机构生产越来越多的文凭时, 这时的劳动力市场开始显得紧张和微妙。最近几年,
持有大学文凭的“待业者”越来越多, 人们也似乎发现, 教育仅提供给人们一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资格,
它的作用并不是像教育理论家们所说的那样, 个体在社会劳动分工中占据何种位置并不取决于其出生时就确定的特征(社会环境、性别) ,
而取决于其后天获得的特征, 尤其是教育水平。
大家都知道, 社会流动有一种显规则: 教育给人获得好职位提供必需的文化资本, 有了好职位就会有高收入,
高收入是保证高质量生活的重要因素, 也是进入富裕阶层的经济资本; 除此之外, 社会流动还有一种潜规则:
获得高收入、高地位位置并不完全取决于所受的教育程度――文化资本, 个体在出生时就确定的特征更为重要。在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今天,
潜规则的作用已经高于显规则。
从性别来看, 在可比水平, 女生的失业率总是更高一些, 随着受教育水平的上升, 性别之间的不平等会减弱,
但不会消除。在大学里, 女生的学习兴趣还比男生高, 因为对她们来说, 没有文凭会加大找工作的困难。就是这样,
许多女生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后, 仍然面临着不平等待遇, 许多用人单位限制招女生名额或根本不招, 而男生相对于女生来说,
有更多的被雇佣机会。虽然人们将这一事实解释为女生们集中在文学或第三产业职业教育而导致的相应结果。毋庸置疑,
女生就业的一部分障碍来自于其主要定位在竞争激烈的第三产业劳动力市场, 尤其是持有学历的女生越来越多更加剧了竞争的程度。
从另外一个方面看, 社会出身环境对就业分配的影响略高于性别影响。在学历可比的情况下,
社会出身低微的青年就业状况不如出身殷实家庭的青年, 他们从事的多是社会阶梯中不受“重视”的职业,
因此收入不高。社会出身对就业的影响会通过促进个体与职业环境的社会网络途径表现出来。在同样的教育水平,
出身低微的高等教育文凭持有者较少能求助于亲朋来找工作。可以看出, 大学毕业的青年随着父亲社会地位的升高而从事更加多样的职业,
选择机会多, 工薪阶层或贫民阶层出身的大学生所从事的职业主要集中在通过会考竞争招聘的公共部门, 虽然招聘是公开的并面向社会的,
但实际能被招聘的机会太小了。
从上面的例子看出, 似乎除了文凭以外, 某些“社会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上也是必不可少的,
享用社会资本可以有效地获得某种工作也被人们所认识。这样, 资本的运用与劳动力市场的进入有一种微妙的关系: 如布迪厄所说的那样,
为了进入劳动力市场, 年轻人不仅要调动教育获得(文化资本) ,还要调动物质获得(经济资本) 和关系网络(社会资本) 。于是,
真正的“再生产策略”被利用起来,也就是各种实践活动。“个体或其家庭通过这些实践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倾向于保存或改善其遗产,
并同时维持或提高其在阶层关系结构中的地位”。因此, 在就业现象的背后, 起作用的正是一代人向另一代人传递社会身份的现象。（注10）
上述情况说明了劳动力市场运作的一般情况, 其实教育对于劳动力市场的贡献被忽视了。教育的过程其实就是对不同人员的一种分配,

英国传统私立寄宿学校的特点如下：
1、重视体育教育，因为他们觉得健康的体魄是基础和前提；
2、他们要求每个学生都具备很好的艺术修养、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
3、基于以上两点，英国传统私校特别重视活动，体育类、艺术类、社区类、领导力类的活动应有尽有，他们希望通过活动来培养孩子们各方面的能力；
4、他们提倡的是寓教于乐和素质教育，尽管英国也有GCSE和A-level这类的考试，这些考试都集中在国内的初三到高三阶段，在这之前，学生们可以尽情去探索自己喜欢的东西；即便是到了GCSE和A-level阶段，大家也还是有大量的时间去参加课外活动；
5、大部分英国传统私立学校，都是要求学生寄宿的，寄宿的好处在于：父母省心，孩子能学会融入集体、独立生活；
6、小班教学，师生比例高；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