蚌埠中学国际班怎么选 茅以升的故事

一、出生于水利世家

茅以升的祖父叫茅谦，是我国近代史上颇有影响的水利专家。生前写的《水利刍议》一书，至今还珍藏在北京图书馆。他一生饱览祖国山河，思想激进，致力于兴办学堂，创建报社，除了《水利刍议》，并着有《肺山文集》、《肺山诗存》等书。

当祖父目睹清政府腐败，割地赔款时，十分痛心，却又无力改变，终日寄情于诗酒。茅以升的出世使他在孙辈身上寄予了十分美好的愿望。

于是怎样为后代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就摆在祖父的面前：是待在镇江还是迁移别处？确定搬迁又迁到哪里？祖父反复考虑，最后决定搬迁到文化教育非常发达的南京。

家迁到南京以后，茅以升开始进入学堂学习，他读书更刻苦了，一天吃晚饭时候，茅以升不见了，一家人都着急，大家分头连喊带找，也没发现人影。

后来，祖父发现阁楼里有一丝微弱的灯光，上去一看，茅以升正在阁楼里聚精会神地阅读古文呢！祖父很高兴，不但没有责备反而还夸奖了他，并且允诺：“等放假的时候我来好好教你。”

为了锻炼记忆力，茅以升每天早上就站在河边背诵古诗、古文。河面上，风帆往来，渔歌阵阵，他却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完全沉浸在自己所需要的知识海洋里。

天长日久，茅以升不仅背熟了许多古诗、古文，而且有效地增强了记忆力。一天，祖父用毛笔抄写古文，茅以升站在一旁默记。等祖父搁下毛笔，他竟然把一篇《京都赋》一字不漏地背了出来。

茅以升不仅能够熟背古诗、古文，而且还不畏枯燥，能够背诵那些抽象的数字。一次，他看到有篇文章把圆周率的近似值写到小数点后面100位，就决定背诵这些枯燥的数字来锻炼记忆力。

于是，他一节一节地来记这一长串数：14、15、92、65、35、89、79、32、38、46、26、43、38……尽管很难记，但从小数点后十几位，到几十位，直到100位，他硬是熟练地背了下来。

在他八十高寿时，他还能奇迹般地背诵少年时代记下的这100位数字。童年时代受祖父的影响，茅以升养成了许多学习上的好习惯。

二、“走马灯”的奥妙

一年过元宵节 ，祖父送给茅以升一只“走马灯”。起初茅以升看到这灯时，只是觉得好玩，看着看着他感到很奇怪：“这个‘灯’真的会走呀！”

通过仔细观察，他明白了其中的原理，于是从家里又找来一支蜡烛放在轮子上，点燃后，“走马灯”果真转得更快了，“实验”的成功，使他心花怒放。

长大后的茅以升曾回忆说：“就是祖父给我买的那盏‘走马灯’，使我感到世界上奥妙之事实在太多，要发现这些奥妙就要探索。”从此，茅以升暗下决心，一定要做一个探索世界上无穷无尽奥妙的探索者。

三、三叔送的生日礼物

在茅以升的父辈中，还有一个人令他难忘，这人就是他三叔。

在茅以升10岁生日那天，三叔从衣兜里拿出一本没有着色的世界地图册，并叮嘱道：“你好好看一看这本书吧！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偌大的世界呢！”茅以升接过三叔的地图册，心里感到特别高兴。

一本世界地图册，只要一翻开就能够看到整个世界的全貌。那么广袤无垠的土地和海洋，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握在了手中，真是不可思议。

在茅以升的心中，众多的礼物，唯有三叔的这份礼物最珍贵。就是三叔的这本地图册，使年幼的茅以升大开眼界，他多么希望有朝一日能到全国各地去看一看，到世界各地去看一看。

三叔送的这本地图册不仅打开了少年茅以升的视野，而且让他最初开始了解整个世界，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

四、锻炼强健体魄

少年时代的茅以升十分热衷晨跑、打篮球等健身活动，尤喜欢在广阔的场地上踢足球。作为一名足球队员，他经常参加激烈的足球比赛。当他身着足球运动服时，威风凛凛，神气十足。

他在踢前锋时，跑动灵活，时而迂回，时而穿插，经常到对方门前，抬脚劲射，破门得分，成为学校足球队离不开的“射门猛将”。

不久，茅以升刚进唐山路矿学堂，一场严重感冒并发扁桃腺炎曾使他几天卧床不起。病愈之后，他突然发现洗冷水浴同运动一样，能强健体魄。

于是每天晨起，他坚持用冷水洗脸，以改善和提高身体的抗寒能力。尤以隆冬，用冷水洗脸后，一股股暖流遍布满脸和双手，他认为不仅锻炼了抗寒能力，更磨炼了意志。午后，他也仍用冷水浴身，长年累月，茅以升让皮肤在冷水的按摩中，饱享健康的快乐。

至此以后，几十年来，他很少再患感冒。每天坚持进行的冷水浴，为他在几十年的科研、教学、写作、社会活动等工作，带来了旺盛的精力。

五、端午节的悲剧

在茅以升的家乡，每年端午节的时候都会在秦淮河上举行龙舟竞赛。有一次当人们正兴高采烈地观看比赛时，桥突然坍塌，许多人掉到河里，人员伤亡不少。

这件事让茅以升万分痛苦，随之一连串的想法在他脑海里翻滚：桥为什么会坍塌？能不能造一座承载压力大而又长期不塌的桥呢？正是秦淮河上这座桥的坍塌，使少年时代的茅以升下定决心。

将来上大学一定要攻读土木工程专业，一定为国家造出永不坍塌的桥梁，避免此类悲剧的发生。从此，茅以升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开始了向桥梁事业高峰的艰难跋涉。

学习经历
1904年生于四川成都华阳县；早年在私塾就学；1922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国立东南大学附属中学（1928年改名中央大学附中、1949年改名南京大学附中，1952年改为南师附中）；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连长、营长，后任第一团团长，参加东征、北伐。
勤奋读书
孙元良父亲孙廷荣是晚清的一名知县，67岁才生下孙元良。孙元良年少时，父亲便去世，但他一心秉承祖训，勤奋读书，成绩优异。
队伍情况
1926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1期炮兵科，不久辍学回国，1932年，任第二五九旅旅长，参加一・二八淞沪战役，在庙行镇击退日军，此役被当时国际间评为“国军第一次击败日军的战役”；以此役获宝鼎勋章，擢升为第八十八师师长。
军旅生涯
1924年初，孙中山先生创办的黄埔军校在全国各地招生，正在北大读预科的孙元良闻讯后马上报名投考。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的招考非常严格，必须要有人引荐。孙元良的推荐人便是李大钊。1924年6月，在顺利通过了初试和复试以后，孙元良成为了黄埔军校一期学员，与关麟征、陈赓、杜聿明、侯镜如等人一同被编在学生三队一区队。自此，不满20周岁的孙元良开始了军旅生涯。
颇得器重
在军校的开学典礼上，孙元良作为仪仗队队员，有幸在大门口迎接名誉校长孙中山；在黄埔一期学生中，孙元良文化程度较高，加之仪表堂堂、风度翩翩，颇得校长蒋介石的器重。
东征陈炯明
民国14年2月广东国民政府第一次东征陈炯明，惠州守将杨坤如见坚守无望，不战而降。
10月广东国民政府第二次东征陈炯明。各种版本的战史都记载，在攻打惠州城的战斗中，时任第4团3连连长的陈明仁在团长刘尧宸牺牲的情况下，高举军旗率领该连最先登上城头。
升任炮兵营长
至于他吹嘘的因“功”升任炮兵营长，那是1928年蒋介石资助孙元良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镀金深造回国后的事情（这是下面要介绍的段子）。其实用点脑子都能想出来，炮兵这种技术兵种，会随随便便让冲锋陷阵的步兵去干？还一干就是营长？东征时的炮兵连长是陈诚。
北伐孙传芳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蒋介石的嫡系第1军第1师和程潜的第3军攻打江西的孙传芳。第1军贪功冒进，贸然攻打南昌。侥幸得手后不思巩固战果，反而大肆寻欢作乐。结果孙传芳部连夜反击时，第1师师长王柏龄正在窑姐的床上，党代表缪斌也临阵脱逃。结果第1师一败涂地，南昌得而复失，王柏龄和缪斌遁逃避祸。
战斗甫一打响
孙元良时任第1师第1团团长，算是嫡系中的嫡系了，当时负责驻守牛行车站。战斗甫一打响，由于缺乏警戒，孙元良惊慌失措之中率先逃跑。部队群龙无首，尚未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已经纷纷作鸟兽散，致使战略要地失守，南昌门户洞开。事后，孙元良团被程潜派驻奉新，向东警戒，掩护主力部队集结，但孙却拒不执行命令，一闻敌讯，便继续西撤。
气急败坏
蒋介石气急败坏，马上赶到奉新前线，立即召集第1师训话，声色俱厉，杀气腾腾：“这次打仗，第1团团长孙元良没有得到命令便退却，应照革命军的连坐法来枪毙。这次失败，是我们革命军最不荣誉的一件事，也是北伐史上最耻辱的一页，倘使第1师不退下来的时候，我们的战事，一定不会失败；所以孙团长没有命令擅自退了下来，一定要按法枪毙。我们第1师，从前是最光荣最有名誉的军队；现在被孙团长个人毁坏，难道我们还能容忍这种败类，不枪毙他吗？”
蒋介石并不是嘘声恫吓。第二天清晨，他又召集朱培德之第6军及孙元良团再次训话，重申了对孙元良的惩罚决定：“我们革命军的历史，是很光荣很名誉的。现在打下了南昌，又退回来，都是因为第1师第1团团长孙元良，没有命令，怕死退下来了，所以有这一次的失败。孙团长犯我们革命军的连坐法，我要把他枪毙。你们各位官长士兵，可晓得军法是不容情的，若是犯了连坐法，无论哪一个，都要依法枪毙的。”
颁布《革命军连坐法》
自从“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第1军，结果本是精锐的第1军思想迅速下滑、军纪败坏，战斗力大不如前。蒋介石痛定思痛，颁布了严酷的《革命军连坐法》，整顿军纪。孙元良正好撞到枪口上，大家都以为他死定了。
很快，孙元良消失了。不料，1928年，孙元良突然重新出现在大家面前，气宇轩昂，面有得色。他不仅躲过此劫，而且还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镀了一层金。归国后，即任国民政府警卫第1旅炮兵团团长。到了1931年，已升任警卫第1师第1旅旅长，可谓仕途坦荡，风光无限。
原来蒋介石在薛岳、刘峙等人的劝说下，考虑到孙元良忠心耿耿，是黄埔军校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成员。黄埔一期生本来人数有限，历次战斗中战死者、共产党拉去者甚众（要知道黄埔一期生中，共产党员不在少数，赫赫有名的“黄埔三杰”中的两个半都是共产党员呢。其中陈赓、蒋先云是共产党员，贺衷寒早期是共产党员，后退党加入国民党）。如今在军中能挑大梁的人已是寥若晨星，弥足珍贵。作为此后争权力、夺江山之资本，怎么能为区区南昌失守而杀了自己的得意门生，寒了黄埔同学的心呢？）于是，蒋介石法外施恩，孙元良因祸得福。
转战南中国，飞将军贪财好色
“一・二八”抗战后，损失惨重的几个德式师回到后方整编。当年秋天孙元良调任88师副师长，驻武昌。同年12月在上海迎娶吴懿辉。1933年88师开赴闽赣“剿共”前线，镇压“福建人民政府”，与昔日并肩抗日的19路军兵戎相见。后又参加第五次“围剿”，与红军作战。1935年初，88师师长俞济时调任蒋介石侍从室侍从武官长，孙元良接任88师师长。同年孙元良率部借追击红军之机入川，驻万县。孙元良虽极爱钱财，亦甚好打猎，但极其厌赌，故88师在四川的军纪尚可。
1936年，战争阴云笼罩中国。孙元良的88师重新移防无锡、江阴。1937年8月12日，88师经过紧急铁运抵达上海。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88师作为德式师主力之一，首当其冲冲在了最前面。国难当头，孙元良倒也卖力，88师将士用命，奋力拼杀。可惜由于整个战役战术的失误，迟迟未能攻下日军阵地。反而是日军依托火力优势和坚固工事，固守待援。随着日军的增援，国军不得不转入防御。
在这僵持状态下，孙元良贪财好色的本性开始显露。财政部为88师拨了26万元国防工事费。不过闸北有的是仓库、钢铁，以及老百姓逃亡后留下的空屋。孙部就地取材修筑工事，未花分文。所拨经费基本落入孙元良的腰包。结果由于材料质量不合格，工事防御效果低下，以至守军士兵往往未见敌寇一面，就在这劣质工事中葬身于日寇炮火之下。
时任第88师军械处主任兼南京通讯处主任的葛天回忆道：“（1937年）10月上旬我到上海，那天正好遇到上海学生代表在四行仓库88师师部慰劳，这时孙元良看到一个女学生代表眉清目秀，就以花言巧语要该女生单独在师部多玩一下，企图强奸。这个情况被该师副师长冯圣法知道后，曾前往劝解无效。这时我到师部，冯要我再去一劝。我照冯意对孙劝说后，他竟说：‘英雄总是和美人联系在一起的，自古英雄都喜欢美人，尤其是我们在上海作战有功，做这一点小事没有什么。’”
“在八・一三战事发生后，上海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都是满腔热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拥护抗战。有的直接参加战斗，有的节衣缩食集资慰劳军队，凡是军队需要的物品，应有尽有。孙元良曾派师少将参谋长张柏亭、上校师附张裕良和上海各团体接洽，将一部分慰劳物姿变为现金，孙元良就这样从中渔利。……还令该师军需主任宋尚鲁（宋希濂的亲兄弟）把上海抢劫来的棉纱等偷运武汉出售，所得的钱交我转其妻吴懿辉。”
淞沪大转进，飞将军灵光突现
1937年11月5日，日军第10军登陆杭州湾金山卫，形成对淞沪前线中国第三战区部队的包抄之势。国军反击未果，为避免全军覆没，不得不下令“转进”。由于指挥混乱，通信手段低下，“转进”变成了溃退。
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本来根据蒋介石的意思，命令88师作为坚守闸北，以期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和同情。孙元良此时倒还清醒，就战场实际状况具陈己见，不主张作无谓牺牲，而是选拔一支精干部队择要固守一两个据点，掩护大军撤退。提议得到了顾祝同的认同。于是孙元良把守卫闸北最后阵地的重任托付给所部524团1营，这才有了该团团副谢晋元请缨率八百壮士（实为450人的加强营，对外号称八百壮士）孤军据守四行仓库的惊世壮举。
孙元良因功升为第72军中将军长，仍兼88师师长，后又得授国民政府云麾勋章。
不过，孙部从上海撤退时，花了整整一夜沿着租界转了半圈，由闸北至沪西新泾。恰好英军守卫的日本丰田纱厂人去楼空，抛下几千大包日本棉纱，自然成了孙部的战利品。孙元良派出几十辆卡车，还有小火轮，将其全部抢运到苏锡常抛售，全师从上到下又是大大发了一笔。孙元良此时可谓既升官又发财啊。
1937年11月9日，日军突破苏州河，国军除104、105、106等师比较镇静外，余部皆溃不成军。孙元良此时带着几个卫士与部队失散，直到苏州才将参谋部重新集结起来。
南京保卫战，“飞将军”本色再现
淞沪会战失败之后，鉴于部队大多在溃退中，原本依靠沪宁之间“永备”工事进行梯次防御的战略部署难以实现，蒋介石本欲将南京设为不设防城市。后顾及国际影响，加上唐生智的“军令状”，国府决定政府内迁，成立南京卫戍军，“死守”南京。
“孙元良到南京后，用全部精神到夫子庙听戏嫖妓，很少在师部做打击敌人的准备工作。”
1937年12月10日，南京保卫战打响。88师未经休整，迅速投入到南京保卫战中，负责守卫南京的制高点雨花台和南京城南。虽然浴血奋战，终因兵力、武器、给养方面的全面劣势，仅仅两三天，外围阵地即告失手，复廓阵地主要方向也被日军突破。
1937年12月12日上午，雨花台阵地陷落，日军居高临下，攻击中华门阵地。88师262旅官兵不顾日军炮火，坚守城垣。此时的孙元良却率师直属队和262旅一部擅自向下关撤退，企图渡江北撤。在挹江门内被36师师长宋希濂的督战队用机枪“劝阻”，只得返回中华门继续作战。
中午，中华门被突破。孙元良飞将军本色再现，不通知部队，独自逃跑，躲入南京外馆。葛天回忆：“（吴求剑说）：‘在12月11日下午3时左右，我还同孙师长通电话一次，他告诉我见机行事，……就失了联络……’1938年5月中旬，孙元良到武昌珞珈山中央训练团党政班担任副主任。这时候该班有一个秘书卢则文，他同孙在苏州东吴大学同学，卢在抗战初期曾在一个外国公馆工作，有这个关系，孙就事先同他接头，一到南京紧急时候就偷偷摸摸只身逃躲卢为他接好头的某国驻华公使馆。”另外一说，孙元良用金条收买老鸨，躲入南京青楼之中。
后来在《拉贝日记》中，找到了飞将军在南京躲藏的佐证：“对于国民党第72军军长兼88师师长孙元良，拉贝更是关心入微。得知孙藏身在难民营中，拉贝亲自将他接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顶层密室里居住……”
可是孙元良在其回忆录中却厚颜无耻地写道：“我既然在江边找不着船，只好钻隙向东面的山地撤退。我们从栖霞山龙谭车站间跨越铁路，南向进入山区。土族同胞殷情地供给食物，热心地带路，并代我们找船，给了我们不少方便，也添了我们无数伤心！这样，我便带了我的司令部六百多官长兄弟，和一辈子的创痛与耻辱，从龙谭附近渡江，经泰兴、淮阴、徐州、郑州，于1938年3月下旬到了武汉。”
结果72军包括88师群龙无首，在溃退中很多官兵无法渡过长江，在南京城内被日军俘虏，成为日军屠刀下的冤魂。可叹一支精锐的德式虎贲，就这样被葬送了。
不知道苟延残喘至今的飞将军，有何脸面去见九泉之下惨死的袍泽。
重振旗鼓
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国军称豫湘桂会战。此间国军除了在长衡作战中还抵抗了一阵，基本就是一溃千里。日军兵锋甚至直指离陪都重庆近700公里的贵州独山，一时重庆震动。
此时孙元良所部29军91师在严令下正火速驰援（顺便说一句，那个采访记录中孙部长途调动的里程自己加起来都对不上，不知道是飞将军自己老糊涂呢，还是胡大作家算术没学好）。11月30日夜，91师搜索部队与日军前锋遭遇。1937年12月1日，91师在美机配合下，依托黑石关、白蜡坡等有利地形逐次阻击日军13师团步兵104联队（后有山炮兵19联队一部加强）。
日军104联队于是以第1大队迂回，于次日进入独山。独山守军放弃了大量的军用物资，望风而逃。1944年12月2日，日军步兵104联队“未料到第1大队11时30分即已冲进独山。海福联队长和野野山参谋一时真假难辨，直到再次来电证实，方始放心”。说日军推进太快，还不如说国军溃退太快。1944年12月3日中午，日军104联队主力转向进入独山，工兵13联队也随后进入。
当天日军第11军接到报告后，认为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而104联队孤军深入，后援不继；反之国军增援部队已经赶到，并占有制空权。于是命令第3、第18师团按计划“反转”。日军独山部队大队长以下军官申请拒绝反转，主张挺进贵阳，后在野野山参谋说服下作罢。随后日军大肆烧杀抢掠，并破坏了独山附近的所有设施、工厂和军需物资，于1944年12月4日黄昏主动后撤。白崇禧在事后的总结中也承认日军是主动撤退。
1944年12月8日拂晓，孙元良率部“克复”独山，顺便在滇缅路上截留了几十辆商车。以此“功绩”，孙元良获得“青天白日”勋章。
1945年5月，日本已经日薄西山，孙元良的29军在局部大反攻的浪潮中，“奋勇”向前，一路克复河池、德胜、宜山（还得而复失了一次）、中渡、永福等地。
抗战胜利后，孙元良奉京沪卫戍司令汤恩伯之命出任常镇地区警备司令，后任第三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为扩充力量，孙把周佛海、刘明夏等人所辖伪军残余甚至一部分日军改编成卫戍部队，担当“剿匪”任务。同时借收缴敌伪财产之名，大肆搜刮。1946年冬，孙元良调任重庆警备司令。任上嗜好跳舞，常与高级妓女出入舞厅。唯禁烟甚力。
淮海大战，飞将军全身而退
1948年初，蒋介石察觉出孙震有保存实力的企图，便欲罢其兵权、拟另派人统辖孙部。孙震为避免军队被蒋吃掉，同时继续保有对旧部的领导权，于是推荐侄子孙元良接替自己，以求两全。蒋考虑到孙元良毕竟出身黄埔嫡系，与川军原无大的瓜葛，于是顺水推舟，谕准此事。久失兵权的孙元良青云直上，就任第16兵团司令高位。接管叔父军队后，孙元良仗着蒋、孙两大背景大肆贪污、冒领军饷和勒索、套购黄金等，甚至把老蒋下发给兵团官兵的数十万大洋赏金也尽数装入私囊。
曾经和孙元良在上海南京战场并肩作战的宋希濂在调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前，一听到孙元良在徐州当兵团司令，便明确表示坚决不去：“孙元良我是深知道的，是个把个人看得比什么都高的人，我无法与他共事。”
淮海战役（国军称“徐蚌会战”）开始不久，孙元良16兵团第99军被配属在蚌埠布防，兵团主力奉调移师宿县，防守徐州后方。随即被迫再次北上救援黄伯韬兵团。结果宿县也被中野三纵攻占，津浦线被彻底切断。黄伯韬兵团在碾庄被华野全歼。
此时黄维12兵团还在东进，妄图夺取宿县。黄维兵团拥有4个军和一个快速纵队，其中包括国军五大主力中的18军，是陈诚“土木系”的嫡系部队。可是中野已经给他设下了大口袋，用几乎同等兵力，将其包围在双堆集。
国军在淮海完全陷入被动，杜聿明被迫率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向西南撤退，企图依托淮河，会同蚌埠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解黄维之围。未料在永城地区陈官庄就被华野主力团团包围。杜聿明无奈下令三个兵团分三个方向突围。
此时孙元良将“飞将军”的本领发挥到了极至。孙元良指令16兵团所部分散突围，令曾配属过快速纵队的125师掩护兵团部突围。为防杜聿明变卦，孙元良还命令截断电话线，嘱咐指挥部电报一律不收。结果邱清泉和李弥部果然奉杜聿明之命取消突围，孙元良部孤军突围，一万多人在混乱中被歼，军长、师长大多被击毙，残部只得重返包围圈。
可是孙元良居然化妆成中尉副官，趁乱骗过盘查，只身逃脱！后又化妆成农民，逃到信阳火车站。
1949年1月6日，华野发动总攻，杜聿明、邱清泉等人非死即降。孙元良却已经回到南京，获准重组16兵团了。对比之下，“长腿将军”刘峙只能自愧不如，恐怕只有清末长跑名将叶志超才能比拟。
晚年定居台湾，不提当年勇
1949年底，孙元良来到台湾。背着战败丧师之责，加上国民党高级将领间的内斗，他精神郁闷，最后选择了退役从商。
上世纪70年代初，孙元良一度旅居日本，开了一家名为“天福园”的面馆。
1975年，他重返台湾定居高雄，在当地一家针织品公司当董事长，退休后，孙元良到台北定居，闲来无事时著书立传，写了回忆录《亿万光年中的一瞬》等。
晚年的孙元良很少提及当年的风风雨雨，心境平和地专注养生；孙元良的第5个儿子孙祥钟，即是影视双栖的台湾资深艺人、偶像演员秦汉，他曾回忆说：“即便是对自己的儿女，他也很少说起过去参与的战事。”
1985年，孙元良最后一次高调亮相。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否认1931年后日军在华大屠杀的事实；当年大屠杀发生的时候孙将军正好偷偷离开部队，躲在妓院里避难；作为历史的见证人，81岁高龄的孙元良在台湾高雄市发表了一份抗议书，义正词严地驳斥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谎言。
2007年5月25日，孙元良在台湾逝世，享年103岁；在他过世前，是硕果仅存仍然在世的黄埔军校一期校友， 生前行事低调的他，身后事家属也将力求精简；他的后事家属会依照其遗嘱指示不发讣文，只在报纸登半版广告告知亲友，至于骨灰则暂厝林口，等待适当时机再迁葬回大陆南京。

王安忆
中国当代著名中年女作家，八十年代即已成名，其短篇小说《小鲍庄》被视为寻根派代表作。其母茹志娟亦是作家，可谓家学渊源，但我更喜欢后者的作品。王安忆的许多作品以上海为背景，如近期比较有影响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她是一个讲故事的能手，一段旧事娓娓道来，很有女性的细致感。但也嫌有些絮叨。对细节很执着，总是不厌其烦地从头讲起。她的作品中，我比较喜欢的是一个较短的长篇，叫《米尼》，大概是写一个有偷窃癖的女孩子，很有意思。（宇慧 2000，1，21）

自然资料：当代女作家，祖籍福建同安，1954年生于南京。1955年随母茹志鹃迁居上海。1969年初中毕业。1970年赴安徽插队。1972年考入江苏徐州地区文工团。1978年回上海任《儿童时代》编辑，后任中国作协理事、作协上海分会专业作家。1975年冬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发表成名作《雨，沙沙沙》。著有小说集《雨，沙沙沙》、《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尾声》、《流逝》、《小鲍庄》，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黄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父系和母系的神话》、《长恨歌》，散文集《蒲公英》、《母女漫游美利坚》（与茹志鹃合集），儿童文学作品集《黑黑白白》，论著《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以及《乘火车去旅行》、《王安忆自选集》等。其中《本次列车终点》获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流逝》和《小鲍庄》分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长恨歌》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王安忆是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事实上，早在八十年代初期，王安忆便以《雨，沙沙沙》、《阿跷传略》等系列作品，取得公众的注意。这些作品主要是以平实细腻和充满伤感的文笔，描写大陆自文革后生活的转变。然而，当时的王安忆，与大陆许多已而或正要走红的作家，如阿城、韩少功、莫言、苏童等相较，总好像缺了点甚麽。

举例来说，《小鲍庄》那样的道德寓言，感人有馀，却不如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来得令人惊心动魄；写情欲荒原里男女间挣扎的「三恋」故事，则又缺少了苏童《妻妾成群》、〈罂粟之家》一类作品旖旎多姿的魅力。而她的其他长篇，如《黄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千言万语，却被批评为「流水账」。及至九十年代，王安忆终能以《叔叔的故事》大放异彩，随后的《长恨歌》和《纪实与虚构》等，亦证明她驾驭长篇说部、想像家国历史的能力。

既是文学评论家，亦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及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的王德威曾经描述王安忆创作的三个特徵，分别是对历史与个人关系的检讨；对女性身体及意识的自觉；对「海派」市民风格的重新塑造。而《纪实与虚构》可说是集三者的大成。

在小说中，作者意图为自己的家族寻根探源，但却与苏童、余华、叶兆言、李锐等不同，舍父系族裔命脉於不顾，反之转而探勘早已佚失的母系家谱；至於其创作和探源的据点则在上海，一个由外来者汇聚而成的都会，一个不断迁徒、变易和遗忘历史的城市。

书中内容共分十章。单数章讲述作者，即叙述者在上海成长的经过，从幼年迁入、求学、文革、流放、归来到成婚；至於双数章节，则追溯其母家族在中华民族史上的来龙去脉。最后在第十章，家史在民族史中的线索与个人在国家史中的历史记录，合而为一，并归结到作者对创作历程的反思。

事实上，小说中最令人注目的是双数章节的母系历史，且更为有趣的是，作者的「考证」显示母亲的血源乃来自北魏时的蠕蠕族，并由此开始，王安忆刻划出一篇家族兴衰史。

到此，《纪实与虚构》已是一部能令人注目的「总结、概括、反省与检讨」家史小说。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当提到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有时难免令读者以为是唐代诗人白居易《长恨歌》的小说版。其实两者并没有一点儿关系的！

小说中最令人触目的是主角王琦瑶的出场。作者花费篇幅来描写上海的弄堂、流言、闺阁、鸽子，目的只有一个：衬托王琦瑶像是吸尽黄浦精华的结晶。

「……上海弄堂是性感的，有一股肌肤之亲似的。它有着触手的凉和暖，是可感可知，有一些私心的。积着油垢的厨房后窗，是专供老妈子一里一外扯闲篇；窗边的后门，是供大小姐提着书包上学堂读书，和男先生幽会的……」细致和属於女性的笔触，具体描写弄堂的一切。

事实上，在王安忆发表了《长恨歌》后，便有学者或文学评论将之归类为张爱玲的「延续」，试想像着如葛薇龙、白流苏、赛姆生太太等角色的舞台由中华民国的上海转移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上海，一群曾经过着声色的男女，如何在夸张禁欲的政权里，度过馀生。

当然，王安忆的《长恨歌》并非全没有缺点，其缺点亦正如其优点，就是《长恨歌》只是将张爱玲没有全面写出的上海风情给予全面集中的描写，意即是成功地借鉴了别人的创意，非常流畅的将别人零碎描写的东西集中起来全面描写；可是，这些描写却非作者的原创，换言之，她只是依循前人成功的道路。当然，客观来说，王安忆的描写上海的原貌是成功的，亦显出其驾驭长篇巨著的能耐！

浅谈王安忆在九十年代后半期的写作
不像小说的小说

一九九六年，王安忆发表了头年完成的《姊妹们》，接下来，一九九七年发表《蚌埠》、《文工团》，一九九八年发表《隐居的时代》，到一九九九年，在与《喜宴》、《开会》两个短篇一块儿发表的短文里，她明确地说：“我写农村，并不是出于怀旧，也不是为祭奠插队的日子，而是因为，农村生活的方式，在我眼里日渐呈现出审美的性质，上升为形式。这取决于它是一种缓慢的，曲折的，委婉的生活，边缘比较模糊，伸着一些触角，有着漫流的自由的形态。”(《生活的形式》，《上海文学》一九九九年第五期)

这期间王安忆还在写着另外不同类型的作品，像短篇《天仙配》、中篇《忧伤的年代》和断断续续进行着的长篇《屋顶上的童话》，等等。这些作品不仅与上述一组作品不大一样，而且各自之间也差异明显。这里我们暂不讨论。且让我们只看看那一组不少人觉得不像小说的小说。

为什么会觉得不像小说呢?早在九十年代初，王安忆就清楚地表达了她小说写作的理想：一、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二、不要材料太多，三、不要语言的风格化，四、不要独特性。这“四不要”其实是有点惊世骇俗的，因为她不要的东西正是许多作家竭力追求的东西，是文学持续发展、花样翻新的趋动力。我们设想着却设想不出抱着这一理想的王安忆会走多远。现在读王安忆这些年的作品，发觉我们这一设想的方向错了。小说这一形式，在漫长的岁月里，特别是在二十世纪，本身已经走得够远了，甚至远得过度了，它脚下的路恐怕不单单是小路、奇径，而且说不定已经是迷途和险境。所以王安忆不是要在已经走得够远的路上再走多远，而是从狭窄的独特性和个人化的、创新强迫症(“创新这条狗”在多少创作者心中吠叫)愈演愈烈的歧路上后退，返回小说艺术的大道。

于是在王安忆的这一系列小说中，我们读到了内在的舒缓和从容。叙述者不是强迫叙述行为去经历一次虚拟的冒险，或者硬要叙述行为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某种新的可能性。不，不是这样，叙述回归到平常的状态，它不需要刻意表现自己，突出自己的存在。当“写什么”和“怎么写”孰轻孰重成为问题的时候，“偏至”就难免要发生了。而在王安忆这里，叙述与叙述对象是合一的，因为在根本上，王安忆秉承一种朴素的小说观念：“小说这东西，难就难在它是现实生活的艺术，所以必须在现实中找寻它的审美性质，也就是寻找生活的形式。现在，我就找到了我们的村庄。”(《生活的形式》)

好了，接下来我们要问，“我”从“我们的村庄”，还有“我们团”、“我们”暂时安顿身心的城市、“我们”经历的那个时代，找到了什么?

理性化的“乡土文明志”

作为新文化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新文学，从它初生之时起就表明了它是追求现代文明的文学，它的发起者和承继者是转型过来的或新生的现代知识分子，文学促进国家和民族向现代社会形态转化并表达个人的现代性意识和意愿的方式。今天回过头去看，在这样一种主导特征下，新文学作品的叙述者于诸多方面就显示出了相当的一致性，就是这种一致性，构成了今天被称之为“宏大叙事”的传统。举乡土文学的例子来说，我们发现，诸多作家在描述乡土中国的时候，自觉采取的都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标准和态度，他们的眼光都有些像医生打量病人要找出病根的眼光，他们看到了蒙昧、愚陋、劣根性，他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们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上，看到这一片乡土在文明之外。其实他们之中大多出身于这一片乡土，可是由此走出，经受了文明的洗礼之后，再回头看本乡本土，他们的眼光就变得厉害了。不过，在这一叙事传统之内的乡土文学，与其说描述了本乡本土的形态和情境，倒不如说揭示了现代文明这一镜头的取景和聚焦。这些作家本身可能非常熟悉乡土生活，对本乡本土怀抱着深厚的感情和眷念，可是，当他们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眼光并且只是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眼光审视这一片乡土的时候，他就变得不能理解自己的乡土了――如果不能从乡土的立场上来理解乡土，就不能理解乡土。

所以并不奇怪，我们的乡土文学常常给人以单调、沉闷、压抑的印象。民间的丰富活力和乡土文明的复杂形态被叙述者先入为主的观念遮蔽了，被单纯追求现代性的取景框舍弃了。不过仍然值得庆幸，所谓“宏大叙事”从来就不可能涵盖全部的叙述，我们毕竟还可以看到沈从文的湘西，萧红的呼兰河，乃至赵树理的北方农村，这些作品毕竟呈现出主导特征和传统控制之外的多种有意味的情形。

说了这么多，本意只是为了以一种叙事传统与王安忆的小说相对照，这一对照就显出王安忆平平常常叙述的作品不那么平常的意义来：从中我们能够看到，她发现了或试图去发现乡土中国的文明；而若以上述叙事传统的眼光看来，这样的乡土是在文明之外的。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我们显然更容易理解后一种文明：西方式的，现代的，追求进步和发展的外来文明，而对于乡土文明，却真的说不上知悉和理解了。

正是在这种一般性的认知情形中，王安忆的小说成为一种不被视为文明的文明的知音和载体，成为一种探究和理解，一种述说和揭示，一种乡土文明志。你知道《姊妹们》是怎样开篇的吗?“我们庄以富裕著称。不少遥远的村庄向往着来看上一眼，这‘青砖到顶’的村庄。从文明史的角度来说，我们庄处处体现出一个成熟的农业社会的特征。”――这就是了。

和九十年代初《九月寓言》这样的作品相比较，张炜的胶东乡村生活回忆录把一种自然的、野性的民间生命力张扬得淋漓尽致，它的背后是一种抒情的态度，那野歌野调的唱者不仅投入而且要和歌咏的对象融合为一；王安忆的淮北乡土文明志则是守分寸的、理性化的，它的背后是分析和理解的态度，因而也是隔开一点感情距离的。这样一种经过漫长岁月淘洗和教化的乡土文明，远离都市，又远非自然，有着一幅世故的表情，不那么让人喜欢的，可是必须细心去了解，才可了解世故、古板、守规矩等等之下的深刻的人性：“这人性为了合理的生存，不断地进行着修正，付出了自由的代价，却是真心向善的。它不是富有诗情的，可在它的沉闷之中包含着理性。”立基于这样宽厚、通达、有情的认识，《姊妹们》才把那一群出嫁之前的乡村少女写得那么美丽活现，又令人黯然神伤。

“两种文明”的奇遇

王安忆甚至发现，在被普遍视为保守的、自足性极强的乡土文明中，其实潜藏着许多可能性和强大的洇染力，譬如对并非出自这种文明的人与事的理解和融汇。《隐居的时代》写到一群“六・二六”下放到农村的医生。王安忆在文中说，“当我从青春荒凉的命运里走出来，放下了个人的恩怨，能够冷静地回想我所插队的那个乡村，以及那里的农民们，我发现农民们其实天生有着艺术的气质。他们有才能欣赏那种和他们不一样的人，他们对他们所生活在其中的环境和人群，是有批判力的，他们也有才能从纷纭的现象中分辨出什么是真正的独特。”你看接下来描述的“两种文明”的奇遇：“现在，又有了黄医师，他给我们庄，增添了一种新颖的格调，这是由知识，学问，文雅的性情，孩童的纯净心底，还有人生的忧愁合成的。它其实暗合着我们庄的心意 。像我们庄这样一个古老的乡村，它是带有些返朴归真的意思，许多见识是压在很低的底处，深藏不露。它和黄医师，彼此都是不自知的，但却达成了协调。这种协调很深刻，不是表面上的融洽，亲热，往来和交道，它表面上甚至是有些不合适的，有些滑稽，就像黄医师，走着那种城里人的步子，手里却拿着那块香喷喷的麦面饼。这情景真是天真极了，就是在这天真里，产生了协调。有些像音乐里的调性关系，最远的往往是最近的，最近的同时又是最远的。”

《隐居的时代》还写了插队知青的文学生活，写了一个县城中学来历特殊的老师们，这些都清楚不过地表明，在大一统的意志下和荒漠时期，精神需求，对美的敏感，知识和文化，潜藏和隐居到了地理的夹缝和历史的角落里，这样的夹缝和角落不仅使得它们避免流失散尽，保留下相传承继的文明火种，而且，它们也多多少少改变了他们栖身的所在――一种新的、外来的因素，“很不起眼地嵌在这些偏僻的历史的墙缝里，慢慢地长了进去，成为它的一部分。”――就像下乡的医疗队和黄医师，“它微妙地影响了一个村庄的质质。”

《文工团》也写到了不同文明的相遇，只是其中所包含的挣扎求存的能量左冲右突，却总是不得其所。“文工团”是革命新文艺的产物，可是“我们这个地区级文工团的前身，是一个柳子戏剧团。”新文明的团体脱胎于旧文明的戏班子，譬如说其中的老艺人，他们与生俱来的土根性，他们代代承传的老做派，将怎样委屈求全地适应新文艺的要求，而在历经改造之后却又脱胎不换骨?这个由老艺人、大学生、学员、自费跟团学习的等带着各自特征的人员杂糅组成的文工团，在时代的变幻莫测中风雨飘摇，颠沛流离，终于撑持到尽头。

“我”隐退到“我们”

现在，让我们回到与王安忆这些小说初逢时的印象。这些作品，起意就好像置小说的传统规范和通常的构成要素、构成方式于不顾，作者就好像日常谈话似的，把过往生活存留在记忆里的琐屑、平淡、零散的人事细节，絮絮叨叨地讲出来，起初你好像是有些不在意的，可是慢地，你越来越惊异，那么多不起眼的东西逐渐“累积”(而不是传统小说的“发展”过程)起来，最终就成了“我们庄”和自由、美丽地表达着“我们庄”人性的姊妹们，就成了一个萍水相逢的城市蚌埠和“我们”初涉艰难世事的少年岁月，就成了文工团和文工团执着而可怜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发展”使小说的形态时间化，而“累积”使小说的形态空间化了，开始我们还只是认为叙述只是在不断填充着这些空间：“我们庄”、文工团、隐居者的藏身之处，后来才惊异地看到这些空间本身在为叙述所建造的主体，那些人事细节就好像这个主体的鼻子、眼睛、心灵和一举一动的历史。能够走到这一步，不能不说是大大得力于一个亲切的名之曰“我们”的复数叙述者。“我们”是扬弃了“我”――它往往会演变成恶性膨胀的叙述主体，严锋在《文工团》的简评中说，在新时期的文学中到处可见一个矮揉造作的叙事者，或洋洋得意，或顾影自怜，或故作冷漠，怎一个“我”字了得――而得到的。

“我”并非消失了，而是隐退到“我们”之中。