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市西部国际中学怎么样 察素齐二中初二老师哪个最好

左图：内蒙古土默特左旗塔布赛公社乃莫板大队北京知青郭凝（1970年）
右图：法国巴黎《欧洲时报》记者郭凝（1988年）
（一）土左旗师训班
接到通知到塔布赛公社开会，二里地，出了村再过几道沟坎就到了。几个村的北京知青汇聚一起，人不多，都是这批选调到土左旗的，据说有当工人，有当教师。不管当什么，知青们都喜形于色，相互开着玩笑。很快公社干部告知，雨施格气的徐鹤寿、七炭板的胡佩诚、乃莫板的我和梁士华是土左旗教育局要的，有如梦幻，没有想到。1968年9月9日从北京来到内蒙古土默特左旗，5年大田劳动，习惯了农民生活，刚刚20岁出头，还没急着要走，突然宣布离开，以后不用耪大锄、挑大筐、拔麦子、削糖菜、沤胡�h、喂猪，不用拉风箱做饭，不用到井台挑水，连腌酸菜都不用了。吃饭有食堂，要热水有锅炉房，上厕所不用跟猪搏斗，这些社会主义理想已经近在咫尺，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有时间看书，这幸福来得太快太突然。1972年12月天寒地冻时节，零下38度，马车拉着我们来到察素齐，到师训班报到。
察素齐一中是土左旗的最高学府，腾出两间学生宿舍供师训班使用，女生宿舍两边是长通铺，每人一个被褥的位置，衣箱放床头，白天卷起被褥，铺面够宽敞，仰面可看书，趴着可写字，桌椅板凳全省了。男生宿舍大概也是这个格局。旗教育局的董文烈老师负责师训班，宣告师训班总共三个月，第一个月政审学习，第二个月考试分配，第三个月放假回家。
我一听 “政审”就头疼，下乡时候就躲这事儿，那年17岁，已能独立思考。离开北京的时候学校让填表：1.家庭是否有海外关系。2.父母是否有历史问题（凡是1949年以前参加工作的都是“历史问题”）。3.父母文革是否被批斗。这三条我都“有”，可我都填了“无”。于是，到乃莫板插队后不久，土左旗政府调我上去帮助清理 “敌伪时期”档案，每天坐办公室，工分记得高，还有大白馒头吃，这么好的事儿，可我就是提不起劲儿，总是瞌睡，没几天就要求回村里劳动。觉得清理档案应该是出身没问题的人来干，自己没资格，大田劳动我心里踏实。写大队“四五规划”，我在村里跟着党支书李荣干得挺起劲儿，考察地形，测绘地图，真是看到了乃莫板社会主义建设远景。后来塔布赛公社调我上去写资料，白馒头大烩菜，最高待遇，我干了几天又要求回村劳动，同理，回村干活心里踏实。虽说是“重在政治表现”，可是政治表现好了，也很麻烦。我被要求入团，第一次躲了，第二次大队领导说是上级的意思，我说我条件不够，我指的是家庭出身条件，可是团支书喜旺他不懂我的意思，非说我条件够、表现好。这倒是的，闷头干活实受，整“内人党”我努力制止武斗，老乡们都说我是好娃娃。这个评价中肯，我是好娃娃，于是宣誓入团了，连表格都没要我填。过了年，我担任了大队妇联主任，把全村妇女工作搞得红红火火。这回更麻烦，大队党支书李荣找我谈话，动员我申请入党，我吱吱唔唔，心想这回躲不过去了，入党一定要进行组织外调，那我填的三个“无”就露馅了，我必须悬崖勒马，不能表现这么好了。于是，我借口 “肺部出了问题”辞去大队妇联主任职务回北京休养去了。心想，顶多说我 “革命意志衰退”，这总比说我填三个“无”“欺骗组织”强多了。我在北京休养几个月整天看书，心思重，吃得少，瘦身30斤，面色白皙，又回村了。离家那天北京瓢泼大雨，我撑着伞，拎着行李包，��着大水走出院子，妈妈追在后面说别走了，我头也没回走了。到了村里，大队给我安排看村边小树林的轻活儿，对我照顾很好。
没想到进了师训班还是要过这个“政审”关。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我提不起劲儿，每天在通铺一躺就是几个小时，一动不动。来自北什轴公社的陆庆和担心我精神出问题，尽量跟我说笑话。她们村9个女同学3个出了问题，都是她照顾的，然后送回北京。其实，我当时是心理问题，政治压力对人的摧残极为严酷，自闭，抑郁，估计不少知识青年承受病痛折磨，有的甚至影响一生。
董老师在政审学习课上说，你们转正以后就是国家干部了，家里有什么问题一定要现在说，对组织忠诚，不然以后会有麻烦。大多数同学出身清楚，都在复习功课，准备考试。教室里只剩下徐鹤寿和我对着纸笔发怵。徐鹤寿和我一样都是教授子女，中国教授大都在1955年肃反或1957年反右遭遇冤案。不用猜也知道，徐鹤寿与我面临同样难题。那时候知青同学大都互相体谅，谁也不会问谁家里问题。徐鹤寿自言自语：还是给人家写了吧。我苦笑，心照不宣，拿起笔来，忽然有了灵感，把父母宽以待人、勤恳工作写了一篇散文，对三个“无”采取了模棱两可、若有若无的办法。写完后长出一口气，交了。
第二天董老师特别关注我，大家都在复习功课准备考试，我没复习，反正我没有课本，也没地方张罗。董老师问我：“你怎么不复习呢？”我顶了一句：“我为什么要复习呢？”董老师没说什么，笑笑走了。我那些日子出于对“政审”的抵触，说话没好气，一反我平时温和的性格。
考试那几天我很放松，答卷还算顺利，尤其是语文，轻而易举。在语文考场上，董老师走到陆庆和的桌旁，忽然高声说，嘿，我要的就是这个劲儿！接着拿起陆庆和的考卷念了一句：“今天的考试只能考出书本成绩，未来的实践才是真正考场！”董老师的这个举动让我认识到一位不同寻常的教师，陆庆和考卷上的这句话成为我们一生的尺度。
考试完毕，董老师一个一个找去单独谈话，算是面试吧。轮到我，董老师说，你倒好，让说家庭出身问题，你不置可否来了篇散文，你的文笔和思路都很不错嘛。考试成绩不错，语文非常好，数学嘛，凡是你学过的都答对了，可见你的学习基础很好，停课六七年了，你又没复习，能够考出这样的成绩说明你的学习能力很强。我楞住了，连我不复习都被列入成绩测量之内，原来两个月期间老师一直在观察我们呵。这一番话把我的自信程度结结实实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董老师又说，按照你的考试成绩和学习能力，应该分配到中学教书，可是你的学历只到初中二年级，如果去教小学，那太可惜了。只有一个办法，你“小三门”怎么样 ？就是音体美方面。我说音乐方面我有把握，我会键盘乐，我介绍自己从小被选入北京市西城区少年之家歌舞组排练歌剧，中学考入北京市少年宫合唱团，有舞台经验，还有接待外宾经验。董老师笑了，让我准备考试。整个土左旗只有一架钢琴放在库房里，长期受潮，音准不够。3天后我在风琴上激情弹奏《国际歌》，顺利通过考试。
不久，宣布分配名单，我和徐鹤寿、胡佩诚、尹占华分配到新建不久的察素齐二中，他们三位原是北京四中高三，比我年长5岁。陆庆和分到毕克齐中学教语文，距离察二中30里，火车一站地。董老师说，你和陆庆和是好朋友，把你俩分开，友谊才可天长日久。董老师想得周到，此后我和陆庆和天南海北成为一生的知己好友。分配完毕，师训班的第三个月是放假回家，我们挣到人生第一份工资，高高兴兴回北京探亲，1973年过了春节，就进入各自学校开始教书了。
关于“政审”，几个月后土左旗教育局发往父母单位的“政审”函调有了回复。一天，董老师到察二中找我，站在操场边上问，你父亲档案资料有这么厚，你知道吗？说着做了一个3寸厚的手势。董老师确认我不知道后慈祥地说，你不知道也好，在心中保持父亲的美好形象吧。就这一句话，把我几年来躲来躲去的心理问题解决了。我父亲的冤案始于1955年，彻底平反是1980年。在文革阶级斗争最尖锐时期，董文烈老师与土左旗教育局保护了我，也保护了许许多多出身“有问题”的北京知识青年。我在察二中没有受到政治方面的歧视，还担任了教工团支部书记。
（二）察二中的北京知青

左图：内蒙古土左旗察素齐二中教师曹小敏（左）、郭凝（1974年）
右图：郭凝在法国巴黎歌剧院前（2006年）
1973年春天开学，我开始在察素齐二中担任高中一年级与高中二年级的文艺教师，文革期间中学取消音乐课，高中开设文艺课。半年后从呼市师范学校分配来几位北京知青，个别北京知青也从村里调来代课。如此，察二中的教师除了几位内蒙古师范学院毕业的文革前老大学生，以及从各个公社中学抽调的老教师（包括1位清华大学毕业的右派，上海人），就是我们10位北京知青教师了。徐鹤寿、胡佩诚、尹占华、张兴生、方进玉、张眉都是北京四中高中同学，冯洁、曾令萍、郭凝、曹小敏来自北京几个女中。我们担任的课程有：数学、语文、历史、英语、文艺，其中有4位同学担任英语教师，可见土左旗教育局对英语的重视。
方进玉从呼市师范来到察二中，一眼认出我，你不就是那个在知青大会发言的吗，说着念了我的一段“台词”，竟然一字不差！我一直认为方进玉具备电影演员的风范，如果他从影，那是了不得的大明星。
方进玉念的我3年前那段“台词”，当时镇住了台下将近2000北京知青乱哄哄场面，全体知青静静听我即兴演讲了50分钟。我们北京知青1968年一到乃莫板就实行“小共产主义”，小组同学团结互助，在村里各方面发挥了先进作用，村里口碑很好。土左旗知青安置办（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派到村里蹲点的郑同志，眼见我们所作所为，听到村民们对我们夸奖，写了蹲点报告呈告旗委，乃莫板北京知青小组被列为优秀集体。1970年春天，知青安置办召开土左旗第一次知青大会，我被要求提前3天到察素齐招待所写发言稿。这3天的写稿简直是拉锯战，我写出实实在在的事情，实实在在的感受，比如挖山药窖是生存需要，不挖窖就不能储存山药，半年就没得吃，这与“扎根农村一辈子”口号不沾边，所以我不能上纲到政治高度。郑同志要求我写的“政治”，我写不来；我写出来的，郑同志又通不过。无奈，旗委派来一位记者帮助写，我根本无法听他说话，他那些套话令我反感。拉锯3个昼夜，我3天没出招待所，3夜没睡觉，直到知青大会开始，稿子涂了写、写了涂，没写出一个字。事实上我和许多知青一样，在农村生活逐渐学会实实在在，不再可能盲从 “空对空”。
汽车把我接到大会现场，已经是第三个发言了。台上念稿，估计前三个发言说的都是套话，北京知青不爱听，台下乱哄哄的。轮到我上台了，看到台下一片蓝棉袄，这是北京知青1968年到土左旗第一天政府发给的，平时干活都舍不得穿，到旗里开大会如同过节，大家都穿上了。我已3天没睡觉，脑子昏昏沉沉，也没有稿子可念。郑同志在后台一定比我紧张多了，他不知道我能说出什么来。我定定神，对着麦克风说，大家这么吵，我也没办法讲，讲了大家也听不清，能不能安静点儿，让我把这个发言讲完。谁也没料到一个19岁北京知青丫头这么沉稳，一句套话都没有。突然台下爆发一片掌声，立即安静下来。这个场面让我太振奋了，脑子也清醒了，进入即兴状态，脱稿讲了整整50分钟，结合实际问题具体介绍我们小组的做法，鼓励大家要团结，乐观对待困难。这些话北京知青爱听，我在热烈的鼓掌声中回到后台，郑同志迎上来紧握我手，我说你批评我吧，我没按照你的要求去做。郑同志诚恳地说，还是你批评我吧。从此，我再也没见到郑同志，只是听说他是旗教育局的干部。也许，几年后土左旗教育局给了我们乃莫板北京知青两个教师名额与此有关 ？直到离开土左旗，董文烈老师才告诉我，郑同志一直很关心我。写到这里，忘了几十年郑同志的名字突然冒出来，郑同志姓名应该是郑善理。但愿没记错。
察二中的校舍是新砖瓦房，这在当时遍地土坯房的土左旗来说极为先进。交通也方便，通往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市的公路就在学校操场外边，穿过两条土路就是察素齐火车站，直通北京。我们10个知青教师的家都在北京，除了寒暑假，每天都住在学校教工宿舍。食堂做饭的师傅老吴，瘦瘦高高，单身，脾气倔，也住校。那时的伙食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午饭晚饭每天两顿都是小米饭与烩南瓜，一碗南瓜5分钱，我吃半碗3分钱。几乎吃不到荤菜，老吴高兴了就做山西刀削面，捧着和好的面团拿刀直接往开水锅里削。我们看着吃着都特别开心，经常跟老吴开玩笑，哄他：老吴今天削不削 ？老吴削一个！这话儿成为察二中知青教师的经典名言，徐鹤寿讲话幽默，方进玉表情丰富，他俩面对老吴调侃，那是最精彩的。
察二中两位领导大刘二刘，想不起他们的姓名，却忘不了他们对知青教师的宽容。大刘曾是呼市团委书记，调到察二中当党委书记一把手，对知青教师很和蔼，总是满面笑容。二刘是从公社中学调来当校长，教导学生很有一套，有一次批评刺头儿学生说，你回家告诉你妈做饭，我要去你家吃饭，那个学生吓坏了，我听着忍不住大笑。大刘的家属在呼市，他每两周回家一次，平时住校。我们这些知青教师周六晚上没事干，凑到一起打乒乓球、唱歌。唱的都是《外国民歌200首》里面的歌曲，这些表现人性与爱情的音乐都是文革时期的禁区。一开始我们还不敢放声唱，先要看看大刘这个周末回呼市没，而且做好了防御准备，一旦受到干预立刻改成批判会。徐鹤寿即兴演习让大家笑疼肚子，胡佩诚一本正经跟着起哄，我们嘻嘻哈哈反叛政治禁锢，以此为乐。充满青春朝气的知青教师，此时在察二中信马由缰，比在首都北京自由多了。事实上，大刘对此一清二楚，装聋作哑从不刁难，给足我们自由，任由我们唱翻了天，也不会干涉。每个周六演唱禁歌，我是当然的助兴琴师，弹奏委婉乐曲，伴随知青教师尽情欢乐。张眉去呼市的时候又搜罗来一些老唱片，这真不容易，太珍贵了，在北京 “破四旧”砸了多少老唱片。很快，北京知青当中传开“察二中是右派窝”的美誉，名声远扬，成为名副其实的温馨圣地，来串门的知青多了起来，近处的有轴承厂的，化肥厂的，远道的有留在村里种地的。由于大刘二刘的庇护，我们没有受到任何阻止，思想宽松，更加努力工作。改革开放以后察二中知青教师大都成为中国高教、科研、媒体的骨干。
按部就班，我每天教3节文艺课，每周18节。学生们课堂学习乐理、歌曲，课余学习独唱、舞蹈、乐器、话剧。为了提高学生兴趣，提供表演实践，我提出举行全校文艺表演大会。徐鹤寿、胡佩诚都是班主任，很赞成。我挂出通知，全校行动起来，察二中的课余时间活跃了，每班学生都在排练节目，准备参演。我在18个班轮流辅导，对徐鹤寿、胡佩诚的班级重点培养。察二中涌现一批学生文艺骨干，我指挥骨干们开展工作，学生们筹备服装道具、组织小乐队、学习化妆彩排等等。临近演出，大刘二刘带着一大帮高个男学生推车运土，搭起一个很庄重的露天演出土台，竖起长杆，挂上幕布，开幕闭幕都有了。张眉懂电器，在土台旁安装扩音器，调好音响。我没想到校领导能够这么大力支持，把操场平地表演提升到露天舞台表演。那年我22岁，还没有经验，这样的全校活动首先应该请示校党委、校长，组织工作就方便多了。也许一切都是顺理成章吧，我自己从小习惯歌舞排练和舞台表演，轻车熟路，也就自作主张了。校领导重视发挥知青教师的作用，在最后关头扶助一把。演出当天，班主任们忙前忙后，各班学生热情高涨，台上表演也都不错，圆满达到预期目标，我担任了两个小时的全场手风琴伴奏，记得尹占华挎着照相机负责全场摄影。王秀文老师后来悄悄告诉我，大刘一边看节目一边夸奖，连声说小郭老师真能干。其实，我还忘记了一个重要程序，没有安排党委书记大刘和校长二刘讲话，大幕拉开，音乐响起，全场都以学生为主了。
教文艺课，也就教了全校学生，我在察二中教过的学生超过3000人，不输于孔子。感恩曾经的领导和同事，遥祝土左旗二中蓬勃发展 ！
2017年7月27日于巴黎完稿
作者简介： 郭凝（郭萃容），法籍华人，巴黎法中友协执行主席，法中高层协调人。获法国国家社会科学院“历史与文明”深入研究文凭。长期从事海外媒体与法中民间友好事业，曾任《欧洲时报》记者、《星岛日报》驻巴黎记者。郭凝是北京知青，在内蒙古土左旗奉献8年，1968年9月9日在塔布赛公社乃莫板大队插队，1973年-1976年在察素齐二中担任文艺教师。

巴黎法中友协执行主席郭凝率领法国市长代表团访华 （2011年）

郭凝在法国西部布列塔尼，该地区畜牧业发达。（2017年）

包头确实不错，我去过，另外呼和浩特、鄂尔多斯、乌海、赤峰我也去过，但是我觉得包头仍然是内蒙古最好的城市，也是最发达的城市，其他的不说，就城市规划而言，包头就做的很不错，包头属于重工业城市，钢铁、铝业、稀土、煤炭、电力、军工制造是这个城市的重要经济支柱，一大批国企聚集在包头，当然，近年来，包头不断进行经济模式转型，大量的民企也遍地开花，比如包头的北大软件科技园、稀土高新区企业园、青山区企业制造园，第三服务业也蓬勃发展，高楼林立的市区景象确实有点国际性都市的感觉，近几年，包头的地位不断提升，交通体系不断完善，应该会带领内蒙古走的越来越好吧。
呼和浩特是内蒙古的首府所在地，但是怎么说呢，总感觉经济搞的一般，没有太大的冲劲儿，政治因素带动经济的发展模式是长久不了的，当然伊利、蒙牛这类的企业也为呼和浩特增添了不少经济动力，总体来说在内蒙古，呼和浩特排第二吧。
鄂尔多斯是后来崛起的城市，因为发现了煤田和油气田，所以一夜暴富的现象很多，但是因为是鄂尔多斯缺乏多年的城市积淀，在发展中过分的依赖煤气资源，所以产业均衡方面不是很好，这几年鄂尔多斯的民间借贷危机爆发后，一度陷入经济瘫痪，现在正在慢慢的恢复当中，不过实力还是有的，在内蒙古排第三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